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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榖林尧陵为菏泽乃华夏祖源圣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物实证。2013年初冬，习近平总书记来菏，高度称许菏泽市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传说中的伏羲桑梓、尧舜故里、商汤京畿。菏泽如何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的优势，是个重大课题，可以作出大文章，而榖林尧陵则可成为一张金色名片。
关键词：榖林尧陵；资源禀赋
榖林尧陵，是菏泽市域内最重要的名胜古迹，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千古如天日”的尧王安息在我们身边，是历史的恩宠和馈赠，也为菏泽乃华夏祖源圣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物实证。
2013年初冬，习近平总书记来菏，高度称许菏泽市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传说中的伏羲桑梓、尧舜故里、商汤京畿。此后，他又接连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国秉持“保用并重”理念，让文物活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作用。这一号召特别值得我们菏泽人深思。当前，我们正在市委带领下，为实现“科学赶超，后来居上”、改变我市历史命运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如何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的优势，是个重大课题，可以作出大文章，而榖林尧陵则可成为我们的一张金色名片。
1. 榖林，上古丧葬文化的选择
关于尧葬地，最具权威性的早期记载，是秦代《吕氏春秋》第十卷《安死》篇里的八个大字：
尧葬于榖林，通树之。
《墨子》曾说尧葬蛩山，《山海经》也曾说尧葬岳山。史家已考证，蛩山、岳山、狄山就是崇山，而崇山就是榖林山，榖林山又叫成阳山。一山而六名，是黄泛重灾区鄄南一带特有的历史现象。（与此相类似，这里还有“一河三名”现象，后文将提到）就是说《墨子》、《山海经》与《吕氏春秋》的说法是一致的，尧葬榖林是那个时代的通识，即唯一说法。
榖林，顾名思义，是个榖树成林的地方，在今鄄城县城南十五六华里处，属富春乡管辖。就地理名称而言，它小得不能再小，只是个小小的村庄，古称榖林庄，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被尧王选作最后的归宿地？要从上古的丧葬文化说起。
《吕氏春秋》“安死”篇的大意是，古人讲究养生和安死，“安死”就是死后能安。入土后永远“无发无动”，不被惊扰，是上古丧葬行为的最高理想。所以“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爱，吝惜。恶，厌恶）。所谓 “合”、“同”，就是 “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于阪隰”（阪隰，不肥沃、不便耕种的土地）。尧死后葬在榖林山上，上面栽满榖树，正是与山林合为一体之意。汉《成阳灵台碑》上说，尧王生前葬母“欲人莫知，名曰灵台”，二者精神一致。
今天的榖林尧陵上，依然长满了榖树，葱郁繁茂，浓绿一团，把陵墓遮护得严严实实。历经风雨沧桑，水患兵燹，四千余年一以贯之，忠诚如斯，坚执如斯，令身临其境的人，无不怦然心动，感叹“草木有知”。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却又不平凡的榖树，以其自身的存在，证明着《吕氏春秋》那八个大字的真实性。
