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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增长放缓的迹象日趋显现，为此，政府也紧锣密鼓地出台许多新政策。怎样来理解其中的脉络。如何把握蕴涵的导向，或许是企业迷茫之时应该静下来关注的。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关于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路。
内需究其所指
按照央行近期作出的解释，“内需”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如果“扩大内需”仅仅是扩大消费需求，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仍要坚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政策呢?其实，经济学当中所说的需求，既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重要的不是区分这两种需求的属性，而是这两种需求总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相互约束的比例关系。比如说，作为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必然扩大对道路、燃油的需求，而后者必须透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才能实现相应的供给增长。不仅如此，要想满足扩大的汽车消费需求，汽车行业及其上游行业也必须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如此说来，单方面强调扩大消费需求，忽视扩大投资需求的必要性，以及那种在“继续限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前提下扩大消费需求”的说法是偏颇的。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只谈扩大消费需求，不同时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并因此实现供给增长，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势必加大国内物价上涨压力。这样的“扩大内需”，与抑制通胀的政策目标显然是相互冲突的。
出口依然是必要的
将“扩大内需”作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不是意味着不再鼓励出口，并逐步摆脱经济增长对净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呢?很多人认为，之所以要提出“扩大内需”的思路，是由于以往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但受人民币升值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未来的出口增长将不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众所周知，消费(最终消费支出)、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出口(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拉动GDP增长的三大需求。改革开放30年来，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极不均衡的状态。其中，贡献率最高的3个年份依次出现在1989年、1990年和1997年，分别达到44.0％、50.4％和44.4％，而贡献率最低的3个年份依次出现在1983年、1985年和1993年，分别为-14.5％、-66.4％和-38.1％。最近5年，即2003～2007年，净出口贡献率依次为1％、6％、24.1％、19.3％和21.5％。由此看来，最近5年的情况不是很特殊，算不上是GDP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净出口贡献率从上年的1％提升到6％的同时，投资贡献率由上年的63.7％快速下降到55.3％，而消费贡献率由上年的35.3％提升到38.7％。在2005年净出口贡献率大幅提升到24.1％的同时，投资贡献率进一步下降到37.7％，而消费贡献率由上年的38.7％下降到38.2％。其中，很难说投资贡献率的下降不是净出口贡献率上升的部分原因。从消费贡献率相对稳定的情况来看，扩大投资在改善需求结构当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考虑到国内资源自给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扩大内需必然导致对资源性商品的进口需求继续快速增长，因此，不排除今后会出现整体性的贸易逆差以及负净出口贡献率的情况。于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鼓励出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净出口贡献率，依然是必要的。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会一起发力
推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是否仅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足够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长，如何能够扩大内需呢?许多人相信，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就应当增加工资，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的确是必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
从上半年国内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上年的12.2％大幅下降至6.3％的情况来看，由于同期职工工资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导致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显然与股市大跌以及城镇居民股票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降有关。以此为背景，增加居民收入的努力，应当将维护股市稳定的因素考虑在内。
另一方面，增加工资是在现有就业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的办法。但是，由于城镇隐形失业的问题较为严重，特别是国内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严重不足，其结果必然加剧居民收入的贫富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全体居民的收入，取决于就业增长。而增加就业机会，又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仅仅增加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不增加固定资产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就不可能实现增长，其结果便不会有效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无法有效增加全体居民的收入。
此外，扩大内需不能不涉及到鼓励居民购买住宅，这是比汽车消费更大的需求。为此，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房地产税费政策是颇为必要的。只有在活跃二手房交易的前提下，才能拉动新建住宅的销售，进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健康发展。
那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扩大内需吗?答案是非常否定的。考虑到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局面、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支出与购买住宅以及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扩大就业等等，都需要货币政策的支持。因此，在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当一起发功。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关于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路。
内需究其所指
按照央行近期作出的解释，“内需”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如果“扩大内需”仅仅是扩大消费需求，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仍要坚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政策呢?其实，经济学当中所说的需求，既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重要的不是区分这两种需求的属性，而是这两种需求总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相互约束的比例关系。比如说，作为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必然扩大对道路、燃油的需求，而后者必须透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才能实现相应的供给增长。不仅如此，要想满足扩大的汽车消费需求，汽车行业及其上游行业也必须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如此说来，单方面强调扩大消费需求，忽视扩大投资需求的必要性，以及那种在“继续限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前提下扩大消费需求”的说法是偏颇的。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只谈扩大消费需求，不同时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并因此实现供给增长，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势必加大国内物价上涨压力。这样的“扩大内需”，与抑制通胀的政策目标显然是相互冲突的。
出口依然是必要的
将“扩大内需”作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不是意味着不再鼓励出口，并逐步摆脱经济增长对净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呢?很多人认为，之所以要提出“扩大内需”的思路，是由于以往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但受人民币升值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未来的出口增长将不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众所周知，消费(最终消费支出)、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出口(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拉动GDP增长的三大需求。改革开放30年来，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极不均衡的状态。其中，贡献率最高的3个年份依次出现在1989年、1990年和1997年，分别达到44.0％、50.4％和44.4％，而贡献率最低的3个年份依次出现在1983年、1985年和1993年，分别为-14.5％、-66.4％和-38.1％。最近5年，即2003～2007年，净出口贡献率依次为1％、6％、24.1％、19.3％和21.5％。由此看来，最近5年的情况不是很特殊，算不上是GDP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净出口贡献率从上年的1％提升到6％的同时，投资贡献率由上年的63.7％快速下降到55.3％，而消费贡献率由上年的35.3％提升到38.7％。在2005年净出口贡献率大幅提升到24.1％的同时，投资贡献率进一步下降到37.7％，而消费贡献率由上年的38.7％下降到38.2％。其中，很难说投资贡献率的下降不是净出口贡献率上升的部分原因。从消费贡献率相对稳定的情况来看，扩大投资在改善需求结构当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考虑到国内资源自给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扩大内需必然导致对资源性商品的进口需求继续快速增长，因此，不排除今后会出现整体性的贸易逆差以及负净出口贡献率的情况。于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鼓励出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净出口贡献率，依然是必要的。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会一起发力
推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是否仅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足够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长，如何能够扩大内需呢?许多人相信，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就应当增加工资，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的确是必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
从上半年国内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上年的12.2％大幅下降至6.3％的情况来看，由于同期职工工资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导致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显然与股市大跌以及城镇居民股票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降有关。以此为背景，增加居民收入的努力，应当将维护股市稳定的因素考虑在内。
另一方面，增加工资是在现有就业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的办法。但是，由于城镇隐形失业的问题较为严重，特别是国内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严重不足，其结果必然加剧居民收入的贫富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全体居民的收入，取决于就业增长。而增加就业机会，又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仅仅增加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不增加固定资产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就不可能实现增长，其结果便不会有效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无法有效增加全体居民的收入。
此外，扩大内需不能不涉及到鼓励居民购买住宅，这是比汽车消费更大的需求。为此，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房地产税费政策是颇为必要的。只有在活跃二手房交易的前提下，才能拉动新建住宅的销售，进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健康发展。
那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扩大内需吗?答案是非常否定的。考虑到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局面、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支出与购买住宅以及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扩大就业等等，都需要货币政策的支持。因此，在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当一起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