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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婧的新作《那般良夜》最终以一个细节彻底打动了我——“我从小到大的照片,除了清晰的正面照,照相簿里有很多的背影,是我和父亲的背影,在我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背景,母亲拍下了那么多我和父亲的背影,我在他怀抱,我在他的肩头,我被他牵在手里,那些取景就是她专注跟随我们的视线。可是,母亲并不在照片里,没有人为母亲取景,即使我可以想象画面之外的她多么青春动人,也似乎未有存在。”这显然不是特例,当我试图以此来推断一位母亲的年龄、社会地位、家庭关系或者其他身份并找到某个与之相当的群体时完全失败了,因为她普遍地存在于各种家庭,有着不同的身份,或已白发苍苍或初为人母,她只能在母亲这个身份中得以恰当的安置。这个细节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让人完全脱离了小说而转向你所在的日常生活,转向你最熟悉的身边人,转向那些隐秘而不易察觉的心事。
小说里,十五岁那年的一个夏夜,母亲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家。这需要一个理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母亲的日常就像被先天设定一般:“她准时地赶我起床,因为早饭已经做好了,因为她要整理床铺,打开窗户,打扫卫生,她总是集中在上午紧张地完成这一切,因为她要赶着去买菜准备午饭。我暑假在家的每一顿午饭,她也从不将就,鱼肉蔬菜,主食汤羹,每日变化。”但是,十五岁的 “我”显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如此要求,如此紧张,让我也被迫日日陷入紧张的气氛”。所以,母亲所做的一切都好像变得多余,变成了累赘和困扰,甚至在“我”坐在书桌前,母亲送来的果汁、切成片的香蕉或切成瓣的苹果都成了无形的压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在开始便有一个预设的语境,“我”已完成了学业,“我工作,我嫁人,我生了一个小人”。“我”是否变成了母亲那样并不清楚,但在小说返回十五年前的陈述里,我们能够觉察某种语调的改变。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坦然,倒更像时空穿梭般再现了当时的怨念。事实上,小说语境或语调不动声色的切换非常重要,它打破了小说叙述的连贯,却悄然以多幕剧的形式极富现场感地重现了十五年前与母亲无声冲突的诸多片断。于是,母亲离家的“理由”便在这种语境的转换中以十分具体的方式得以呈现。
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与C君的关系。在这场并没有真正开始的师生恋中,“我”所遭遇的狼狈是“我”面对男女之情的第一课。它的整个过程被拆解开来置于不同的幕次之中。“我”直面C君的经历伴随着“我”对成熟的理解;“我”的暗自神伤联结起母親的现实焦虑和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在C君门外破釜沉舟式的哭喊与身心重创牵引出母亲于家庭中的处境;而“我”对C君的释怀似乎也意味着“我”在同一时间真正理解了已经离开家的母亲。在这般断断续续,叙述者不断从预设的语境抽离又不断返回的讲述中,“我”渐渐体会到一个成熟女性所需要的那种“优待和隐秘”,渐渐觉察了由于母亲的“黯淡”而生出的“天生魔女”的想象是如何令人陶醉又可笑;也正是在“我”的情感挫败中,才第一次确认了母亲因为“我”本身而不是家庭事务所产生的不知所措和力不从心。如果将母亲的离家当成小说进程中必要的转折,那么作为促使其发生的直接原因“C君事件”从一个更深的层面组织起母亲离家的漫长、沉重而又被无视的真实理由。小说用一个不大的事件逐渐拼凑起母亲看似波澜不惊的半生,它在有限的篇幅里使那些具体、细碎的生活细节前后勾连,以某个相对集中的原点放射开去,让一部短篇小说在并不宽松的体量中安放起庞杂又紧实的叙述结构。这种小说体量与叙事结构形成的张力以及叙述语调不断游离反复的情感节奏,非但没有妨碍小说顺畅的阅读质感,反而使那些微妙的、不起眼的细节与情绪跳动着持续积累、酝酿,在呈现某种普遍的日常现实与生活机密的同时,最终聚成一股令人沉闷、欲言又止的破坏力。在此将其称为破坏力,指的是它彻底摧毁了那些自恋的、自以为是的自我想象,迫使关注皆在自己并将一切放大的心理防线逐渐向外敞开。
