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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当地的独特自然条件,通过工农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依靠的是有利的外部条件和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依靠的是强大的“照金精神”。
关键词:照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照金精神;理想宗旨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8-0107-03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总后方,乃至人民解放战争走向伟大胜利的出发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根据地是工农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立足点和大后方。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为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照金根据地的创建所依靠的不仅是有利的外部条件和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更重要的是张扬于其中的革命意志和精神力量,那就是光耀千秋的“照金精神”。
一、如火如荼的革命武装斗争支持了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
陕西是最富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之一,革命武装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尤为壮烈。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陕西分会已有近千名会员。武昌起义爆发,陕西响应最先起义。
反对北洋军阀在陕西的黑暗统治,白朗起义军转战鄂、豫、皖、陕、甘等省。陕西靖国军的反段驱陈斗争前后坚持了六年,是我国北方地区积极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在陕西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民党志士虽然进行了艰苦奋斗,但是并没有完成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任务,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给地处西北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陕西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子洲、魏野畴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培养和影响了潘自力、刘志丹、白明善、马文瑞等一大批革命青年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西北地区党和红军及其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骨干力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陕西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心形成。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缉捕和残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解散革命团体,陕西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所征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在陕西和陕甘边界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7年10月,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1928年5月,继清涧起义之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军民联合的武装暴动——渭华起义。为了策应渭华起义,相继爆发了旬邑起义、淳化起义、麟游起义,三原、泾阳、耀县、礼泉、永寿、澄城农民围城斗争,绥德农民反苛政斗争等等,形成了全省暴动的局面。此后,还有乾县兵变、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等,使武装革命的斗争更加艰苦和激烈。这时,建立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武装斗争的迫切需要,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军队的立足点和大后方。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转战,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一度起到了中心骨干作用。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旬邑、淳化、宜君县的交界处,地处子午岭的桥山南端,北连桥山中段,南接渭北平原,周围山岳连绵,沟壑河川密布,地形崎岖,山大林深,交通闭塞,不利于白军大部队活动,却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照金是一个老游击区。北面的石门关,曾是古战场。距照金不过十里的薛家寨,传说是薛刚反唐时修建的山寨,实为天险之地。照金距西安较近,有着特别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1932年春,习仲勋曾奉派到照金地区工作。他领导的游击队一直在这里活动,对这一带产生了较大的革命影响。这一带民团驻扎分散,兵力不多,一般不敢与红军为敌。这些都为照金成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改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北坟滩、柿坪等处全歼三县民团400余人,缴枪300余支。此后,陕甘游击队将刘志丹的特务队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照金从事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主力则向西北转移。12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各部均到甘肃合水县黑幕原集结,又南下到陕西旬邑、淳化和耀县照金一带打游击,开展新的斗争。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杨家店子集结待命。后来在这里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存在仅10个月,先后与白军激战数十次,克服了无法想象的重重困难,先后消灭白军、民团武装近4000官兵,自身曾发展到1 500余人。其战斗历程英勇顽强,可谓悲壮辉煌。
1933年7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失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4日,红四团在三原县武字区正式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编制4个连(当时实有2个连和一个骑兵班),第一连连长马志舟、政治指导员王伯栋,第二连连长高占胜,政治指导员王安民。全团不足百人,仅七八十支枪。27日,王泰吉、杨声在举行耀县起义后,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渭北根据地的武字区。次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准备通过心字区开赴淳化,在心字区辘轳把村与国民党军特务第三团孙友仁部激战。为了策应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和减轻国民党军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四团于30日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全歼张德润民团,生俘张德润,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战斗中,连长马志舟、排长秦福善牺牲。8月初,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6个团以上的兵力,残酷“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大肆逮捕、屠杀革命群众,被捕送县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四五百人之多。面临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进剿”,红四团于8月上旬北上转移至照金,给照金根据地增加了新生力量。红四团队伍纯洁,战斗力很强。习仲勋评价这支队伍说:“这些队伍成分大多是经过战火锻炼的贫困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好的党的工作基础。”红二团的战士都是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淡村一带很贫苦的农民。艰难的革命历程,残酷的武装斗争,磨练成了他们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作风。他们的命运前途与革命斗争紧紧凝聚到了一起。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鉴于在渭北平原建立根据地失败的教训,决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从1933年2月至10月,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0月16日,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陷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被迫转移到了甘肃的南梁地区后,照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坚持继续斗争。1934年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根据地重新恢复。从此,照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
