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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自然之友通讯》编辑忽然给我打电话说，马上快到自然之友注册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日。她查了一下通讯录，能写文章并与自然之友保持十五年关系的人不多，所以请我无论多忙，一定要写一篇文章。
要不是她的这个求稿电话，我还真是没有仔细计算过，转眼间自己认识参与自然之友竟然已经十六载! 这十六是我从青年走向中年的十六，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丰富的十几年。而这些丰富和精彩中有许多来自于自然之友。
巧结缘自然之友，参加“筹备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叶，我在《光明日报》文艺部作编辑，梁从诫先生是作者。1993年我们文艺部正好要推出一块新版，于是春天开了一个读者作者座谈会。好几位重要作者出席，梁先生也来了。谈完我们版面的事情，他以一贯的笑眯眯的表情跟我和另一位采编说：我要成立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到时开成立会，你们一定要来参加啊！6月3日，他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告诉我们会议在西郊“玲珑园”公园开。其实那时我们对于环保，对于民间组织没有具体概念，对这个组织在中国未来历史上能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完全没有预料，对“玲珑园会议”在自然之友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也没有预料。只是觉得梁先生搞的活动一定是与文化相关的，而且梁先生人好，特别讲信用，他一贯很支持我们报纸，我们也得支持他，而且估计这个活动是可以上我们刚刚推出的《文化与生活》版面的。因此，我还叫上了报社摄影部的记者吴力田女士一起去拍照。后来，在我们的《文化与生活》版面上，我以《世界只有一个地球——记一次环境问题恳谈会》为题，用1000多字记录了这次在草地上开的会议的宗旨和记者感受，上了头条并配发了大幅照片。应该说，通过这条，有几十万的读者初步了解了民间环保的主要意义：从我做起，人人都可以做环保。
直到今天写稿我才明白，“自然之友”（全称：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是1994年3月31日经文化部办公厅同意，在民政部社团司注册，获准成立的，之后开始有了第一批会员。那我的会员资格应该算是“第一批的第一批”吧？!
走近社会精英的适度消费生活，
学习传播他们的生活方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我们的工资日渐提高，“艰苦朴素”正为人们遗忘，甚至不齿。那时谁要是请客一定是大饭店，要是饭后打包一定会被耻笑。虽然我们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因为日常联系的都是公家单位，习惯成自然地不能免俗，吃饭都是很排场的地方和菜品，要的数量一定会是盘子摞盘子。什么东西都是量越大越好，档次越高越好，这可能是对多年贫穷的一种矫枉过正吧？!
而认识并走进自然之友这个组织，才发现社会上有另一种生活理念，另一种人，他们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俭朴、适度消费，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能循环使用的东西一定要循环使用。如果是普通小市民这样做，当时很多人的感觉是他们的节省是因为长期贫穷造成的过度节俭，是“抠门”，和当时“能挣会花”的倡导相背，很难被年轻人接受。但是跟自然之友中的一些人接触才发现，他们的“节俭”是出于一种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大爱。比如当时经常见到的一个年轻大学生，他人很瘦弱，脸色也很不好看，他既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宗教人士。但他倡导素食主义，并且身体力行。记得他经常在活动的路途上跟大家交流一斤肉需要消费多少斤的水和多少斤的粮食才能生产出来，所以环保的生活应该是素食主义的。跟他的交流谈话给我很大启发，虽然至今我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我从此会思考：我要吃的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消耗了多少水和能源？
另外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梁从诫先生的家庭生活消费观念。记得一次他家有很多客人。包括外国客人，咖啡和酒都是很好的，饭是饺子，包饺子时我问酒菜是什么？方晶老师（梁先生的夫人）惊讶地反问：吃饺子还要有炒菜么？我看还有一盘虾仁她正要剁碎添到肉馅里包饺子用，就说：要不炒个虾仁当下酒热菜？她同意了。我事后想：方晶说得有道理，吃饺子是不需要什么热菜的，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这种排场和繁琐，又浪费时间，浪费油，吃了还不健康……还有就是梁先生带着我参观他的家庭循环用水设施——那就是几只大桶，保存每周一次的洗衣机用过的剩水，这些剩水几乎够他们全家用上四五天冲马桶。虽然这是当时大部分人家难以做到的，因为一般人家没有那么大面积的卫生间。但这种理念对人是非常有启发的。从那时起，本人和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有了“节约用水”的理念，并且反复跟身边的人讲解：不是因为水费，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我国缺水，地球缺水；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尽量少用洗涤用品，用时尽量使用天然、无磷的化学合成产品；买农副产品尽量买有机的，经过多年的身传言教，连我家保姆都知道这些基本的环保概念了。