小说反复写到母亲离家那晚的场景——“父亲坐在沙发上静默,他抬头看我,他同我说,你的妈妈不见了”;“他让我去睡,我却坐到另一侧沙发,同他一起在幽暗的客厅里久长地静默”;“我们一大一小沉默坐在这客厅,如遗落在荒原的复刻的两座石像,不能多一点言语或者行动”。“静默”或“沉默”无疑是对这种状态最好的修辞。这里没有天塌地陷的震惊或慌乱,有的只是不适和无措。作者用这个状态几近完美地展现了父女二人的心理,好像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又来得猝不及防,好似事态并非多么严重,然而变化又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夫妻、母女以及整个家庭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于此,你不能说父女二人对母亲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的沉默或是毫不惊慌正如小说里所讲“知道母亲不是会做极端的事情的人”,同时又“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甚至会觉得这一天怎么那么晚才到来”。所以,它是某种习惯或舒适区被打破所带来的心理空当,正如小说对母亲走后父女生活的描写,“我们只是觉得不舒服,也未必觉得特别不能忍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生活继续,“我”如愿以偿地体验了“老干妈、榨菜和泡面”以及“自由”,父亲也随之改变,仿佛证明了“母亲不在,他也能做成他可以做的那种父亲”。然而心中的那个空当却无法填补,于是有了“想念”,这在小说里具体地化作母亲平日积攒下来细细分类整理的布片、纽扣、蕾丝和父亲突发奇想的野餐以及由此翻开的家庭相册。母亲离家的日子实现了对母亲、父亲和“我”的共同塑造,母亲的理想、焦虑、沉默、孤独和孩童般的秘密喜悦在小说里徐徐铺开,父亲对女儿深藏的温情也借机浮现,而对“我”来说,这也是那个曾经遥远又可笑的“成熟”的开始。
毫无疑问,《那般良夜》是一篇有关成长的小说。这并不稀罕,我们见多了成长小说,从懵懂到透彻,从激烈到平和,从大惊小怪到见怪不怪,其中或多或少有个黑体加重被不断强化的“自我”。然而这个“自我”又常常是可疑的,它来路含糊,充满自恋,在对抗与背叛之间进行着简单粗暴的摇摆。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或者说事事周全光滑圆润的方式可能与青春或成长本无太大关系。但是,青春在时间上并无徇私之心,而成长这一过程亦不是无由来的漫天散射,它们总要被时间毫不留情地限定,要在时间之内与时间之外寻找某种必要的参照。《那般良夜》式的成长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参照——母亲——这不是要显示成长的志存高远与心怀激烈,也不是要呈现成长的艰辛与自我的顽强,它恰恰用这个普通又普遍的母亲,映照着成长中的荒唐、无知、莽撞、自以为是和与之相伴的尴尬、温情及体谅。因此,相比那种宣言式的成长故事,《那般良夜》来得更加老成厚道,它以一种抵达目的地式的回望来书写无法回避的青春与成长,将那段充满躁动与决绝的时光包裹在具体到煎鱼时火候般的日常细节与局外人式的自我关照里,并为之增添了一个包含着命运的玩笑与对生活更深理解的注脚。
《那般良夜》以极其克制又满含深情的方式写下了一个女儿同时又是妻子和新晋母亲对“母亲”的理解,其中既包括一个具体的、有着自己理想、焦虑、忍耐和秘密喜悦的母亲,也包括普遍的、处于家庭以及两性关系中抽象的母亲。小说没有陷入夺人眼球的“丧偶式婚姻”的怨气之中,也没有因此构建起无法调和的两性冲突的文学想象,甚至还带着对“他们不是坏人”的体谅写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不易表露的温情。但更重要的是,小说由“我”在母亲离家时的经历和初为人母两个层面的时间跨越和心灵成长,基于具体生活的点点滴滴,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为母之难,写出了她们“无处不在却感觉不到存在”的尴尬处境。不得不承认,《那般良夜》是一篇描写母亲、描写家庭关系的杰作,它没有让小说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或者是为了摆明某种定理式的社会关系,它以收敛又恰当的文学方式让小说发自内心又能抵达内心,从而实现了写作与阅读在情感与认知层面的多重共鸣。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让父女二人沉默又无措的夜晚,也许真是非同一般的良宵。
