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
关键词:异端论;正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9-0004-03
(一)
“异端”一词与文化史和宗教领域多有瓜葛。比如教皇洪诺留三世于1220年下令建立的“异端裁判所”,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厄运的哥白尼、维萨里、布鲁诺、伽利略……等。殊不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也存在被视为“异端”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异端”问题,比如,针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1]91党的理论家龚育之也曾经论述过“异端”问题,认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必定会创造出一些被传统学者视为‘异端’或‘旁门左道’的东西,而真正的创新恰好从这里体现出来。[2]3-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曾被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视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虽然其中有复杂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苏联看来是明显“异端”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由此而致,在苏联的干预下,毛泽东亲笔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且不论这种修改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仅此而论可知,“异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大的理论创新之一,不论是在该命题提出的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的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真命题,而不是伪命题,更不是苏联官方认为的“异端”学说。如果真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异端”的话,我们宁愿坚持和发扬这种“异端”,而不要僵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显然,“异端”一词的涵义不难理解,但它背后反馈的深层次信息却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一,“异端”说体现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的态度。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异端”说应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不懈探索,“异端”说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异端”说反映的是思想意识领域里的斗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举“异端”旗帜的思想学说并非都是错误的,并非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反“异端”学说的思想理论并非都是正确的,并非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其三,“异端”论往往被赋予政治符号的意识功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于某些特殊利益的需要,将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学说打入“异端”论的冷宫,一可以利用群众对“异端”一词的反感而诋毁对手的政治声望,二可以在政治上为自己树立“正统”的形象,捞到更多的政治资本,可谓一石二鸟,“好处”很大。
(二)
无论是“异端论”还是“正统论”,都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正确与否却不是由论者的“名气”或“声望”决定,而是由实践检验得来。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不是不证自明的;对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也不是即证而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颠扑不破的大实话,仍然适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范式。只有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才能真正辨析哪些是正确的“异端”,哪些是错误的“正统”。
以实践第一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论,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因此,党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如果以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某些结论作为判断“异端”与“正统”标准的话,那么如下耳熟能详的理论就必然是“异端说”而不是“发展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异端于经典作家的“共同胜利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论异端于“城市中心论”;“实践标准论”异端于“两个凡是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当前的“和谐社会”理论也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不完全一致等等。而事实上,这些理论不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异端”反映,相反却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发展创新。如果真要用“异端说”来冠之一帽的话,无非是这些理论的内容“异端”于经典作家的本本的语言而已,但它们在实质上却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要求。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并进一步指出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反对思想僵化。“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3]142没有敢想、敢闯和敢干的劲头,是干不了也干不好事情的。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4]5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有勇于创新发展的观念,创新发展的模式,创新发展的策略和战略。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创新思维中,才能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鸟瞰全局,才能真正地抓住世界历史提供的发展机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三)
历史地考察,有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继承和发展;一是僵化和分化。也就是说,存有“正统”和“异端”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问题是:哪些是继承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哪些又是僵化和分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要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问题。
从性质上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表现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不管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只要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这种存在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否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非正常形态。因此,从形态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表现形态。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就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前提下,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用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表现形态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指导中国人民完成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富的科学的形态,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由于是依据中国具体的实际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必然就体现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抑或说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它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下的继承创新。中国的国情国力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欧洲有极大的差别,当中国人民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将之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时,必定会产生不同于经典作家的一些理论创造和一些实践探索。那么,不同于经典作家论述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呢?或者说是“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是看这些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是不是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是不是坚持了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路线,是不是坚持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若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等等,都大大“异端”于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但是这些“异端”恰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前提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因此他们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常形态的切实体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以此为据,以理论形态表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同样以实践形态表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之国情不同于俄国之国情,中国之革命不同于欧洲之革命,因此,正常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往往带有一些“异端”的色彩。
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非正常形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非正常形态,就是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理解,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或者不加剖析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别人的经验来照贴中国的现实,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三国的影响。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人民最初并没有理性的认识。尤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十月革命”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间不长以及共产国际不恰当的干预,因此以“照搬”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历史的渊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都已证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对这种重教条、轻实践的做法提出了批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111-112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其后他又多次强调“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6]874真理和真相在时间的历史中是公正的,不管论者的饰词是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也不管以什么的形式兜售炮制自己的思维,只要这些论述从本质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那么这些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越多,就越具有蛊惑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变化,随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观点,也可能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口实。比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理论理应有新内容和新形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却也一度被奉为圭臬,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造成的惨痛教训就在于以“正统”心理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忘却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四)
