1995年早春的一日，我收到一封从《小说月报》编辑部转来的信件。信是从济南发出的，一个陌生的地址，看样子是一封读者来信。
　　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我是济南一所大学的退休教师。最近刚读了《小说月报》1995年第2期上选载的您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系列之一《非梦》。我发现您小说中的某一段故事与我失踪多年的二哥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希望能与您联系，以便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写信的人叫贾民卿，与我作品中在抗战时期牺牲的那位青年人贾起同姓。他说他的二哥原名贾汉卿，出生在青岛，20世纪30年代末离家参加抗战，后辗转到江浙一带，曾在金华地区加入抗日组织朝鲜义勇队，1941年左右与家里失去联系，从此音信全无。据说贾汉卿后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在天目山地区英勇牺牲。但至今几十年过去，家人没有接到过有关方面的任何书面通知，更无法得知贾汉卿遇害的缘由和详细经过，贾汉卿最后的下落便成为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疑案。
　　贾民卿在信中急切地表示，若小说中曾与贾起相恋的朱小玲，也就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他希望我母亲能告诉他贾汉卿牺牲前后的真实情况。至少，他和他的妹妹贾子义，还有可能知道汉卿最后的埋骨之地，也许有生之年，还能为死去50多年的亲人祭扫荒坟……
　　我的手微微颤抖，信纸上的字迹一片模糊。
　　还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山东人贾起了。他是作为一个真实的烈士和英雄，进入我的生活和记忆的。
　　那是很多年中一直被妈妈不断叙述着的故事。叙述多半发生在夏日的夜晚，天气闷热无风，溽热难耐，树叶静止不动，像一幅阴森狰狞的剪影。年轻的贾起背着行李向我走来，只是那么一个飘忽的瞬间，我甚至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容貌，他便消失在天目山苍莽的丛林之中。唯有那一声凄厉的枪响，每一次都尖锐无情地穿透贾起高大的身躯，然后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
　　那是真的吗？
　　这样的问题虽已重复多次，妈妈的回答也不容置疑。但多年前牺牲在浙西大山里的贾起，仍是一个让我疑虑重重、神秘而虚无的谜。
　　那个被妈妈以悲壮的敬意和至爱的情怀，无数次讲述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萦绕着徘徊不去的悲恸和忏悔。妈妈坦言的悔恨和内疚之情，使我深感贾起之死在她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和阴影。由于那种错失无法挽回，她的伤痛确是无以排解和无从解脱的。于是除父亲之外，她一遍遍地向她尚未成年的女儿复述这个故事，诉说她在贾起死后的若干年中，由于一直无法找到贾起家人而生的歉疚和不安——这成为她赎罪和寄情的某种方式。
　　多年以后，终于有一天，我恍然明白，在我离家北上前那些少女和青年的岁月里，妈妈无法忘却的贾起，每一次从夏夜里若隐若现、飘忽走来的那些日子，恰是贾起牺牲的祭日前后。
　　故事其实并不十分复杂。1943年，朝鲜义勇队在江西上饶被迫解散，妈妈决定跟着贾起一同去东北寻找抗日联军。北上遥远的路途需要一笔盘缠，妈妈说可以回德清老家去筹集。而去德清，必须经过国民党势力盘踞的浙西天目山。对此，贾起曾表示犹豫，但他最后仍陪同妈妈去了浙西。二人到达於潜后，被相识的熟人认出并告密，突然同时被捕关押。妈妈的家人闻讯赶来，欲用重金将妈妈保释出狱，但妈妈拒绝，坚持要家人将贾起同时保释。就在家人回去筹钱的几天中，风云突变，日军扬言进攻天目山，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调查室奉命将犯人转移至深山。由于途中行动不便，遂在匆促间将一份黑名单上的人秘密枪杀于深山之中。待母亲的家人携款前来，妈妈方知贾起已从容就义，遗体无踪。她哀恸欲绝，却已无法挽回贾起的生命。直至贾起牺牲，妈妈才知道他原来是浙西行署记录在案的中共党员。
　　妈妈不能原谅自己。贾起从此成为她心里永远的痛。
　　当我成年以后，我对妈妈说过“人死不能复生”之类的话，况且贾起之死，妈妈只是一个因素，不应承担全部的责任。
　　但妈妈固执地摇头。后来她说：“你难道不懂得贾起之死，与你生命的某种联系吗？如果贾起不死，我也许会嫁给他。那么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我无言。
　　贾起之死，就这样成为我生命的一种缘由。