感谢自然之友，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梁从诫和方晶老师，并获益匪浅。
参与环保志愿者活动，从中感受乐趣和荣誉以及责任，并与组织共同成长
自然之友最初成立，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它究竟是靠什么来吸引人关注并参加的呢？今天来回顾，我认为它当时的理念是最新的，而且没有同质化组织的竞争。因为当时的会员数量少，所以交流直接，几乎都能叫上名字。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在社会上引起相当的重视和反响，很多人，甚至是政府高层都会对此做出反应。另外作为名人之后，梁先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及他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家聚集在一起，不为别的，都是觉得自己除了在拿薪水的单位工作外还能做志愿者，在自然之友这个平台能够发挥余热、结识同志并获得认同和荣誉。而能够发挥特长，并获得认同和荣誉是对热忱参与者的最好回报。当然，记者、编辑行业的人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报道宣传的内容。对于我本人来说亦如是。
依稀记得当时1995年以前，北京动物园的每种动物的说明牌子最后的一两句话大都是：这种动物的什么什么地方可以入药，起什么什么作用；或某种动物味道鲜美无比……当年，北京动物园在舆论压力下，欣然接受了自然之友早期会员们的批评建议，不知从哪里申请了经费，把动物说明书全部更新。应该说这是自然之友会员暨普通公民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单位的认可和执行。大家当时奔走相告，热情高涨。
到年底，当时的会员热情参与了杨欣的保护长江源活动，此外还有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来信呼吁停止砍伐滇西北原始林，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
唐锡阳先生将信转交国务院环保委主任宋健；温波在高校组织学生集会要求保护金丝猴；自然之友发出“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林”呼吁书并送达姜春云副总理。我们冒着北京刺骨的寒风参加集会，通过购买杨欣保护长江源的书等方式捐款。我们亲眼看到，杨欣、奚志农从业余搞环保，通过自然之友这个平台的呼吁让他们关注的议题在社会广为人知，最后成为专职搞环保的仁人志士。奚志农那幅母子金丝猴的照片成为自然之友代表梁从诫送给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礼物。可以说，是自然之友成就了许多环保志士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奚志农是非常典型的代表，现在已经成为非常知名的动物摄影家，他和妻子也是因环保而相识的。
记得大概是1996年，自然之友还搞了多次亲子活动，一次是去陕西榆林一个叫黑龙潭的地方义务植树，实际上是一次志愿者行动。我孩子虽然只有五岁多，但是劳动能力似乎比我还强，他植树的数量超过了我，可见这类活动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从此，我更加热爱自然之友，因为我发现很多活动不但受大人喜爱，也受小孩喜爱，是一所环保学校。而环保观念的形成越早越有利于本人和社会。我还携子参观大兴新建成的濒危动物救助中心，感慨良多，五岁多的孩子说了很多令成年人汗颜的话，当晚一篇《麻雀也会成为濒危保护动物吗》散文记述了我当时的心境，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个周刊的头条上，占了大半个版。自然之友在不久后的一个会上将此文广为散发。该文获得1997年中国环境新闻奖并收入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自然之友五周年文集——《为无告的大自然》。
记得还参加过很多活动，比如由自然之友首创的“中国报纸环境意识调查”项目（1995～2000年）。此项调查，由王力雄主持，多位会员参与完成，覆盖了全国52家大型报纸。对媒体重视环保宣传有很大推动和促进作用。
1997年，我作为一个关注环保的文化记者应国际爱护动物基金邀请，到加拿大东北部爱德华王子岛海域观察当地海豹（被称为“竖琴海豹”harp seal）产子，参与中国是否进口了海豹器官的讨论活动。这也是人生一段奇妙的经历。
可以这样说，通过自然之友，我能够够永远快速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城市乐水行、夏至关灯、公交周、无车日、城市绿地图、NGO、世界地球日、低碳出行……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这些词汇永远伴随着我的生活，让我感到清爽和快乐，让我感到自豪而骄傲，因为我较早地接近和理解了这些词汇。而且由于很多的参与，这些词汇在我的眼睛里会幻化出一些生动的场面和形象……
总而言之，自然之友打开了我思想和生活的另一扇门，丰富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生活日益富裕的时刻，让我跟上了先进理念的脚步——适度消费。追求俭朴生活不再是因为我们要响应谁的号召，也不再是因为我们贫穷，而是我们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并呼吁：世界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给自己的子孙多留下一点没有污染的蓝天、水源。我想，这一切都跟结识自然之友、走近自然之友、参与自然之友密切相关。因此，在自然之友正式诞生十五岁生日之时，我感恩她，我祝福她，期望她成长发展得更好、更加茁壮，永远保持它最初的热忱、纯洁和凝聚力。