《吕氏春秋》是可信的。它编于战国末期，成书时间早，早意味着离事件发生时间近，人们的印象比较清晰，比后来的史料更接近事实 ——这是常识。其次，主持此书编写的吕不韦，是战国时代卫人，即后来的濮人，历史上濮和鄄本为一地，即是说，吕不韦是尧王的同乡。他对于尧王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尧陵这样重要的古迹，一定会比一般人更关注、更了解。所以，在他主编的书里，不会漏记，也不可能妄记——这也是常识。
正因如此，1736年，乾隆皇帝在平息朝内外那场关于尧陵的争议时，颇为动情地说：
不韦即不足取，以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豈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不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指山东督学钱载，他坚持“平阳说”，反对重建榖林尧陵）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
可谓义正辞严，掷地有声。他强调了两个意思：一是不能因人而废言，即是说不能因为书是吕不韦编的，就怀疑其真实性；二是此说可能“有所承述”。述者，循也、续也。《论语》有孔子“述而不作”之语，《中庸》有孔子“祖述尧舜”的记载，“述”都是遵循、传续而不改变之义。用在这里是说，其记载一定有所本，绝非空穴来风，足以征信。
关于尧王为什么选择榖林作为最终的归宿，明代大学者王道在《濮州帝尧祠碑记》里，还讲出了另一层道理：
尧父帝喾墓在濮阳顿邱，其母庆都墓在成阳灵台……而偃朱故城今名朱家阜者，又丹朱之所藏也。族葬之礼，上古无有，而情则然也。尧从父母，子丹朱从尧，盖理势之可揆也。
“理势”，情理所归之义。王道认为，上古虽然没有“族葬之礼”（如后世同一家族成员葬在一起，建墓园），但是同一家族的人墓地做出一定的有意味的安排，是情理使然的事。尧王三代人的葬地，从成阳（尧母）到榖林（尧），到朱家阜（尧子丹朱），再到顿邱（尧父帝喾），东南——西北一条线，确像是着意安排的。
总之，《吕氏春秋》穿越时光隧道，向我们传递了远古时代的文化气息。尧葬于榖林这样一处偏远僻静的地方，是当时丧葬文化顺理成章的选择，是安死理想的完好体现，是古朴民风时俗的真实反映。
正所谓口碑载道，而口碑是不能凭空制造的。
2. 一条贯穿历史的证据链
魏
《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以安死为精义的上古丧葬文化，在书成之后就被秦始皇破坏了。骊山皇陵大如丘山，陪葬之奢华，仅兵马俑冰山一角已让世界目瞪口呆。汉代又延续了这种风气，西安周围，长陵（高祖）、茂陵（武帝）、杜陵（宣帝）以及薄太后陵、窦太后陵等，个个如丘如阜。汉大臣如张释之、刘向等都曾冒死谏节葬，但除了文帝，其他皇帝都置若罔闻。
这种情况到东汉汉末年、曹魏时代有了改变，或许与社会动乱、盗墓之风大盛有关吧。《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昔尧葬榖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
古代惯例，皇帝登基不久就要筹划建陵墓的事，曹丕亦然。大臣勘察后，想把墓址定在首阳山东侧，向他报告，他就对自己的后事作了上述交代，要求后人要完全像尧王、禹王那样安葬他。其中一个“藏”字，更是表现了他对“安死”文化的深刻领会。
曹植的《文帝诔》表明，他的这一安排得到了贯彻：
乃创玄宇，基于首阳。拟迹榖林，追尧慕唐，合山同陵，不树不疆。
“玄宇”指陵墓，“不疆”就是不专门划出一片地方、封上边界做墓园；再加前面说的不修寝殿和神道，可以看出曹丕是真心实意想效法古圣先王，也显示出丧葬文化回归上古的趋势。
曹丕的“终制”和曹植的诔文里，都提到了尧葬榖林的事，既证明了《吕氏春秋》记载的真实性，也说明榖林尧陵在当时已是尽人皆知、无须解释的事实。“拟迹”就是仿照形迹去做，没有“迹”，“拟”从何来？