　　从此，贾起的亡灵不仅在他每年的祭日来访，还开始突袭式地降临，时时刻刻与我同处。他一次次闯入我的思维，与我娓娓交谈，向我切切发问。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出这個故事。为妈妈，也为自己。
　　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之外还有故事，我只是觉得在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潜藏着一些尚未被人透视的更深层的意思。历史已成为过去，但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感受，常省常新。
　　我在小说《赤彤丹朱》第三章结尾处对于贾起之死，有这样一段感慨：
　　对于这场悲剧，我却持有与我妈妈很不相同的看法……我心里的答案很清楚：因为他爱她。是爱情促使他敢以生命去冒险。他把他的生命同时献给了革命和爱情，死神却比爱神抢先一步到达。事实上，我们所无限景仰的爱情和革命，彼此从没有和睦相处过。革命摧残着爱情，而爱情又折磨着革命。这个爱与死的话题，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个永远的困惑。
　　我把那封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首先想到的是杭州的妈妈。我拿起电话，却又放下。我担心这位乘坐着白色信封，来自长空天际的贾民卿先生，会让妈妈脆弱的心脏一时无法承受。
　　于是，我把贾老先生的信，郑重其事地装入信封转去杭州家中。再给妹妹打了电话，让她婉言向妈妈陈述。我无法想象妈妈收到信会是什么样子。
　　那以后的事情，作为小说作者的我已无所作为。妈妈很快给贾民卿老先生回了信。据妹妹报告，妈妈写那封信时，一边写一边哭，信纸撕了一页又一页，从早上一直写到夜里，忧喜交加。令她欣慰的当然是贾起的家人至今依然健在;忧的是当年贾起被秘密杀害以后，她始终未曾得知贾起遗体真实的埋葬地，几十年来，连她都无法为贾起祭扫墓冢，如今更到何处寻觅莽莽大山之中的孤魂呢？ 　　但故事以外的故事，开始在我小说以外真实的人世间延续和发展。
　　济南的贾民卿先生收到我妈妈的复信之后，将原信转到青岛老家，那里有他们的小妹贾子义。贾家兄妹关于追认贾起为革命烈士的申请报告，很快送呈青岛市民政部门。报告被批准立案，查证小组的3位同志即赴杭州取证。小说中依然活着的人物，变成贾起一案的证人。历史事实证明，贾起于1940年在浙江遂昌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前，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的进步文化活动。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位在南京，一位在北京;他当年从事进步活动的五六位战友和狱中难友至今健在，并居住在杭州。他们都义不容辞地对贾起的革命历史做了证明。1943年，贾起牺牲前后，与他同关一处牢房的杭州大学关非蒙教授，对前来查证的同志说：“我就是一位死里逃生的见证人。当时我在牢房里目送贾起被敌兵押走，过了一阵，听到间断的枪声从山里传来，我明白敌人对贾起下了毒手。”还有一位知情者俞某作证说：“当年，贾起上了国民党党部的黑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於潜县党部书记长曹某被处决时，人民法院贴出判决书，上头列举的第一条罪名，就是杀害共产党员贾起……”
　　经过多方核查，从有关人员的回忆到公安部门档案、地方党史资料的记载，查证小组对贾起1943年牺牲前后的情况基本查清。一个活生生的青年革命者贾起的形象，在50多年后，终于在干涸的血泊中，重新站了起来。
　　贾民卿先生曾寄来一张贾起年轻时的照片，委托我转寄给妈妈。照片上的贾起，面膛寬阔，五官端正，眼神凝重而深沉，嘴唇的棱角很是分明，有一种英气逼人的感觉。一头浓密的黑发，用清晰的中线分开，留下了那个年代的标记。
　　我与他默默相视。他那坚毅而悲壮的眼神，飞过荒郊野岭，穿过时间隧道，在路上整整走了50年。妈妈几十年遥望默念的贾起，就在这一瞬间复活了。
　　贾起的复活，是因为他从未在他的亲友心中真正死去。
　　妈妈把一个消失的贾起交给了我。于是我用文字盖了一座永久的房子，用以供奉他漂泊无踪的亡魂，以使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贾起一定曾无数次向妈妈托梦，期待他信赖的女友，去完成这庄严的嘱托。贾起的托付是有前提的，他希望有朝一日，让朱小玲的女儿用笔写下他们以鲜血奉献的真诚与抗争，也借此给予他的家人一份文字的凭据。
　　冥冥之中，其实贾起一直在试图引领我，只是我的彻悟来得太晚。那不是神灵也不是信仰，而是一种长存于世的生命信息。
　　（大浪淘沙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回忆找到我》一书，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