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曾引刘向、扬雄的话称道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更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者意思都是赞美《史记》的思想内容与其艺术成就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名著还有哪些现实意义呢？我想谈以下几点：
　　其一，《史记》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思想。
　　早在先秦的《诗经·閟宫》就说：“荆蛮是惩，戎狄是膺”；《左传》是鼓吹“尊王攘夷”的；与司马迁同时的董仲舒也是宣传“内诸夏而外夷狄”。他们都是歧视、排斥少数民族，而司马迁却一反这种传统观念，而提出了各少数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都是一家人的看法。楚国在春秋时代是被视为夷狄的，司马迁在《楚世家》中却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吴越地区，过去也是被视为蛮夷的，而《东越列传》则说：“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越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匈奴自战国后期，一直威胁着北方，汉初以来，又一直是汉王朝最主要的敌人，而到了司马迁笔下竟也成为一家人了。这种思想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汉武帝一生发动的战争有伐匈奴、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其中除其前期对匈奴进行的战争属于正义的自卫反击外，其他大都属于非正义的扩张掠夺。对南越的战争，是起于汉朝使者勾结南越王和王太后，阴谋杀害其丞相吕嘉，以图使南越进一步归附，成为汉朝国内的诸侯；对朝鲜的战争，是起于汉朝使者出使朝鲜时背信弃义地杀死了朝鲜陪送的官员，回国后谎报杀死了朝鲜的将军，汉武帝对此不仅不加责罚，反以为“名美”而加以升赏；对大宛的战争，是起于汉武帝派使者去大宛购买贰师善马，大宛不卖，汉使盛气凌人口出不逊，因而引起纠纷。司马迁明著于史，其同情显然是在被侵略、被掠夺一方的。司马迁是汉代被压迫人民与被侵略、被掠夺的少数民族共同的朋友。
　　说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虽然未必科学，但司马迁所宣传的这种各民族友好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已经成了两千年来团结、凝聚境内外各族中华儿女共同建设与保卫他们神圣家园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其二，《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卓绝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河渠书》说：“郑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两者都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发展在国家富强中的基础作用。这样突出地强调经济问题，与先秦儒家深恶痛绝地反对“言利”，片面强调“仁义”，以为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的百姓就都将“襁负其子女而至矣”，这个国家就将“无敌于天下”的那种夸夸其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在这些年代的统治者看来，商人不是劳动者，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封建主义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但是我们看看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对私人工商业的看法吧，列宁说：“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说：“商人对于以前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它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他们对于商人活动的评价是多么高啊！司马迁这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白白地被压抑了两千多年。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司马迁赞扬私人工商业者们的卓越才能，赞扬他们对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他引战国商人白圭的名言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货殖列传》写了蜀地的一个女手工业者寡妇清，由于她在秦王朝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给秦始皇提供过财力支援，所以秦始皇为她修了一座怀清台，作为纪念。卓文君的祖上也是很有头脑、很有才干的手工业者，他们那些开发大西南的功绩，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这些私人工商业者，他们的身份却卑贱得等同奴隶、罪犯。依据秦朝的规定，调动囚犯一类的人去戍守长城，叫作“谪戍”。谪戍所征调的人，第一等是监狱和劳改场的犯人与赘婿；第二等就是登记在册的工商业者；第三等是现在虽已不是工商业者，但其父祖辈曾有做过工商业者的历史。到汉武帝时，对私人工商业者，一方面是用严格的禁令限制，一方面是用官工官商去挤压，最恶毒的是实行一种“告缗法”，也就是鼓励全社会的人揭发举报工商业者的“申报资产不实”。谁举报，谁就可以获得被没收资产的一半。这一来遂使“中家以上的工商业者大抵皆破”，这对我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多么严重的摧残啊！司马迁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就写成在这样的年代里。司马迁的这些进步经济思想被压抑了两千多年，直到改革开放的最近三十年里，才真正广泛地为中国社会所熟知、所盛赞。
