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文学批评，说实话，还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几十年前鲁迅所批评的“捧杀”和“棒杀”依然存在。一味的无原则的颂扬，一味的为了出名而专对名人的“当头谩骂”，成了欲出风头者一举成名的手段。这种浮躁的心态，带有左翼文学、“文革”造反情结的余绪。使文学批评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特别是在金钱操纵下的各种作品研讨会和新书推介，是出版商、利欲熏心的评论家、心态浮躁的报人等多方共谋下的产物。而学院派的批评家，并不一定真正懂得作家的创作，他们阅读翻译成中文的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再用这种阅读得来的一知半解去分析中国文学，写出的所谓学术论文，成了一种新八股，除了用来评职称、唬学生之外，很少能够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而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美感的文字，例如《文心雕龙》、《诗品》，文辞都很优美，是真正的艺术品，可以作为诗来读：就是到了近现代，文学批评的魅力依然存在，例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对文本的把握非常准确，批评不但切中肯綮，而且文辞绚烂至极，简约而丰富，具有大家风范，让我们感受到汉语光芒的照耀。而现在的文学批评呢，我们不禁汗颜有加。
　　面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我觉得不妨做一些对文学现场的挖掘和清理工作。我始终有一种愿望：提供一种最为切近作家的观察角度，一种较为客观真实的视角，这既是一种资料性的对文学现场的保存，又是一种建设性的对批评和创作做桥梁式的沟通，同时又是观察作家作品的最切近的方式。
　　其实，目前文学批评的弊端之一就是离开了真正的文学现场。离开了文学现场，批评就会变得轻浮，不真诚。谩骂、商业广告、八股文都缺少真诚的批评品质。对于诚实的批评来说，完整地再现文学的现场尤为重要。再现现场的方式不一而足，可以是资料考据式的，如陈徒手先生的《人有病，天知否》；可以是口述实录式的，如各种当事人的回忆录；也可以是作家与批评者建设性的对话式的。这几种方式都有一种现场感，不空疏，不八股，脚踏实地，本着一种求实的态度，没有可疑的布道的滥情，也不会有沦为西方某时髦理论的注脚之嫌。这种现场可以说是一个个的点，点多了就会连成面，就会使我们对以往的文学和当下的文学有一个丰盈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连着筋骨和血肉的，而非干枯的。我觉得，这是在写作一种“大文学史”，这种“大文学史”以其细节的丰盈、汁液的饱满、生命的蓬勃复活了既往的文学，再现了当下的文学，嘲笑了目前种类繁多却大同小异的狭隘文学史。
　　由于做文学编辑的缘故，使我对作家的观察较为真切。我熟悉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熟悉他们人性中的伟大处，也熟悉他们的弱点甚至卑琐处。在我的眼中，当代作家、作品都是丰盈的、原生态的。我目睹了他们作品的写作、出版、被读者接受的全过程。在许多职业批评家那里，作家仅是一个符号，作品就是印装好的书籍。而在我这里。作家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人，作品是作为动态的而非静止的过程存在的，从最初的有着许多错别字和病句、甚至篇章结构都存在问题的草稿，最终变成了有着漂亮封皮的雅致的艺术品——一个或华丽或朴素的纸上建筑。作为编辑，与作者一道，参与了一个作品的诞生，做的是催产的工作。曾经有一位著名作家对我说，我不看重评论家的意见，却重视资深编辑对作品的判断。他说除了作者之外，编辑对作品最有发言权。一个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可以忽略评论家的评价，却不可能不重视编辑的见解。因为一个有品位的编辑，眼光是最“毒”的，作品的不足之处可谓无所遁形。正是编辑与作家的这种天然的联系，他所处的独特的现场位置，因此，他与作家的对话，往往能够抵达问题的核心部位。
　　在众多的再现文学现场的方式之中，我更倾向与作家对话的方式。对话实际上是一种交流，是作家和提问者的双向交流。对话是一种古老的文体。记得王充闾先生曾在一篇访谈中说，在西方历史上，对话体是最早出现的学术语体，而在中国，一部《论语》其实就是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集。思想往往产生于对话人之间语锋的碰撞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话有一种现场感，谈话双方冲口而出，无所顾忌，率性而为，所谓口无遮拦是也。对话是口语体的，而非深思熟虑的书面文章，再宏大的理论，再严肃的叙事，一经诉诸人的喉部发音，即成为最为感性的存在。可以说，文字是干枯的，对话则是肉质的。对话比个人写在纸上的文字更能逼近真实，因为谈话者要面对对方的眼睛，面对诚实的注视，尤其是在面对自己相知多年的朋友时更是如此。一个对话稀少的年代一定是一个思想贫瘠的年代。“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对话的缺席反映了当时一元化政治对话语的压抑，因为“祸从口出”、因言获罪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反右运动中天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因斗胆议论时政，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从而被划为右派的。那是一个“噤声”的时代，几近于知识者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声音”是一个广受知识阶层推崇的词语，众声喧哗，话语狂欢，一时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这是当前对话发生的语境，也是我们展开各种对话的前提。
　　目前报刊上流行的对作家的访谈，往往是一些记者写就，许多流于肤浅，不深入，有点儿小儿科，这倒是让我们对作家本人的学识发生了疑虑。其实，问题出在访谈的提问者一方。在访谈中，人们往往认为提问者的作用微乎其微，只是一个被动的提问符号，于是在许多访谈中，提问者甚至连署名权都没有，其实提问者的作用非常重要。他往往控制话语的方向。直接关系着回答者话语敞开的方式、话语的流量大小甚至话语的质量高低。虽然处于客体地位，但是由于他具有良好的中外文学素养，具有较好的判断力，对作家本人及其创作有着丰富的了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因此，他也会取得和采访主体一样对等的地位。他的提问会带有预先设定的“意图”，有着一种“前理解”，其实这种提问也是和作家的一种交流，一种灵魂深处的对话。正是提问者的“问题意识”，才使得作家将自己流散的思绪聚在一起，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一个精彩的提问往往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将作家头脑中深幽而丰富的世界照亮。如果用一个比喻，一个问题好比是向一池深潭投去一枚巨石一样。交流和对话的结果，产生了精彩的对话体批评文章，而这篇文章其实是由对话双方共同完成。
　　弗洛伊德说，文艺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对话所解决的，就是一种解梦的工作，或者说是为未来真正的解梦者提供解梦线索的工作。作品是作家在纸上构筑的建筑，对话(提问者)所关注的，是建筑者本人深层的心理状态，关注的是在这些艺术品的建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什么隐秘的事情发生了，又有什么幽暗的隧道引领我们走到一个不为所知的谜一样的所在。于是，丰富的细节产生了，提问者和作家双方的音容笑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声音”化为文字，精神的薪火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莫言在自己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中说，作家写作散文时“常常忘了掩饰，所以就更容易暴露了作者的真面孔”。如果说小说是作家戴着面具写作的产物，作者是隐匿的在场，而散文则是一个本真的作者心绪的自然流露，作者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而对话则更进了一步，是作家的灵魂连同提问者一道和读者赤裸着相见了。这也是我最为看重对话这种批评形式的关键之所在。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