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荷兰是为了去看凡·高的画，这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他告诉我，人要对自己诚实、诚恳，才能到我们的境界。
　　挫折不是不好的事情，它是用作创作的力量。”
　　──徐克
　　在纯白的空间里，窗外偶尔有摩托车的引擎声，淡淡的雪茄味道，然后就是安静。他不讲话的时候，每一个表情里都是严肃，好像空气都要跟着稠密起来；而一旦说起他有兴趣的事，即使是谈了几十年的电影，眼神里总要闪现出温柔，便自顾自地谈笑起来──他就是徐克，身边的人都叫他“老爷”，亲切又恭敬。他和你想象的差不多，睿智、有幽默感，并随心所欲。
　　蝴蝶效应
　　有一种猜想，假如不是徐克要尝试3D水下摄影，你肯定觉得“在9米深的水池里动用了十多位潜水员辅助，请澳大利亚水下3D摄影师掌镜全球唯一水下3D摄影机”有些不可思议。而一切“不可思议”在徐克面前都显得不重要，他只会说一句，为什么不行？
　　1969年徐克到美国去学电影，“我从学校出来，到纽约的工业里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从学生到工业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我们常常花了好多年在学校里学东西，出来工作发现和工业其实是没有发生匹配的，你要修改你的看法，你那么辛苦去建立起来的系统都要改变。而到了工业里，在不同的族群也有不同的想法。”
　　十年后，徐克在香港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蝶变》，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这部奇幻武侠电影不仅成为香港新浪潮“先声之作”，对徐克自身的影响更是深远至今。
　　“那时候我总是搬着蝴蝶跑来跑去，后来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用特效？我才开始思考特效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身边太多人劝他“算了”，因为“特效这件事儿中国人不能碰”，徐克反问，为什么不行？──“就算你做了你可以好得过好莱坞吗？”徐克又问，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成了一种思维方式，这不是要较劲，而是他真的好奇。对徐克而言，独特的梦想和充满好奇心的思考是很自然的事，“也许只是没有打开空间，大家对特效还陌生和不熟悉。那就一定要有人尝试！而且，实在不是没有人试过，实在是已经有很多人都做过了。我们中国十几亿人，文化深远，不能却步。”徐克这样说的时候，有一种荡气回肠的侠气，又透露出孩子一样的真切。大部分的人容易被不了解的事情迷惑，他只觉得，无非是复杂的挑战而已。
　　诚实的触觉
　　一个人绝不可以让自己心灵里的火熄灭掉，而要让它始终不断地燃烧。你知不知道，这是诚实的人保存在艺术中的最终必要的东西！然而并不是谁都懂得，美好的作品的秘密在于有真实与诚挚的感情。
　　──凡·高
　　徐克喜欢旅行，方向总是朝着印度、尼泊尔这种文化氛围鲜明的地域，但他特意跑去荷兰是为了看凡·高的画。这位表现主义先驱对他影响很大，“他告诉我，人要对自己诚实、诚恳，才能到我们的境界。挫折不是不好的事情，它可以是用作创作的力量。”
　　作为创作者就是会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有冲动和激情，对某种事情有强烈反应和强烈需要，去创作可以与人分享的东西。“我们去观察一个人、一个事情、一个新闻，我们会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哪怕是一个飞机降落有意外，这个事情牵涉到什么样的人、事、物，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的发生有来龙去脉，以及后面的影响，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就会出故事。”
　　徐克常常会提醒自己，“做一个事情太多就会没有敏锐点”，于是要跟同行、朋友、观众有很真诚的交流。如果拍太多同样类型的东西，以为是有很多经验，却会因为太熟悉而没感觉。“还是要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这个时代外界给你的新的信息。你还必须要了解和你兴趣相同的人。找到同一类人，了解他的初衷，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想，他未必成功，但他一定有原因。”
　　“凡·高在他在世的那些年，作品都不被承认，但却流传到现在，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很多时候，当代未必认同的，不代表它没意义，“所以触觉很重要，对自己诚实是必要的态度，会得到很多。作品必须有精神和感觉的交流，也要有诚意去了解别人的想法。我们都是在反映这个年代的创作者，做任何事情，都要尽量打开自己的空间，放大自己的想法。”
　　自由的鹿