这是公元二世纪的事，在乾隆决定重建榖林尧陵一千五百多年前。
我们知道，曹家特别是曹植与鄄城的关系十分特殊。曹操曾在鄄城屯兵，然后从这里出发纵横天下。曹植则生于此，长于此，又两次受封于此（一次封侯，一次封王）。他才情过人，“援牍如口诵”，南朝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谢本人很自负，却还这样推崇曹植，可见曹三公子实在太有才了。曹操也特别喜欢他，特意在杏花岗筑一读书台，专供他读书、习剑。
曹植写过一首《帝尧赞》，中有“调适阴阳，其惠如春”句，想必是拜谒近在咫尺的尧陵时，缅怀尧舜之世，钦明文思，卿云薰风，和暖如春，对比自己的处境，有感而发吧。
宋
《宋史·礼言》记载，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己卯，濮州知州韩铎曾经“请敕本州致祭尧陵”。他说：“尧陵在本州雷泽县东榖林山，请春秋致祭，置守灵五户，免其租，以奉洒扫。”不仅指出了尧陵的确切位置，还谈到了致祭、设守灵户等具体事宜，更可坐实榖林尧陵的存在。
语中“雷泽县东榖林山”一句，“东”字不是指雷泽县的东边，而是指东榖林山。清山东巡抚岳浚所上《改祀濮州尧陵奏议》中“古雷泽之东榖林庄”一语可参证。榖林山亦名富春山。今天鄄城富春乡尚有富春集、东富春、西富春三个村庄，可推断当年也有东西两座富春山即榖林山。所谓“山”，就是古时候鲁西南一带到处都有的土堌堆。
元
明人邓韨《尧墓在榖林》一文中提到一件事，“近时，竹林寺发地得石碣，书曰‘帝尧墓’，盖元人书隶体。竹林者，榖林也，土人讹称竹林耳。”这一石碣就是元代徐世雄所立并手书的《帝尧墓碑》，从而使尧葬榖林在元代有了确证。《山左金石志》记载，“此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一寸。在濮州尧陵，石碑刻‘帝尧墓’三字，径一尺三寸二分。款题大元至元十四年冬至日。朝散大夫濮州尹高唐徐世雄立石。”清宣统元年（1908）此碑尚存。
元代的例证还有一则。《元史·泰定帝纪》载，泰定二年（1325）濮州鄄城知县曾上奏朝廷：“故雷泽城西尧陵上有佛寺若干，请旨废移”，但元仁宗未予理睬。理睬不理睬是皇帝的事，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那里根本没有尧陵的话，即使借他十个胆儿，这位县令也不敢在奏折上造假。
明
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濮州知州薛孟等致祭榖林尧陵，并立《堯陵祭文碑》，此碑至今完好，碑文162字，清晰可辨。上有这样生动精彩的文字：
唯神当天地气数之中，开万古文明之始，阐精一而心学之要，始传官天下，而揖逊之风始著。是以峻德则天而荡荡难名，放勋配地而悠久不息。陨落于二十八载之后，卜榖林之胜以幽居，既淹于数千百年之间，按榖林之迹而复现。允宜封表，崇祀无疆。
除了颂扬尧王功德之外，还记下了榖林尧陵被长期湮没而复见天日的历史事实，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之情。
《金石录》作者赵明诚特别注重“以器物碑铭验前史”，以为“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尧王祭文碑》足称铁证，现仍端立于尧王墓前。
同样可谓铁证的，还有明人留下来的诗作，诗中屡屡提及“尧陵”、“榖林”，并具体描写当时景物，现摘引若干片段。
刘忠（鄄城人，累官山西右都御史）《尧陵》：
萋萋芳草帝尧陵，
一度春风一度青……
记取榖林遗迹在，
赤龙常绕墓前铭。
张寰（江苏昆山人，进士，濮州知州）《尧陵》：
千载佳尊帝尧陵，
一抔犹护濮山灵……
天为斯人标剑履，
榖林今见发残铭。
李先芳（鄄城人，进士，官尚宝司少卿，曾主修《濮州志》）《尧陵》：
榖林山寺古尧陵，
片石依然尚可凭。
蓂草映阶青寂寂，
茅茨蔽屋石层层。
苏澹（濮州人，举人）《帝尧墓》：
榖林之墟，曰唯陵寝。
峨峨崇阜，以带以枕。