二、苏维埃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发展的出发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以开展兵运工作为基础,在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和中共陕西省委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认识到军事运动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必须到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必须有党的领导,建立起党组织和苏维埃革命政权。1931年9月,刘志丹建立起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即陕甘边游击队)。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依照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和要求,开始在照金苏区建立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并不断健全和完善。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践了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解放、当家作主的理想信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年(1932年),刘志丹、黄子文签署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第三号),宣布本军的八条根本任务,充分地阐述和申明了这个宗旨和主张。这八条根本任务是:“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阀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律铲除。三、原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作无效。四、帮组贫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和土地。五、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六、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七、建立陕甘农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八、创建西北工农红军。”
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苏区,筹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4月5日,照金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陕甘边区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由雇农周冬志担任,副主席习仲勋(兼中共党团书记),下设农会、工会、土地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内务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赤卫军总指挥部等组织。当时将薛家寨整修加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机关和红二十六军的后勤机关。随之在姚渠原、照金、老爷岺、马栏、七阶石一带相继建立了乡一级革命政权。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重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创立,标志着照金苏区的正式形成。到6月,照金苏区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西二十七八公里,南北四五十公里,总面积约一千二三百平方公里。当时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在这一带普遍建立了赤卫队、贫农会、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苏维埃政府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革命成为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党的领导下,这些组织发动群众抗款、抗粮、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粮食、分土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土地革命斗争。
1934年1月10日,又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这时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纵横100余公里。2月25日,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川四合台召开,又成立了陕甘边临时政府——陕甘边革命委员会。5月28日,成立了陕甘边军委,刘志丹任主席。此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学习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依靠人民群众作战3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队3000余官兵,到1935年4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和“围剿”,使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近5 000人,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近10万平方公里,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三、土地革命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
土地革命、土地战争是当时中国民权主义革命对内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的首要任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战争、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动员群众,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也是在解决革命根据地生存的经济基础问题。在当时土地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生产资料。土地关系成为了最根本的生产关系。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掠夺之末、资本积累之初、列强侵略之颠,国土私有实际只被少数“强者”所占,民众是绝对的无产、少地。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土地法》中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从而引发了星火燎原的革命。此后20年,亿万希望拥有土地的劳苦大众,自愿拥护支持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创建了新中国。同样,照金土地集中,地主豪绅剥削残酷,居民多是外来受灾户,有强烈的土地革命的要求,群众基础好,对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卫根据地与红军完全是一致的,从而支持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29年是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年馑”。连续三年的大旱使关中、陕北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加上军阀、土匪的掠夺和骚扰,三秦大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据统计,截至1929年2月,全省灾民达655.03万人,到当年11月23日,全省因灾死亡人口达250万,外出逃荒的达40万人,全省人口从940万锐减至650万。[1]114地主豪绅则乘机催租逼债,高利盘剥,兼并土地,鱼肉乡民。在这种情况下,照金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政策和做法上,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富农的土地和祠堂、庙宇的公共土地,根据人口和劳动力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分地过程中,采取谁租种就分给谁的办法。仅芋园、金盆、香山等地就分配土地7000多亩。[1]151实行土地革命消灭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土地革命给根据地注入了生命活力,根据地给土地革命提供了必要保障。照金地区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边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即执行予民生息促进生产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当时实行土地改革的办法,一是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分得土豪的粮、财解决。二是经营“红军公田”。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收成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红军和游击队食用。三是兴办小牧场。将没收地主的牛羊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供军需。四是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五是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边区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同时,为调剂余缺,促进流通,根据地内开设了贸易集市。照金时期,薛家寨亭子沟曾设立集市,五日一集,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对来往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办法,同开明商人建立合作关系。同时,根据地开展文化教育,组织群众扫盲识字,破除陈规旧俗,传播新思想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团结、教育人民,对于巩固根据地土地革命成果起到了推动作用。[1]152
四、照金精神是创建根据地的根本动力
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艰苦卓绝,但势不可挡。其迸发出的共产党人烈火般的革命激情和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革命劲头,充分体现了漾溢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照金精神”。它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精神的力量源泉。
人民群众是革命的胜利之本。关注民生、民主、民权,一直是共产党人的天性和天职。如前所述,我们说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和支柱。回顾历史,我们更要说共产党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宗旨,团结带领广大劳苦工农为打倒国民党军阀剥削和压迫而斗争,为解放劳苦大众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这才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这才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真正的精神和灵魂依据;这才是永放光芒的“照金精神”的本质所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陕西劳苦大众饱受极端自然灾害和军阀地主阶级盘剥压迫,革命根据地更是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但是,革命成功了,人民胜利了。历史用它铁一般的真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理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微缩的工农武装暴动、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史;是一部党组织的发展史和革命者的成长史;是一部“照金精神”的孕育史。它用革命者的鲜血书写,其奔向胜利的冲动犹如地心喷发的烈火般炙热,驱逐黑暗,奔往光明,前赴后继,摧枯拉朽,百折不回。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
