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有一次为了筹款办了个晚会，节目有皮黄、洋歌、杂耍，少不了也要有一段相声。后台老板瞧中了老舍和我，因为我们俩平素有点儿贫嘴薄舌，说话就有一点儿像说相声。焦德海、草上飞我们也都瞻仰过，别的玩艺儿不会，相声总还可以凑合。
　　老舍的那一口北平话真是地道，又干脆、又圆润、又沉重，而且土音土语不折不扣。我的北平话稍差一点儿，真正的北平人认为我还行，外省人而自以为会说官话的就认为我说得不大纯粹。老舍的那一张脸，不用开口就够引人发笑—老是绷着脸，如果龇牙一笑，能立刻再把笑容敛起，像有开关似的。头顶上乱蓬蓬的一撮毛，没梳过，倒垂在又黑又瘦的脸庞上。衣领大约是太大了一点儿，扣上纽扣还是有点儿松，把那个又尖又高的“颏里嗉（北平土话，谓喉结）”露在外面。背又有点儿驼，迈着八字步，真是个说相声的好角色。
　　比较起来，我就只好去（当）那个“挨打的”。我们以为这事关抗战，义不容辞，于是就把这份差事应了下来。老舍挺客气，决定头一天他逗我捧，第二天我逗他捧。不管谁逗谁捧，事实上我总是那个“挨打的”。
　　我本想编一套新词儿，要与抗战有关。老舍说：“這玩意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老词儿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谓雅俗共赏，您要是自己编，不够味儿。咱们还是挑两段旧的，只要说得好，陈旧也无妨。”
　　于是我们选中了《新洪洋洞》和《一家六口》。老舍词儿背得烂熟，前面的帽子也一点儿不含糊，真像是在天桥长大的。他口授，我笔记。我回家练了好几天，醒来睁开眼就嚷：“你是谁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家里人听得真腻烦，我也觉得一点儿都不好笑。
　　练习熟了，我和老舍试着演了一次。我说爸爸、儿子地乱扯实在不大雅，并且我刚说“爸爸”二字，他就“啊”的一声，也怪别扭的。他说：“群众就爱听这个，这一节可千万删不得。”
　　照规矩，说相声得有一把大折扇，到了紧要关头，啪的一声敲在头上，响而不疼。我说：“这可以免了。”老舍说：“虚晃一下好了，别真打。可不能不有那么一手儿，否则刹不住。”
　　一切准备停当，晚会开幕了，我心里直扑腾。我先坐在池子里听戏，身旁一位江苏人模样的说了：“你说什么叫相声？”旁边另一位说：“相声，就是昆曲。”我心想：真糟。
　　锣鼓歇了，轮到相声登场。我和老舍哥儿俩大摇大摆地踱到台前，向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一边一个，面无表情，直挺挺地一站，两件破纺绸大褂，一人一把大扇子。台下已经笑不可抑。老舍开言道：“刚才那个小姑娘的洋歌唱得不错。”我说：“不错！”一阵笑。“现在咱们两个小小子儿伺候一段相声。”又是一阵笑。台下人的注意力已经被抓住了，后台刚勾上半个脸的“张飞”也蹭到台上听来了。
　　老舍预先嘱咐我，说相声讲究“皮儿薄”，一戳就破。什么叫“皮儿薄”？就是说相声的一开口，底下就得立刻哗的一阵笑，一点儿不费事。这一回老舍可真是“皮儿薄”，他一句话，底下就是一阵笑，我连捧的话都没法说了，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半天笑的浪潮退下去之后才能继续。台下越笑，老舍的脸绷得越紧，冷冰冰的，像是谁欠他二百两银子似的。
　　最令观众发笑的一点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老舍一时兴起，忘了他的诺言—他抽冷子恶狠狠地拿扇子往我头上敲来。我看他来者不善，往旁边一躲，扇子不偏不倚地正好打在我的眼镜框上。眼镜框本来很松，平时就常出溜到鼻尖上，这一下可不得了，哗啦一声，眼镜掉下来了！我本能地两手一捧，把眼镜接住了。台下鼓掌、喝彩、大笑，都说这一手儿有功夫。
　　人生难得开口笑，而我们使许多愁眉苦脸的人开口笑了。事后我在街上行走，常有人指指点点地说：“看，那就是那个说相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