《文心雕龙》有“神与物游”、“神用象通”之语，触景生情，是作诗为文之常理。上述诗句中不仅直书“榖林”、“尧陵”，还写了崇阜、草石、残铭等具体风物及“茅茨蔽屋”的萧瑟景象，崇敬中又深含悲凉之情。只有亲眼看见、亲身有感，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吧！
作为尧陵研究者，我们必须对史料细心辨别，大胆裁择，方能走出迷阵，觅得真知。
（作者单位：1菏泽市委党校；2菏泽学院）
关键词：榖林尧陵；资源禀赋
榖林尧陵，是菏泽市域内最重要的名胜古迹，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千古如天日”的尧王安息在我们身边，是历史的恩宠和馈赠，也为菏泽乃华夏祖源圣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物实证。
2013年初冬，习近平总书记来菏，高度称许菏泽市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传说中的伏羲桑梓、尧舜故里、商汤京畿。此后，他又接连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国秉持“保用并重”理念，让文物活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作用。这一号召特别值得我们菏泽人深思。当前，我们正在市委带领下，为实现“科学赶超，后来居上”、改变我市历史命运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如何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的优势，是个重大课题，可以作出大文章，而榖林尧陵则可成为我们的一张金色名片。
1. 榖林，上古丧葬文化的选择
关于尧葬地，最具权威性的早期记载，是秦代《吕氏春秋》第十卷《安死》篇里的八个大字：
尧葬于榖林，通树之。
《墨子》曾说尧葬蛩山，《山海经》也曾说尧葬岳山。史家已考证，蛩山、岳山、狄山就是崇山，而崇山就是榖林山，榖林山又叫成阳山。一山而六名，是黄泛重灾区鄄南一带特有的历史现象。（与此相类似，这里还有“一河三名”现象，后文将提到）就是说《墨子》、《山海经》与《吕氏春秋》的说法是一致的，尧葬榖林是那个时代的通识，即唯一说法。
榖林，顾名思义，是个榖树成林的地方，在今鄄城县城南十五六华里处，属富春乡管辖。就地理名称而言，它小得不能再小，只是个小小的村庄，古称榖林庄，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被尧王选作最后的归宿地？要从上古的丧葬文化说起。
《吕氏春秋》“安死”篇的大意是，古人讲究养生和安死，“安死”就是死后能安。入土后永远“无发无动”，不被惊扰，是上古丧葬行为的最高理想。所以“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爱，吝惜。恶，厌恶）。所谓 “合”、“同”，就是 “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于阪隰”（阪隰，不肥沃、不便耕种的土地）。尧死后葬在榖林山上，上面栽满榖树，正是与山林合为一体之意。汉《成阳灵台碑》上说，尧王生前葬母“欲人莫知，名曰灵台”，二者精神一致。
今天的榖林尧陵上，依然长满了榖树，葱郁繁茂，浓绿一团，把陵墓遮护得严严实实。历经风雨沧桑，水患兵燹，四千余年一以贯之，忠诚如斯，坚执如斯，令身临其境的人，无不怦然心动，感叹“草木有知”。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却又不平凡的榖树，以其自身的存在，证明着《吕氏春秋》那八个大字的真实性。
《吕氏春秋》是可信的。它编于战国末期，成书时间早，早意味着离事件发生时间近，人们的印象比较清晰，比后来的史料更接近事实 ——这是常识。其次，主持此书编写的吕不韦，是战国时代卫人，即后来的濮人，历史上濮和鄄本为一地，即是说，吕不韦是尧王的同乡。他对于尧王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尧陵这样重要的古迹，一定会比一般人更关注、更了解。所以，在他主编的书里，不会漏记，也不可能妄记——这也是常识。