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照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照金精神;理想宗旨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8-0107-03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总后方,乃至人民解放战争走向伟大胜利的出发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根据地是工农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立足点和大后方。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为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照金根据地的创建所依靠的不仅是有利的外部条件和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更重要的是张扬于其中的革命意志和精神力量,那就是光耀千秋的“照金精神”。
一、如火如荼的革命武装斗争支持了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
陕西是最富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之一,革命武装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尤为壮烈。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陕西分会已有近千名会员。武昌起义爆发,陕西响应最先起义。
反对北洋军阀在陕西的黑暗统治,白朗起义军转战鄂、豫、皖、陕、甘等省。陕西靖国军的反段驱陈斗争前后坚持了六年,是我国北方地区积极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在陕西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民党志士虽然进行了艰苦奋斗,但是并没有完成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任务,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给地处西北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陕西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子洲、魏野畴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培养和影响了潘自力、刘志丹、白明善、马文瑞等一大批革命青年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西北地区党和红军及其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骨干力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陕西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心形成。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缉捕和残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解散革命团体,陕西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所征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在陕西和陕甘边界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7年10月,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1928年5月,继清涧起义之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军民联合的武装暴动——渭华起义。为了策应渭华起义,相继爆发了旬邑起义、淳化起义、麟游起义,三原、泾阳、耀县、礼泉、永寿、澄城农民围城斗争,绥德农民反苛政斗争等等,形成了全省暴动的局面。此后,还有乾县兵变、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等,使武装革命的斗争更加艰苦和激烈。这时,建立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武装斗争的迫切需要,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军队的立足点和大后方。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转战,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一度起到了中心骨干作用。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旬邑、淳化、宜君县的交界处,地处子午岭的桥山南端,北连桥山中段,南接渭北平原,周围山岳连绵,沟壑河川密布,地形崎岖,山大林深,交通闭塞,不利于白军大部队活动,却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照金是一个老游击区。北面的石门关,曾是古战场。距照金不过十里的薛家寨,传说是薛刚反唐时修建的山寨,实为天险之地。照金距西安较近,有着特别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1932年春,习仲勋曾奉派到照金地区工作。他领导的游击队一直在这里活动,对这一带产生了较大的革命影响。这一带民团驻扎分散,兵力不多,一般不敢与红军为敌。这些都为照金成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改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北坟滩、柿坪等处全歼三县民团400余人,缴枪300余支。此后,陕甘游击队将刘志丹的特务队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照金从事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主力则向西北转移。12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各部均到甘肃合水县黑幕原集结,又南下到陕西旬邑、淳化和耀县照金一带打游击,开展新的斗争。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杨家店子集结待命。后来在这里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存在仅10个月,先后与白军激战数十次,克服了无法想象的重重困难,先后消灭白军、民团武装近4000官兵,自身曾发展到1 500余人。其战斗历程英勇顽强,可谓悲壮辉煌。
1933年7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失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4日,红四团在三原县武字区正式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编制4个连(当时实有2个连和一个骑兵班),第一连连长马志舟、政治指导员王伯栋,第二连连长高占胜,政治指导员王安民。全团不足百人,仅七八十支枪。27日,王泰吉、杨声在举行耀县起义后,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渭北根据地的武字区。次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准备通过心字区开赴淳化,在心字区辘轳把村与国民党军特务第三团孙友仁部激战。为了策应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和减轻国民党军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四团于30日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全歼张德润民团,生俘张德润,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战斗中,连长马志舟、排长秦福善牺牲。8月初,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6个团以上的兵力,残酷“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大肆逮捕、屠杀革命群众,被捕送县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四五百人之多。面临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进剿”,红四团于8月上旬北上转移至照金,给照金根据地增加了新生力量。红四团队伍纯洁,战斗力很强。习仲勋评价这支队伍说:“这些队伍成分大多是经过战火锻炼的贫困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好的党的工作基础。”红二团的战士都是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淡村一带很贫苦的农民。艰难的革命历程,残酷的武装斗争,磨练成了他们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作风。他们的命运前途与革命斗争紧紧凝聚到了一起。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鉴于在渭北平原建立根据地失败的教训,决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从1933年2月至10月,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0月16日,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陷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被迫转移到了甘肃的南梁地区后,照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坚持继续斗争。1934年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根据地重新恢复。从此,照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
二、苏维埃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发展的出发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以开展兵运工作为基础,在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和中共陕西省委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认识到军事运动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必须到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必须有党的领导,建立起党组织和苏维埃革命政权。1931年9月,刘志丹建立起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即陕甘边游击队)。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依照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和要求,开始在照金苏区建立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并不断健全和完善。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践了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解放、当家作主的理想信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年(1932年),刘志丹、黄子文签署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第三号),宣布本军的八条根本任务,充分地阐述和申明了这个宗旨和主张。这八条根本任务是:“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阀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律铲除。三、原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作无效。四、帮组贫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和土地。五、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六、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七、建立陕甘农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八、创建西北工农红军。”