　　在美国学习电视制作的时候，有一次在棚里做摄影师，三个人每人负责一部机器拍舞蹈，忽然一位教授就跑下来拍拍徐克的肩膀，你看那些影子多漂亮？他于是将摄影机转向墙上的影子，便由此感受到，即使是别人不注意的事情，也是有很有趣的可能性。
　　这给徐克带来一种新的认识和好奇心，就好像去旅行时，他不会只见到城市、酒店、餐厅而已。他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旅行不是为了减压这么简单，也不是只为换换环境。是你到了一个社会、文化背景里去，要结合跟自己的关系，而不是点到为止就跑回来。”
　　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以为是这样，其实他不是这样。“不是从书本或者其它人给的一些印象，所以我觉得旅行是要对一个地方有认识，而且认识的程度深一点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去印度、非洲也好，觉得不错，就不再回去了。可是你再回去其实就会有新的认识，认识当地人，你的概念会更清楚。”
　　常常去京都，因为觉得那里似乎布满中国唐朝遗留下来的痕迹。“在京都他们保持得很好，民风也不错。文化气息来讲，我觉得在中国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传统的东西做得很整齐，思考怎么能让它保存得更好，发扬得更好。我去过很多次京都，每次都有不同的经验。特别是不同季节的时候，大自然和城市的关系很微妙。”
　　另一个让徐克难忘的景象，是从京都到奈良去的路上，有一个区域是博物馆。“博物馆外面有很多自由的鹿，没有人管，它们生活在路边、花园里，甚至人行道上。它们走到路上，没有人去伤害它们，它们也习惯和人在一起。这在人的社会里很少见到，它们特别不怕人，还会追人讨吃的。怎么做得到呢？一定是有人很有安排，让鹿活在人的世界里，不断鼓励它和人接触。 　　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这样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去过非洲safari（游猎），动物园里是不让人下车的，有些动物可能伤人。可是在奈良，那些鹿你摸得到，你可以和它玩。鹿都高大，但不会攻击人，人和动物、自然的关系很好。”他用手比出鹿角的样子，露出好奇的神情，他总归是喜爱自由自在地漫游，随心所欲地思考，让心灵不受羁绊地赏玩这个世界的种种奇事妙物。
　　一种沟通
　　第一次拿起相机的徐克，惊讶地发现镜头可以改变人们看世界的角度，电影和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情绪。“我们需要电影和我们需要音乐一样，开心或者不开心，都需要填补我们的精神空虚，需要跟外界有关系的东西。特别是当你牵涉到电影的时候，它很庞大，它是一个综合体，它会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会补充生活中不足够的地方。”
　　电影对徐克而言早已是骨血里的东西，他更觉得人们现在都很需要这些精神食粮，“以前我们休闲的时间比较多，体会就会深刻一点。现在人们都很忙，在大都市里跑来跑去，为了要追一个时间表，为了要依照一个系统去做事情。也许我们很多东西就要放下，特别是我们关于自己的感受，我们追去的东西也迷失了。”
　　是的，以前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我们有一些想得到的东西。“而电影会让我们再次记起，曾经的想法、感受、希望、期待。这些东西是电影和人绑在一起的很大的原因，它是主控你生活的精神力量。这些东西不是教育作用，是精神互动的状态，是一种沟通。”
　　可以上升到精神沟通的一定是没有界限的，1993年徐克监制的作品《少年黄飞鸿铁马骝》似乎早被尘封，而2001年时借《卧虎藏龙》获奖之风，被美国人拿出来再映了一轮，票房打进了排行榜前十。
　　或许徐克提到凡·高的真正用意是，要有未来意识，要对自己诚实，对手也只是自己而已，只要用心创作了，功过自在后人评述。徐克既像所有专于创作的艺术家一样醉心于打造可以传世的作品，他也在用电影和这个世界玩着冒险游戏。他可以让自己完全纵身于刺激之中，愈是投入，就愈是丰富。
　　凡·高被认为是“最孤独的男人”，一生不被理解，好在作品即是存在最有力的语言，画作替他抚慰同类人的灵魂，完成与这个世界的沟通，比他想象过的更持久。
　　LADY：您觉得您创造力、想象力的源泉是什么？
　　徐克：很多方面的，如果你非要说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身体里的生理的基因，分泌出来的荷尔蒙，所刺激到脑细胞。
　　LADY：作为创作者您觉得什么最重要？
　　徐克：一个画家、一个音乐家也好，最重要的是对事情的触觉和敏锐点。如果有，就不需要别人特别去提，就会有积累出来。不断创作的同时也不断地吸收，除非你对做的事情失去兴趣和热情。
　　LADY：您怎么看待外界都说您有“冒险精神”？
　　徐克：很多人因为压力太大而不愿意尝试，拍电影应该尽可能地减压。其实我们拍一部影片，主要是因为喜欢这个题材，想以自己的方式把电影拍得最好，同观众分享自己的一些思考与感受。所以，我认为一个导演应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电影上，而不要考虑其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