正因如此，1736年，乾隆皇帝在平息朝内外那场关于尧陵的争议时，颇为动情地说：
不韦即不足取，以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豈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不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指山东督学钱载，他坚持“平阳说”，反对重建榖林尧陵）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
可谓义正辞严，掷地有声。他强调了两个意思：一是不能因人而废言，即是说不能因为书是吕不韦编的，就怀疑其真实性；二是此说可能“有所承述”。述者，循也、续也。《论语》有孔子“述而不作”之语，《中庸》有孔子“祖述尧舜”的记载，“述”都是遵循、传续而不改变之义。用在这里是说，其记载一定有所本，绝非空穴来风，足以征信。
关于尧王为什么选择榖林作为最终的归宿，明代大学者王道在《濮州帝尧祠碑记》里，还讲出了另一层道理：
尧父帝喾墓在濮阳顿邱，其母庆都墓在成阳灵台……而偃朱故城今名朱家阜者，又丹朱之所藏也。族葬之礼，上古无有，而情则然也。尧从父母，子丹朱从尧，盖理势之可揆也。
“理势”，情理所归之义。王道认为，上古虽然没有“族葬之礼”（如后世同一家族成员葬在一起，建墓园），但是同一家族的人墓地做出一定的有意味的安排，是情理使然的事。尧王三代人的葬地，从成阳（尧母）到榖林（尧），到朱家阜（尧子丹朱），再到顿邱（尧父帝喾），东南——西北一条线，确像是着意安排的。
总之，《吕氏春秋》穿越时光隧道，向我们传递了远古时代的文化气息。尧葬于榖林这样一处偏远僻静的地方，是当时丧葬文化顺理成章的选择，是安死理想的完好体现，是古朴民风时俗的真实反映。
正所谓口碑载道，而口碑是不能凭空制造的。
2. 一条贯穿历史的证据链
魏
《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以安死为精义的上古丧葬文化，在书成之后就被秦始皇破坏了。骊山皇陵大如丘山，陪葬之奢华，仅兵马俑冰山一角已让世界目瞪口呆。汉代又延续了这种风气，西安周围，长陵（高祖）、茂陵（武帝）、杜陵（宣帝）以及薄太后陵、窦太后陵等，个个如丘如阜。汉大臣如张释之、刘向等都曾冒死谏节葬，但除了文帝，其他皇帝都置若罔闻。
这种情况到东汉汉末年、曹魏时代有了改变，或许与社会动乱、盗墓之风大盛有关吧。《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昔尧葬榖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
古代惯例，皇帝登基不久就要筹划建陵墓的事，曹丕亦然。大臣勘察后，想把墓址定在首阳山东侧，向他报告，他就对自己的后事作了上述交代，要求后人要完全像尧王、禹王那样安葬他。其中一个“藏”字，更是表现了他对“安死”文化的深刻领会。
曹植的《文帝诔》表明，他的这一安排得到了贯彻：
乃创玄宇，基于首阳。拟迹榖林，追尧慕唐，合山同陵，不树不疆。
“玄宇”指陵墓，“不疆”就是不专门划出一片地方、封上边界做墓园；再加前面说的不修寝殿和神道，可以看出曹丕是真心实意想效法古圣先王，也显示出丧葬文化回归上古的趋势。
曹丕的“终制”和曹植的诔文里，都提到了尧葬榖林的事，既证明了《吕氏春秋》记载的真实性，也说明榖林尧陵在当时已是尽人皆知、无须解释的事实。“拟迹”就是仿照形迹去做，没有“迹”，“拟”从何来？
这是公元二世纪的事，在乾隆决定重建榖林尧陵一千五百多年前。
我们知道，曹家特别是曹植与鄄城的关系十分特殊。曹操曾在鄄城屯兵，然后从这里出发纵横天下。曹植则生于此，长于此，又两次受封于此（一次封侯，一次封王）。他才情过人，“援牍如口诵”，南朝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谢本人很自负，却还这样推崇曹植，可见曹三公子实在太有才了。曹操也特别喜欢他，特意在杏花岗筑一读书台，专供他读书、习剑。
