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民
　　生于1909年，卒于1998年。山东省莱芜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泰山专署秘书、视导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受山东省人民政府委派，到沂蒙地区创办沂蒙乡村师范学校和沂水师范学校；1954年任临沂师范学校校长；1959年任临沂师专副校长；1981年后任临沂教育学院顾问，致力于沂蒙地区师范教育工作，为临沂地区的教育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说起张寿民先生，他在临沂乃至山东的教育界可谓是重量级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先生受山东省委委托赴沂蒙开展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筚路蓝缕，亲手缔造了沂水师范学校和临沂师范学校。他从未离开过他热爱的教书育人工作，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事业心滋润了万千学子的心田，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在担任教师和学校领导的工作之余，先生雅好书法，并从自己对书法的理解中体悟做人之道，并将其传授给自己的学生。经过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先生的书法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可贵的是先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书法家，不事张扬，拒绝宣传，默默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操。在他去世前两年，他的学生们张罗为他出版一本书法集，先生也并不热衷，直到学生们拿着草稿求教于当代一些大师级的名家，如启功、欧阳中石、沈鹏、刘炳森等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赞许和肯定，先生才同意出版。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付出—生努力的成果，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
　　本人由于工作的关系，有幸在1995年下半年多次拜访先生。其时我喜欢书法，并没有真正进入学书的正途。为了交流的方便，我偶尔写几个字，顺便带上请先生指教，他总是夸赞有加，勉励我继续好好用功。话题打开，先生兴致来了，跟我讲他的过去、他的交游和他对于书法的理解。我听不懂，便随声附和，回家寻找资料慢慢消化。就这样—来二去，我逐渐着迷于书法，以至于到今天成了书法学专业的教师。至今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言犹在耳，人已仙逝，不胜唏嘘。今不揣浅陋，谈谈对先生书法的个人浅见。
　　一、书法渊源 书法家的风格形成，与他生活的年代、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交游关系、他的个人性格和修养层次密切相关。先生出生于山东莱芜一个偏僻的村庄，其父辈是当地有名气的书家。在这样的环境中，先生幼承家学，打下了扎实的习字基本功，养成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先生十几岁求学济南，视野进一步开阔。其间，先生接受了先进的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也没有放下对书法的学习。当年，他和当代著名书法家武中奇是—个连队，都担任领导职务，战场上是生死相依的战友，生活中是有共同爱好的书友，互相砥砺，互相学习，书法水平都达到了令人仰慕的高度。
　　1949年从事教育工作后，先生对于书法的研究逐渐深入。作为一个从枪杆子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革命家，一个老式的知识分子，先生深知文化的力量。其间，他到处搜集历代名家法书，尤其喜欢“二王”一派书风。他又在书圣的故里从事教育工作，对民间广为流傳的书圣故事和遗迹耳濡目染，“二王”书风成了他当然的选择。同时，先生性格沉静刚毅，一身正气，既含蓄隐忍又刚正不阿。有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儒家风范，也有潇洒出尘、清净无为的道家气质，这也是促成他深入学习“二王”书风的内在原因。在那样—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要找到一本像样的字帖是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在临沂这个当时落后的小城更是不容易。先生得到了一本智永的《真草干字文》，如获至宝，一直潜心钻研，从他留下来的大部分行楷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智永的影子。有一次先生到济南开会，偶然见到别人拿了一本孙过庭的《书谱》，向人借阅，利用开会间隙，细心临摹了一遍，回来仔细研究，也抄录给自己的学生。我们在他的草书作品中明显感觉到《书谱》的影响。
　　20世纪中期，全国叫得响的书法家中，沈尹默对先生的影响甚大，在作品集中有不少是他抄录沈氏的学书经验，先生在如何学习书法的小册子中也屡屡提及。沈氏的书风以“二王”为宗，法度完备，具有浓厚的书卷气息。先生正是通过沈氏的出版物借鉴学习，丰富了自己“二王”一系的用笔技法。