(本文系“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资助工程”成果)
主持人:黄平
责任编辑:苏牧
小说里,十五岁那年的一个夏夜,母亲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家。这需要一个理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母亲的日常就像被先天设定一般:“她准时地赶我起床,因为早饭已经做好了,因为她要整理床铺,打开窗户,打扫卫生,她总是集中在上午紧张地完成这一切,因为她要赶着去买菜准备午饭。我暑假在家的每一顿午饭,她也从不将就,鱼肉蔬菜,主食汤羹,每日变化。”但是,十五岁的 “我”显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如此要求,如此紧张,让我也被迫日日陷入紧张的气氛”。所以,母亲所做的一切都好像变得多余,变成了累赘和困扰,甚至在“我”坐在书桌前,母亲送来的果汁、切成片的香蕉或切成瓣的苹果都成了无形的压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在开始便有一个预设的语境,“我”已完成了学业,“我工作,我嫁人,我生了一个小人”。“我”是否变成了母亲那样并不清楚,但在小说返回十五年前的陈述里,我们能够觉察某种语调的改变。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坦然,倒更像时空穿梭般再现了当时的怨念。事实上,小说语境或语调不动声色的切换非常重要,它打破了小说叙述的连贯,却悄然以多幕剧的形式极富现场感地重现了十五年前与母亲无声冲突的诸多片断。于是,母亲离家的“理由”便在这种语境的转换中以十分具体的方式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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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与C君的关系。在这场并没有真正开始的师生恋中,“我”所遭遇的狼狈是“我”面对男女之情的第一课。它的整个过程被拆解开来置于不同的幕次之中。“我”直面C君的经历伴随着“我”对成熟的理解;“我”的暗自神伤联结起母親的现实焦虑和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在C君门外破釜沉舟式的哭喊与身心重创牵引出母亲于家庭中的处境;而“我”对C君的释怀似乎也意味着“我”在同一时间真正理解了已经离开家的母亲。在这般断断续续,叙述者不断从预设的语境抽离又不断返回的讲述中,“我”渐渐体会到一个成熟女性所需要的那种“优待和隐秘”,渐渐觉察了由于母亲的“黯淡”而生出的“天生魔女”的想象是如何令人陶醉又可笑;也正是在“我”的情感挫败中,才第一次确认了母亲因为“我”本身而不是家庭事务所产生的不知所措和力不从心。如果将母亲的离家当成小说进程中必要的转折,那么作为促使其发生的直接原因“C君事件”从一个更深的层面组织起母亲离家的漫长、沉重而又被无视的真实理由。小说用一个不大的事件逐渐拼凑起母亲看似波澜不惊的半生,它在有限的篇幅里使那些具体、细碎的生活细节前后勾连,以某个相对集中的原点放射开去,让一部短篇小说在并不宽松的体量中安放起庞杂又紧实的叙述结构。这种小说体量与叙事结构形成的张力以及叙述语调不断游离反复的情感节奏,非但没有妨碍小说顺畅的阅读质感,反而使那些微妙的、不起眼的细节与情绪跳动着持续积累、酝酿,在呈现某种普遍的日常现实与生活机密的同时,最终聚成一股令人沉闷、欲言又止的破坏力。在此将其称为破坏力,指的是它彻底摧毁了那些自恋的、自以为是的自我想象,迫使关注皆在自己并将一切放大的心理防线逐渐向外敞开。