　　其三，《史记》表现了司马迁人民性的思想。
　　《史记》与其他二20多部“正史”的最大不同是司马迁不媚权贵，坚持实录，实事求是写历史。他生活在在西汉前期，但对西汉前期的历朝帝王都没有什么虚美之词。平心而论，汉高祖刘邦在历代帝王的行列中，应该算是既有深谋远略，又有相当高的政策水平；既能广泛招揽人材，又能知人善用的一个。但司马迁在充分展示刘邦这些明显优长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对刘邦一些缺点的批评，例如刘邦年少时到饭店喝酒不给钱的事实。在西汉前期汉景帝在位的那段历史，是被许多人盛赞为“文景之治”的。但司马迁如实记录了汉景帝错误地冤杀维护国家统一的大臣晁错、周亚夫的史实，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诸如游侠、隐者、食客、医生、赘婿、卜者等。《史记》中有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人物所干的大事件，但这些大事件都是靠小人物的帮助完成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是靠了侯嬴、朱亥；平原君能搬动楚兵，并能坚守围城，是靠了毛遂、李同；孟尝君所以能脱离秦国，并又能在齐国干一番事业，是靠了鸡鸣、狗盗、冯谖。因此若说：司马迁之所以要给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立传，其实际目的就是为了表彰侯嬴、朱亥、毛遂、李同、鸡鸣、狗盗、冯谖等这些下层人物，我看也是可以的。
　　司马迁的不媚权贵、敢于批判腐朽黑暗，与司马迁的重视社会下层，努力歌颂小人物，是《史记》中民主性突出表现的两个方面。
　　其四，《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崇高的理想追求。
　　司马迁认为当国君、当大臣的都必须以国家、以黎民百姓的利益为重，必须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在《五帝本纪》里描写了尧在物色接班人时的反复考虑：是传给大家公认的贤臣舜呢？还是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呢？“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最后尧下定决心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于是就断然将天下传给了舜。这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天下为公”啊！
　　早在《左传》中，进步的思想家就提出：“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其意思和后来唐代柳宗元所说的“吏者，民之役也”差不多。究竟君是民的役呢？还是民是君的奴呢？这是两种对立的思想。司马迁写《史记》，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含糊的。既然君是民的役，那就意谓着做国君就得吃苦，就得受累，就得像大禹那样，在“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的情况下，“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地去到处奔走治水，以至于达到“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境地。这样的帝王，两千年来的一切封建统治者们有几个愿意当？以上几个都是来自儒家传说的故事。《史记》里还有一篇《循吏列传》，所记的是来自法家的几个故事。一个是说春秋时晋文公的法官李离。李离由于依据下属所报的材料错杀了人，发觉后，李离把自己拘捕起来，请求国家将自己处死。晋文公说：“这是你手下的人犯的错误，不是你的责任。”李离说：“我是主官，平时掌大权，拿高薪，我从来没有把这些分给下属；如今我听了错话，错判、错杀了人，我理应受到惩处。”于是毅然自杀了。另一个是楚昭王的丞相石奢。石奢为官清正，不徇私情。一天，他到下面的县里视察，正巧碰上有人拦路杀人。石奢见此情景，立即派人将凶手擒获。迨至将凶手押到石奢面前时，石奢发现凶手竟是自己的父亲。石奢无奈，只好把父亲放走，把自己拘捕下狱，请求楚昭王将自己处死。楚昭王说：“你就说你追凶手没有追上，不就完了吗？”石奢说：“不偏爱父亲，就是不孝；放松对凶手的执法，就是对国家的不忠。您想宽饶我的放父逃走，那是您对我的恩惠；我为自己的执法不严而自杀，那是我为臣尽职的本分！”于是自杀而死。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两点：一点是为公家做事必须公而忘私，尽职尽责；第二点是为官任职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负责到底。
　　本文所引的历史故事未必都是既有的事实，但它们都带有司马迁理想的光芒则是没有问题的。在当前正在推行“以法治国”的今天，司马迁这种既吸收儒家理想，又吸收法家理想的择诸家之善而从之的观点，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