要不是她的这个求稿电话，我还真是没有仔细计算过，转眼间自己认识参与自然之友竟然已经十六载! 这十六是我从青年走向中年的十六，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丰富的十几年。而这些丰富和精彩中有许多来自于自然之友。
巧结缘自然之友，参加“筹备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叶，我在《光明日报》文艺部作编辑，梁从诫先生是作者。1993年我们文艺部正好要推出一块新版，于是春天开了一个读者作者座谈会。好几位重要作者出席，梁先生也来了。谈完我们版面的事情，他以一贯的笑眯眯的表情跟我和另一位采编说：我要成立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到时开成立会，你们一定要来参加啊！6月3日，他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告诉我们会议在西郊“玲珑园”公园开。其实那时我们对于环保，对于民间组织没有具体概念，对这个组织在中国未来历史上能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完全没有预料，对“玲珑园会议”在自然之友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也没有预料。只是觉得梁先生搞的活动一定是与文化相关的，而且梁先生人好，特别讲信用，他一贯很支持我们报纸，我们也得支持他，而且估计这个活动是可以上我们刚刚推出的《文化与生活》版面的。因此，我还叫上了报社摄影部的记者吴力田女士一起去拍照。后来，在我们的《文化与生活》版面上，我以《世界只有一个地球——记一次环境问题恳谈会》为题，用1000多字记录了这次在草地上开的会议的宗旨和记者感受，上了头条并配发了大幅照片。应该说，通过这条，有几十万的读者初步了解了民间环保的主要意义：从我做起，人人都可以做环保。
直到今天写稿我才明白，“自然之友”（全称：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是1994年3月31日经文化部办公厅同意，在民政部社团司注册，获准成立的，之后开始有了第一批会员。那我的会员资格应该算是“第一批的第一批”吧？!
走近社会精英的适度消费生活，
学习传播他们的生活方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我们的工资日渐提高，“艰苦朴素”正为人们遗忘，甚至不齿。那时谁要是请客一定是大饭店，要是饭后打包一定会被耻笑。虽然我们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因为日常联系的都是公家单位，习惯成自然地不能免俗，吃饭都是很排场的地方和菜品，要的数量一定会是盘子摞盘子。什么东西都是量越大越好，档次越高越好，这可能是对多年贫穷的一种矫枉过正吧？!
而认识并走进自然之友这个组织，才发现社会上有另一种生活理念，另一种人，他们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俭朴、适度消费，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能循环使用的东西一定要循环使用。如果是普通小市民这样做，当时很多人的感觉是他们的节省是因为长期贫穷造成的过度节俭，是“抠门”，和当时“能挣会花”的倡导相背，很难被年轻人接受。但是跟自然之友中的一些人接触才发现，他们的“节俭”是出于一种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大爱。比如当时经常见到的一个年轻大学生，他人很瘦弱，脸色也很不好看，他既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宗教人士。但他倡导素食主义，并且身体力行。记得他经常在活动的路途上跟大家交流一斤肉需要消费多少斤的水和多少斤的粮食才能生产出来，所以环保的生活应该是素食主义的。跟他的交流谈话给我很大启发，虽然至今我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我从此会思考：我要吃的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消耗了多少水和能源？
另外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梁从诫先生的家庭生活消费观念。记得一次他家有很多客人。包括外国客人，咖啡和酒都是很好的，饭是饺子，包饺子时我问酒菜是什么？方晶老师（梁先生的夫人）惊讶地反问：吃饺子还要有炒菜么？我看还有一盘虾仁她正要剁碎添到肉馅里包饺子用，就说：要不炒个虾仁当下酒热菜？她同意了。我事后想：方晶说得有道理，吃饺子是不需要什么热菜的，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这种排场和繁琐，又浪费时间，浪费油，吃了还不健康……还有就是梁先生带着我参观他的家庭循环用水设施——那就是几只大桶，保存每周一次的洗衣机用过的剩水，这些剩水几乎够他们全家用上四五天冲马桶。虽然这是当时大部分人家难以做到的，因为一般人家没有那么大面积的卫生间。但这种理念对人是非常有启发的。从那时起，本人和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有了“节约用水”的理念，并且反复跟身边的人讲解：不是因为水费，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我国缺水，地球缺水；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尽量少用洗涤用品，用时尽量使用天然、无磷的化学合成产品；买农副产品尽量买有机的，经过多年的身传言教，连我家保姆都知道这些基本的环保概念了。