当我们用大历史的尺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提出以来就面对着临界转型的挑战,而上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也不过是临界转型的个案。
所谓临界转型,就是事物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基于客观规律性的需要和主观渴求而发生的形态改变。临界转型强调事物以适宜的形式来满足多层次、宽领域的需要,但它并不否定事物的本质和最核心的东西,同一事物的不同形态之间存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如果事物的表现形态不是在本质意义上的一脉相承关系,而是彼此否定和根本对立,那么,该事物就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质变,事物将不成其为自身。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虽然它们也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但由于它们从本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无论它们被怎样地神圣化,终究逃脱不了真正“异端”的命运。从这一点说,历史的天平终究倾向于真相和真理。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无论是以什么形态表现出来,其最核心的东西仍然是“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坚持,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经验和途径。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不能以时间长短为坐标来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7]149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就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内容。从时间序列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历时形态和现时形态的临界转型;从空间结构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整体形态和层级形态的临界转型;而从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盖了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的临界转型;从认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囊括了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临界转型。但也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是在具体的、历史的时空中界定的,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的时空范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就失去了理论价值。从社会发展形态上看,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社会技术形态看,我国当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从社会交往看,我国当前处于从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阶段;从社会主体看,我国当前处于从对物的依赖关系为主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变的阶段。时代主题的变化,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可能和机遇。面对这种可能,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纵深。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异端与正统对应而存,有正统必有异端,有异端也必有正统。正统与异端并非从一而终,而是有着辩证转化的趋势,异端可以成为正统,而正统也可以转为异端,但这并不等于说异端一定成为正统,正统也一定成为异端,它们的辩证转化需要条件和环境的满足,异端与正统是一对不离不弃的矛盾。因此,无论是出于客观需要还是缘于主观愿望,“异端”说不会消失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至多在不同时期发生了表现形式的变化,或激烈或低沉、或显现或隐匿,但它总是以一种“客观”性的姿态独存于世界,而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异端”,也要客观地分析“正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更要不断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增添“活”的和“香”的质料,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东西,却被实践证明是历史的相反面,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背离。而一些被“正统”视为“异端”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却恰恰证明了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异端”都是正确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主观臆造的新颖别致,违背规律的别出心裁等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背离,都是错误的。我们既要警惕以“异端”之名行错误之实,也要纠正以“正统”之名走僵化之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7,(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异端论;正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9-0004-03
(一)
“异端”一词与文化史和宗教领域多有瓜葛。比如教皇洪诺留三世于1220年下令建立的“异端裁判所”,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厄运的哥白尼、维萨里、布鲁诺、伽利略……等。殊不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也存在被视为“异端”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异端”问题,比如,针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1]91党的理论家龚育之也曾经论述过“异端”问题,认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必定会创造出一些被传统学者视为‘异端’或‘旁门左道’的东西,而真正的创新恰好从这里体现出来。[2]3-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曾被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视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虽然其中有复杂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苏联看来是明显“异端”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由此而致,在苏联的干预下,毛泽东亲笔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且不论这种修改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仅此而论可知,“异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大的理论创新之一,不论是在该命题提出的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的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真命题,而不是伪命题,更不是苏联官方认为的“异端”学说。如果真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异端”的话,我们宁愿坚持和发扬这种“异端”,而不要僵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显然,“异端”一词的涵义不难理解,但它背后反馈的深层次信息却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一,“异端”说体现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的态度。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异端”说应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不懈探索,“异端”说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异端”说反映的是思想意识领域里的斗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举“异端”旗帜的思想学说并非都是错误的,并非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反“异端”学说的思想理论并非都是正确的,并非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其三,“异端”论往往被赋予政治符号的意识功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于某些特殊利益的需要,将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学说打入“异端”论的冷宫,一可以利用群众对“异端”一词的反感而诋毁对手的政治声望,二可以在政治上为自己树立“正统”的形象,捞到更多的政治资本,可谓一石二鸟,“好处”很大。
(二)
无论是“异端论”还是“正统论”,都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正确与否却不是由论者的“名气”或“声望”决定,而是由实践检验得来。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不是不证自明的;对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也不是即证而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颠扑不破的大实话,仍然适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范式。只有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才能真正辨析哪些是正确的“异端”,哪些是错误的“正统”。
以实践第一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论,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因此,党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如果以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某些结论作为判断“异端”与“正统”标准的话,那么如下耳熟能详的理论就必然是“异端说”而不是“发展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异端于经典作家的“共同胜利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论异端于“城市中心论”;“实践标准论”异端于“两个凡是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当前的“和谐社会”理论也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不完全一致等等。而事实上,这些理论不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异端”反映,相反却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发展创新。如果真要用“异端说”来冠之一帽的话,无非是这些理论的内容“异端”于经典作家的本本的语言而已,但它们在实质上却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要求。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并进一步指出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反对思想僵化。“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3]142没有敢想、敢闯和敢干的劲头,是干不了也干不好事情的。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4]5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有勇于创新发展的观念,创新发展的模式,创新发展的策略和战略。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创新思维中,才能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鸟瞰全局,才能真正地抓住世界历史提供的发展机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三)