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苏区,筹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4月5日,照金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陕甘边区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由雇农周冬志担任,副主席习仲勋(兼中共党团书记),下设农会、工会、土地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内务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赤卫军总指挥部等组织。当时将薛家寨整修加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机关和红二十六军的后勤机关。随之在姚渠原、照金、老爷岺、马栏、七阶石一带相继建立了乡一级革命政权。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重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创立,标志着照金苏区的正式形成。到6月,照金苏区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西二十七八公里,南北四五十公里,总面积约一千二三百平方公里。当时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在这一带普遍建立了赤卫队、贫农会、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苏维埃政府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革命成为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党的领导下,这些组织发动群众抗款、抗粮、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粮食、分土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土地革命斗争。
1934年1月10日,又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这时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纵横100余公里。2月25日,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川四合台召开,又成立了陕甘边临时政府——陕甘边革命委员会。5月28日,成立了陕甘边军委,刘志丹任主席。此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学习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依靠人民群众作战3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队3000余官兵,到1935年4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和“围剿”,使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近5 000人,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近10万平方公里,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三、土地革命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
土地革命、土地战争是当时中国民权主义革命对内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的首要任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战争、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动员群众,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也是在解决革命根据地生存的经济基础问题。在当时土地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生产资料。土地关系成为了最根本的生产关系。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掠夺之末、资本积累之初、列强侵略之颠,国土私有实际只被少数“强者”所占,民众是绝对的无产、少地。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土地法》中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从而引发了星火燎原的革命。此后20年,亿万希望拥有土地的劳苦大众,自愿拥护支持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创建了新中国。同样,照金土地集中,地主豪绅剥削残酷,居民多是外来受灾户,有强烈的土地革命的要求,群众基础好,对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卫根据地与红军完全是一致的,从而支持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29年是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年馑”。连续三年的大旱使关中、陕北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加上军阀、土匪的掠夺和骚扰,三秦大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据统计,截至1929年2月,全省灾民达655.03万人,到当年11月23日,全省因灾死亡人口达250万,外出逃荒的达40万人,全省人口从940万锐减至650万。[1]114地主豪绅则乘机催租逼债,高利盘剥,兼并土地,鱼肉乡民。在这种情况下,照金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政策和做法上,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富农的土地和祠堂、庙宇的公共土地,根据人口和劳动力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分地过程中,采取谁租种就分给谁的办法。仅芋园、金盆、香山等地就分配土地7000多亩。[1]151实行土地革命消灭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土地革命给根据地注入了生命活力,根据地给土地革命提供了必要保障。照金地区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边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即执行予民生息促进生产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当时实行土地改革的办法,一是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分得土豪的粮、财解决。二是经营“红军公田”。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收成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红军和游击队食用。三是兴办小牧场。将没收地主的牛羊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供军需。四是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五是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边区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同时,为调剂余缺,促进流通,根据地内开设了贸易集市。照金时期,薛家寨亭子沟曾设立集市,五日一集,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对来往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办法,同开明商人建立合作关系。同时,根据地开展文化教育,组织群众扫盲识字,破除陈规旧俗,传播新思想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团结、教育人民,对于巩固根据地土地革命成果起到了推动作用。[1]152
四、照金精神是创建根据地的根本动力
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艰苦卓绝,但势不可挡。其迸发出的共产党人烈火般的革命激情和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革命劲头,充分体现了漾溢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照金精神”。它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精神的力量源泉。
人民群众是革命的胜利之本。关注民生、民主、民权,一直是共产党人的天性和天职。如前所述,我们说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和支柱。回顾历史,我们更要说共产党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宗旨,团结带领广大劳苦工农为打倒国民党军阀剥削和压迫而斗争,为解放劳苦大众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这才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这才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真正的精神和灵魂依据;这才是永放光芒的“照金精神”的本质所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陕西劳苦大众饱受极端自然灾害和军阀地主阶级盘剥压迫,革命根据地更是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但是,革命成功了,人民胜利了。历史用它铁一般的真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理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微缩的工农武装暴动、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史;是一部党组织的发展史和革命者的成长史;是一部“照金精神”的孕育史。它用革命者的鲜血书写,其奔向胜利的冲动犹如地心喷发的烈火般炙热,驱逐黑暗,奔往光明,前赴后继,摧枯拉朽,百折不回。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
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