感谢自然之友，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梁从诫和方晶老师，并获益匪浅。
参与环保志愿者活动，从中感受乐趣和荣誉以及责任，并与组织共同成长
自然之友最初成立，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它究竟是靠什么来吸引人关注并参加的呢？今天来回顾，我认为它当时的理念是最新的，而且没有同质化组织的竞争。因为当时的会员数量少，所以交流直接，几乎都能叫上名字。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在社会上引起相当的重视和反响，很多人，甚至是政府高层都会对此做出反应。另外作为名人之后，梁先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及他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家聚集在一起，不为别的，都是觉得自己除了在拿薪水的单位工作外还能做志愿者，在自然之友这个平台能够发挥余热、结识同志并获得认同和荣誉。而能够发挥特长，并获得认同和荣誉是对热忱参与者的最好回报。当然，记者、编辑行业的人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报道宣传的内容。对于我本人来说亦如是。
依稀记得当时1995年以前，北京动物园的每种动物的说明牌子最后的一两句话大都是：这种动物的什么什么地方可以入药，起什么什么作用；或某种动物味道鲜美无比……当年，北京动物园在舆论压力下，欣然接受了自然之友早期会员们的批评建议，不知从哪里申请了经费，把动物说明书全部更新。应该说这是自然之友会员暨普通公民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单位的认可和执行。大家当时奔走相告，热情高涨。
到年底，当时的会员热情参与了杨欣的保护长江源活动，此外还有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来信呼吁停止砍伐滇西北原始林，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
唐锡阳先生将信转交国务院环保委主任宋健；温波在高校组织学生集会要求保护金丝猴；自然之友发出“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林”呼吁书并送达姜春云副总理。我们冒着北京刺骨的寒风参加集会，通过购买杨欣保护长江源的书等方式捐款。我们亲眼看到，杨欣、奚志农从业余搞环保，通过自然之友这个平台的呼吁让他们关注的议题在社会广为人知，最后成为专职搞环保的仁人志士。奚志农那幅母子金丝猴的照片成为自然之友代表梁从诫送给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礼物。可以说，是自然之友成就了许多环保志士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奚志农是非常典型的代表，现在已经成为非常知名的动物摄影家，他和妻子也是因环保而相识的。
记得大概是1996年，自然之友还搞了多次亲子活动，一次是去陕西榆林一个叫黑龙潭的地方义务植树，实际上是一次志愿者行动。我孩子虽然只有五岁多，但是劳动能力似乎比我还强，他植树的数量超过了我，可见这类活动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从此，我更加热爱自然之友，因为我发现很多活动不但受大人喜爱，也受小孩喜爱，是一所环保学校。而环保观念的形成越早越有利于本人和社会。我还携子参观大兴新建成的濒危动物救助中心，感慨良多，五岁多的孩子说了很多令成年人汗颜的话，当晚一篇《麻雀也会成为濒危保护动物吗》散文记述了我当时的心境，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个周刊的头条上，占了大半个版。自然之友在不久后的一个会上将此文广为散发。该文获得1997年中国环境新闻奖并收入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自然之友五周年文集——《为无告的大自然》。
记得还参加过很多活动，比如由自然之友首创的“中国报纸环境意识调查”项目（1995～2000年）。此项调查，由王力雄主持，多位会员参与完成，覆盖了全国52家大型报纸。对媒体重视环保宣传有很大推动和促进作用。
1997年，我作为一个关注环保的文化记者应国际爱护动物基金邀请，到加拿大东北部爱德华王子岛海域观察当地海豹（被称为“竖琴海豹”harp seal）产子，参与中国是否进口了海豹器官的讨论活动。这也是人生一段奇妙的经历。
可以这样说，通过自然之友，我能够够永远快速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城市乐水行、夏至关灯、公交周、无车日、城市绿地图、NGO、世界地球日、低碳出行……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这些词汇永远伴随着我的生活，让我感到清爽和快乐，让我感到自豪而骄傲，因为我较早地接近和理解了这些词汇。而且由于很多的参与，这些词汇在我的眼睛里会幻化出一些生动的场面和形象……
总而言之，自然之友打开了我思想和生活的另一扇门，丰富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生活日益富裕的时刻，让我跟上了先进理念的脚步——适度消费。追求俭朴生活不再是因为我们要响应谁的号召，也不再是因为我们贫穷，而是我们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并呼吁：世界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给自己的子孙多留下一点没有污染的蓝天、水源。我想，这一切都跟结识自然之友、走近自然之友、参与自然之友密切相关。因此，在自然之友正式诞生十五岁生日之时，我感恩她，我祝福她，期望她成长发展得更好、更加茁壮，永远保持它最初的热忱、纯洁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