小说反复写到母亲离家那晚的场景——“父亲坐在沙发上静默,他抬头看我,他同我说,你的妈妈不见了”;“他让我去睡,我却坐到另一侧沙发,同他一起在幽暗的客厅里久长地静默”;“我们一大一小沉默坐在这客厅,如遗落在荒原的复刻的两座石像,不能多一点言语或者行动”。“静默”或“沉默”无疑是对这种状态最好的修辞。这里没有天塌地陷的震惊或慌乱,有的只是不适和无措。作者用这个状态几近完美地展现了父女二人的心理,好像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又来得猝不及防,好似事态并非多么严重,然而变化又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夫妻、母女以及整个家庭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于此,你不能说父女二人对母亲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的沉默或是毫不惊慌正如小说里所讲“知道母亲不是会做极端的事情的人”,同时又“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甚至会觉得这一天怎么那么晚才到来”。所以,它是某种习惯或舒适区被打破所带来的心理空当,正如小说对母亲走后父女生活的描写,“我们只是觉得不舒服,也未必觉得特别不能忍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生活继续,“我”如愿以偿地体验了“老干妈、榨菜和泡面”以及“自由”,父亲也随之改变,仿佛证明了“母亲不在,他也能做成他可以做的那种父亲”。然而心中的那个空当却无法填补,于是有了“想念”,这在小说里具体地化作母亲平日积攒下来细细分类整理的布片、纽扣、蕾丝和父亲突发奇想的野餐以及由此翻开的家庭相册。母亲离家的日子实现了对母亲、父亲和“我”的共同塑造,母亲的理想、焦虑、沉默、孤独和孩童般的秘密喜悦在小说里徐徐铺开,父亲对女儿深藏的温情也借机浮现,而对“我”来说,这也是那个曾经遥远又可笑的“成熟”的开始。
毫无疑问,《那般良夜》是一篇有关成长的小说。这并不稀罕,我们见多了成长小说,从懵懂到透彻,从激烈到平和,从大惊小怪到见怪不怪,其中或多或少有个黑体加重被不断强化的“自我”。然而这个“自我”又常常是可疑的,它来路含糊,充满自恋,在对抗与背叛之间进行着简单粗暴的摇摆。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或者说事事周全光滑圆润的方式可能与青春或成长本无太大关系。但是,青春在时间上并无徇私之心,而成长这一过程亦不是无由来的漫天散射,它们总要被时间毫不留情地限定,要在时间之内与时间之外寻找某种必要的参照。《那般良夜》式的成长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参照——母亲——这不是要显示成长的志存高远与心怀激烈,也不是要呈现成长的艰辛与自我的顽强,它恰恰用这个普通又普遍的母亲,映照着成长中的荒唐、无知、莽撞、自以为是和与之相伴的尴尬、温情及体谅。因此,相比那种宣言式的成长故事,《那般良夜》来得更加老成厚道,它以一种抵达目的地式的回望来书写无法回避的青春与成长,将那段充满躁动与决绝的时光包裹在具体到煎鱼时火候般的日常细节与局外人式的自我关照里,并为之增添了一个包含着命运的玩笑与对生活更深理解的注脚。
《那般良夜》以极其克制又满含深情的方式写下了一个女儿同时又是妻子和新晋母亲对“母亲”的理解,其中既包括一个具体的、有着自己理想、焦虑、忍耐和秘密喜悦的母亲,也包括普遍的、处于家庭以及两性关系中抽象的母亲。小说没有陷入夺人眼球的“丧偶式婚姻”的怨气之中,也没有因此构建起无法调和的两性冲突的文学想象,甚至还带着对“他们不是坏人”的体谅写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不易表露的温情。但更重要的是,小说由“我”在母亲离家时的经历和初为人母两个层面的时间跨越和心灵成长,基于具体生活的点点滴滴,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为母之难,写出了她们“无处不在却感觉不到存在”的尴尬处境。不得不承认,《那般良夜》是一篇描写母亲、描写家庭关系的杰作,它没有让小说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或者是为了摆明某种定理式的社会关系,它以收敛又恰当的文学方式让小说发自内心又能抵达内心,从而实现了写作与阅读在情感与认知层面的多重共鸣。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让父女二人沉默又无措的夜晚,也许真是非同一般的良宵。
(本文系“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资助工程”成果)
主持人:黄平
责任编辑:苏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