历史地考察,有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继承和发展;一是僵化和分化。也就是说,存有“正统”和“异端”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问题是:哪些是继承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哪些又是僵化和分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要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问题。
从性质上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表现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不管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只要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这种存在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否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非正常形态。因此,从形态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表现形态。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就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前提下,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用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表现形态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指导中国人民完成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富的科学的形态,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由于是依据中国具体的实际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必然就体现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抑或说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它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下的继承创新。中国的国情国力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欧洲有极大的差别,当中国人民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将之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时,必定会产生不同于经典作家的一些理论创造和一些实践探索。那么,不同于经典作家论述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呢?或者说是“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是看这些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是不是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是不是坚持了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路线,是不是坚持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若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等等,都大大“异端”于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但是这些“异端”恰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前提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因此他们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常形态的切实体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以此为据,以理论形态表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同样以实践形态表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之国情不同于俄国之国情,中国之革命不同于欧洲之革命,因此,正常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往往带有一些“异端”的色彩。
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非正常形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非正常形态,就是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理解,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或者不加剖析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别人的经验来照贴中国的现实,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三国的影响。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人民最初并没有理性的认识。尤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十月革命”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间不长以及共产国际不恰当的干预,因此以“照搬”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历史的渊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都已证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对这种重教条、轻实践的做法提出了批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111-112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其后他又多次强调“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6]874真理和真相在时间的历史中是公正的,不管论者的饰词是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也不管以什么的形式兜售炮制自己的思维,只要这些论述从本质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那么这些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越多,就越具有蛊惑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变化,随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观点,也可能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口实。比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理论理应有新内容和新形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却也一度被奉为圭臬,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造成的惨痛教训就在于以“正统”心理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忘却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四)
当我们用大历史的尺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提出以来就面对着临界转型的挑战,而上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也不过是临界转型的个案。
所谓临界转型,就是事物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基于客观规律性的需要和主观渴求而发生的形态改变。临界转型强调事物以适宜的形式来满足多层次、宽领域的需要,但它并不否定事物的本质和最核心的东西,同一事物的不同形态之间存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如果事物的表现形态不是在本质意义上的一脉相承关系,而是彼此否定和根本对立,那么,该事物就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质变,事物将不成其为自身。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虽然它们也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但由于它们从本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无论它们被怎样地神圣化,终究逃脱不了真正“异端”的命运。从这一点说,历史的天平终究倾向于真相和真理。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无论是以什么形态表现出来,其最核心的东西仍然是“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坚持,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经验和途径。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不能以时间长短为坐标来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7]149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就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内容。从时间序列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历时形态和现时形态的临界转型;从空间结构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整体形态和层级形态的临界转型;而从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盖了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的临界转型;从认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囊括了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临界转型。但也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是在具体的、历史的时空中界定的,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的时空范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就失去了理论价值。从社会发展形态上看,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社会技术形态看,我国当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从社会交往看,我国当前处于从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阶段;从社会主体看,我国当前处于从对物的依赖关系为主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变的阶段。时代主题的变化,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可能和机遇。面对这种可能,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纵深。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异端与正统对应而存,有正统必有异端,有异端也必有正统。正统与异端并非从一而终,而是有着辩证转化的趋势,异端可以成为正统,而正统也可以转为异端,但这并不等于说异端一定成为正统,正统也一定成为异端,它们的辩证转化需要条件和环境的满足,异端与正统是一对不离不弃的矛盾。因此,无论是出于客观需要还是缘于主观愿望,“异端”说不会消失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至多在不同时期发生了表现形式的变化,或激烈或低沉、或显现或隐匿,但它总是以一种“客观”性的姿态独存于世界,而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异端”,也要客观地分析“正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更要不断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增添“活”的和“香”的质料,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东西,却被实践证明是历史的相反面,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背离。而一些被“正统”视为“异端”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却恰恰证明了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异端”都是正确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主观臆造的新颖别致,违背规律的别出心裁等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背离,都是错误的。我们既要警惕以“异端”之名行错误之实,也要纠正以“正统”之名走僵化之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7,(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