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科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讨论两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国家：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以色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许是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大概不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任何可借鉴的信息。事实上，虽然中国讲要坚持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但它同时一直强调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是个小国，但这从未成为中国官员将其视为榜样的顾虑。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就呼吁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控制腐败的方式，往往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控制自身腐败问题的参照，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经常将新加坡政府运营的投资公司淡马锡作为管理国有资产的典范。据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在一次两国会晤上的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并同时保证廉洁政府的典范。它不推崇民主，而是相信官僚精英制度。它不认为充满活力的政治竞争、独立的司法和公开披露是控制腐败和提供良好治理的关键。相反，它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辅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机制，以吸引顶尖人才成为公务员的同时，控制腐败。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模式。但是，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最佳的模式，或者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学习模式，这是值得商榷的。
　　因此，我希望将以色列这个国家纳入比较。以色列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在发明新政党组织方面和在它发明新技术方面一样具有创新性。这个国家党派多得不得了。以色列模式是对一个很普遍看法的证伪—只有集权才能应付险恶的生存环境。以色列通过自身的发展证明，民主能够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最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甚至繁荣。以色列的政治经常是混乱的、快速变化的和不可预测的。它可能没有新加坡的淡马锡或者中国的国资委，但是以色列也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的民企发展得足够强大，完全独立于政府。它的大学体系享有学术独立和自由。
　　我们在向与以色列人口相近的新加坡学习，因此，我们显然无法从逻辑上用以色列是个小国作为借口而拒绝学习以色列。和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的青睐不同， 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界来说，以色列才是一个模范国家。虽然新加坡仍然吸引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但中国的科技公司则纷纷前往以色列，如阿里巴巴、百度、复星、联想和小米，已经或即将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
　　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对比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为秩序以及强加的愿景与自下而上的活力、自发秩序以及群体智慧之间的对比。新加坡的做法很可能适合中国发展以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为主的增长模式，但以色列的模式更代表了中国下一步应该发展的方向。
　　将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由技术驱动，不是打开一个“魔法盒子”的技术开关，然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摇身一变，转为技术驱动了，这就是新加坡和以色列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中国要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就必须在以下领域做出更多切实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履行合同、尊重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直接的干涉作用。中国的企业家的行为已经表明中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技术和发明，但是中国愿不愿意接受孕育以色列技术和发明的一系列以色列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