曹植写过一首《帝尧赞》，中有“调适阴阳，其惠如春”句，想必是拜谒近在咫尺的尧陵时，缅怀尧舜之世，钦明文思，卿云薰风，和暖如春，对比自己的处境，有感而发吧。
宋
《宋史·礼言》记载，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己卯，濮州知州韩铎曾经“请敕本州致祭尧陵”。他说：“尧陵在本州雷泽县东榖林山，请春秋致祭，置守灵五户，免其租，以奉洒扫。”不仅指出了尧陵的确切位置，还谈到了致祭、设守灵户等具体事宜，更可坐实榖林尧陵的存在。
语中“雷泽县东榖林山”一句，“东”字不是指雷泽县的东边，而是指东榖林山。清山东巡抚岳浚所上《改祀濮州尧陵奏议》中“古雷泽之东榖林庄”一语可参证。榖林山亦名富春山。今天鄄城富春乡尚有富春集、东富春、西富春三个村庄，可推断当年也有东西两座富春山即榖林山。所谓“山”，就是古时候鲁西南一带到处都有的土堌堆。
元
明人邓韨《尧墓在榖林》一文中提到一件事，“近时，竹林寺发地得石碣，书曰‘帝尧墓’，盖元人书隶体。竹林者，榖林也，土人讹称竹林耳。”这一石碣就是元代徐世雄所立并手书的《帝尧墓碑》，从而使尧葬榖林在元代有了确证。《山左金石志》记载，“此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一寸。在濮州尧陵，石碑刻‘帝尧墓’三字，径一尺三寸二分。款题大元至元十四年冬至日。朝散大夫濮州尹高唐徐世雄立石。”清宣统元年（1908）此碑尚存。
元代的例证还有一则。《元史·泰定帝纪》载，泰定二年（1325）濮州鄄城知县曾上奏朝廷：“故雷泽城西尧陵上有佛寺若干，请旨废移”，但元仁宗未予理睬。理睬不理睬是皇帝的事，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那里根本没有尧陵的话，即使借他十个胆儿，这位县令也不敢在奏折上造假。
明
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濮州知州薛孟等致祭榖林尧陵，并立《堯陵祭文碑》，此碑至今完好，碑文162字，清晰可辨。上有这样生动精彩的文字：
唯神当天地气数之中，开万古文明之始，阐精一而心学之要，始传官天下，而揖逊之风始著。是以峻德则天而荡荡难名，放勋配地而悠久不息。陨落于二十八载之后，卜榖林之胜以幽居，既淹于数千百年之间，按榖林之迹而复现。允宜封表，崇祀无疆。
除了颂扬尧王功德之外，还记下了榖林尧陵被长期湮没而复见天日的历史事实，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之情。
《金石录》作者赵明诚特别注重“以器物碑铭验前史”，以为“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尧王祭文碑》足称铁证，现仍端立于尧王墓前。
同样可谓铁证的，还有明人留下来的诗作，诗中屡屡提及“尧陵”、“榖林”，并具体描写当时景物，现摘引若干片段。
刘忠（鄄城人，累官山西右都御史）《尧陵》：
萋萋芳草帝尧陵，
一度春风一度青……
记取榖林遗迹在，
赤龙常绕墓前铭。
张寰（江苏昆山人，进士，濮州知州）《尧陵》：
千载佳尊帝尧陵，
一抔犹护濮山灵……
天为斯人标剑履，
榖林今见发残铭。
李先芳（鄄城人，进士，官尚宝司少卿，曾主修《濮州志》）《尧陵》：
榖林山寺古尧陵，
片石依然尚可凭。
蓂草映阶青寂寂，
茅茨蔽屋石层层。
苏澹（濮州人，举人）《帝尧墓》：
榖林之墟，曰唯陵寝。
峨峨崇阜，以带以枕。
《文心雕龙》有“神与物游”、“神用象通”之语，触景生情，是作诗为文之常理。上述诗句中不仅直书“榖林”、“尧陵”，还写了崇阜、草石、残铭等具体风物及“茅茨蔽屋”的萧瑟景象，崇敬中又深含悲凉之情。只有亲眼看见、亲身有感，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吧！
作为尧陵研究者，我们必须对史料细心辨别，大胆裁择，方能走出迷阵，觅得真知。
（作者单位：1菏泽市委党校；2菏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