　　几十年的战斗和教育生涯，先生主要活动于山东大地，从济南师范学校毕业后辗转于新泰、日照、曲阜、平原、惠民等地，齐鲁大地的名山大川陶冶了先生的性情，两干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熔铸了先生的精神，为人为学都秉承了前人的精髓。在曲阜期间，因为有一个同学在孔府教书，专门教授孔子的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兄妹，先生得以经常进出孔府，感受厚重的儒家氛围。谈及此事，先生还难以忘记他从窗户里看到的少年时期的孔德成调皮的样子。
　　二、书法风格
　　经历了清代中后期碑学书法的高扬，碑学主将康有为晚年也意识到了碑学的不足，民国时期的书家大多走向了碑帖融合的路子。连年的战争和混乱对文化是极大的摧残，新中国成立之后沈尹默倡导复兴“二王”帖学书风，影响极大。
　　在这种背景下，先生身处其中，当然追随时代之风，把对书卷气的追求作为重点。他的书法风格尽管面貌多变，总是脱离不了这个中心。由于时代限制，先生没有更多的学习对象。他的篆书和隶书作品也为数不少，但难以达到更高的层次。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行楷作品，他的成就也体现在这里。“楷书须如文人，草书须如名将，行书介乎二者之间，如羊叔子缓带轻裘，正是佳处。”（清人涨潮语）先生既是行伍出身的名将，又是德高望重的教育耆宿，行书成就最大，正得其所哉！他的行书偏于行楷，既有楷书的谨严，又有草书的流畅，既有文人的书卷气息，又有名将的凛然气概，真可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合婀娜”（苏东坡诗句）。
　　孙过庭《书谱》有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先生少年求学时意气风发，后经历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中年遭遇“文革”，受到迫害，再经历晚年的平淡生活，这些正可印证他的书法的发展。早年书法中规中矩；中年求变化，涉猎过魏碑的一些险绝作品；晚年回归“二王”，从容天真，闲庭信步。正是因为看惯了世事沧桑，人才变得通透豁达，书法也敛去锋芒，一派天机，臻于化境。 　　大文豪苏东坡也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是为艺之道，是为学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先生的作品正是以平淡为基调，在用笔上初看毫不经意，其实其间变化丰富，一起一伏，收放有度，纯正的中锋用笔保证了线条的高质量；在结构上顺其自然，随势布局，不求夸张，在视觉上整体动态平衡，挺直的线条正交叉保证了结构的稳定性；在整体章法处理上，不做惊人布局，恪守传统，有谦谦君子之风；整体气息如山间流水，脉络清晰。其晚年的书法作品更是洗尽铅华，“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平淡才是人生的常态，平淡中自有百般滋味，先生可谓得其三昧。
　　中和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审美的最高典范，是儒家对于礼和乐提出来的要求，也是—种伦理道德规范。它在审美和文艺思想上主要指的是藝术的内容而不是艺术的形式。后世之所谓审美上的中和，基本所指则为内容上的情理关系问题，合乎理、合乎道则为适中，否则为过度。先生的书法正体现了儒家精神，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先生浸淫传统文化多年，作诗填词也有独到之处，可惜留存下来的不多见。散见的论述书法的言论，学生们为他做了辑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三、书法影响
　　先生为人低调，从来不做个人宣传。书法作品都是应学生和同事之索请而创作。先生一生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商品，直到临终也没有卖过一张字，市场上很少见到，影响仅限于当地和省内的教育界人士。
　　在当代书坛，展览是最为重要的风向标，有许多“二王”风格的书法家占尽了风头，影响了大批的追随者，成为近二十年来书法创作的主流。在迎来大—统的同时，也导致了干人一面，风格雷同。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和这些作品，我们发现，当代书坛流行的“二王”书风，其实不过是《书谱》<淳化阁帖》等书风的表面化、快餐化和速成化。有人称这种作品为“展览体”，为急功近利者和投机钻营者提供了方便，为把持书坛的书法官员提供了致富的机会。其实，真正的“二王”精神何在？我们能找到多少“二王”真迹或接近“二王”风格的刻本？这种风格的创作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为技法而技法的学书者，缺失了真正的“二王”书法的情感倾诉和人文关怀，让人感觉隔靴搔痒、似是而非，走向了炫耀技法的形而下的层面。先生的书法以“二王”为宗，旁通篆隶，从容优游，纯任自然。先生以精湛的功力和敏锐的视角形成了自己对“二王”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面貌，更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浇灌出自己的艺术之花。这对于今天的学“二王”者不啻是一剂良药，正本清源，春风化雨，醍醐灌顶。研究并学习先生的学书道路和艺术主张，对当下书法创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的书法的价值会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