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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前的济南，是一个政治、军事舞台，经济并不发达，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在这里翻云覆雨，把济南当成了个人仕途的跳板，即便是一些清正廉明的官员，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兴办教育，修建寺庙、治理水患，赈济灾民等方面，济南形成了重儒轻商的社会风尚。至19世纪末，济南的经济地位已经远远落后于济宁、周村、潍县这些小城镇了。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6月1日，济南历史上的第一列火车从周村驶进济南，这标志着由德国人独自修建的胶济铁路宣告全线通车，但是这种现在看来最落后的火车，却在客观上给济南这座古城注入了难以估量的动力。
周馥的大手笔——济南自开商埠
一个月前，周村至济南段的路轨尚未铺竣，然而，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却被那隐隐传来的轰鸣声震醒了。
周馥，字玉山，号兰溪，安徽东至县人。弱冠之年，他因文笔洗练而受到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对其爱惜有加，甚至把自己的俸银拿出一半，让周馥度日。对这种知遇之恩，周馥深感无以回报，于是穷其一生追随李鸿章左右。周馥为官40余载，在整饬军队，治理水患，兴办教育，招商引资等方面均有建树。
1902年，年过花甲的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当时的青岛已是约开口岸，主权尽失。德国人加紧修筑胶济铁路，大有问鼎济南之势，面对德国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周馥考察了青岛，在青岛，他为西方文明给新兴口岸带来的巨大变化而心动，同时又为丧失主权而心痛。回到济南以后，他遂于1904年5月4日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在济南自开商埠，同时将周村和潍县一并作为分埠。当月，清政府即批准了奏请。8月，济南商埠总局成立，专司商埠内诸项事务。
周馥在山东巡抚任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留下了一个大手笔。这个大手笔，从此改变了济南的命运。
周馥离任后，他的继任者们对自开商埠亦无丝毫懈怠，经反复考察论证，确定了“保护老城、建设新城”的整体框架，将东起馆驿街西首
西至北大槐树
南接长清大道(今经七路)、北倚胶济铁路的一大片区域开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1906年1月10日(一说1905年11月15日)，开埠的各项事宜均已筹备就绪。这一天，在济南老城的西关举行了开埠典礼。随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济南迎来了近代史上的一次嬗变。
自开商埠的大贡献——济南领先于大上海
自开商埠，或曰自开口岸，和今天的特区有许多相同之处。“约开”要服从于条约国的条件，没有主权：而“自开”则在牢牢掌握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前来投资，从事各种贸易活动。自开商埠以后，国外商业资本纷纷涌入济南，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济南之所以能够领先于大上海，盖因自开商埠的缘故，早在酝酿开埠之际，德国人就在经三路纬二路以西投资兴建了济南的第一座电影院——小广寒电影院，比中国最早的哈尔滨依留季昂电影院晚了两年，但比上海的虹口电影院却早了4年。
1906年，济南第一家外资银行——德华银行在经二路纬二路路口建成营业，继德华银行之后，日本的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与比利时合办的义品放款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登陆济南，它们的出现，给古老的济南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济南开始感受到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
自开商埠以后，许多外国洋行纷纷抢滩济南，如德国的义利洋行、德孚洋行、太隆洋行、礼和洋行、禅臣洋行，哈利洋行、美最时洋行以及日、英、美、法、俄的三井洋行。太古洋行、恒丰洋行、仁德洋行、和记洋行，立兴洋行、振兴洋行、华昌洋行、永昌洋行、开治洋行等。共有几十家之多，这些洋行，绝大部分都位于商埠区内，给商埠留下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建筑。
在经六路纬三路西北角，有一座日耳曼风格的两层楼房，是德国人德恩创办的德孚洋行。这座楼房子1921年竣王，楼内的水磨石上嵌有“1921”几个阿拉伯数字，清晰可见。二楼之上尚有一层阁楼。具有良好的通风与采光效果。楼内各个房间的房门，均关闭自如。门上的把手虽然使用了80多年，但至今依然闪闪发亮。通过这一微小的细节，对整座楼房的建筑质量则无须产生任何怀疑。
礼和洋行——外企在中国市场竞争中的缩影
济南的外国洋行，与华人所创办的企业一样，亦要受到市场竞争，社会局势等方面的影响，开设于1920年前后的礼和洋行就颇具代表性。
礼和洋行是德国的私人商业组织，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礼和洋行。济南的礼和洋行原在中山公园南门对面，是一座两层楼房，主要经营机械设备，光学仪器，医疗器械，照相器材以及各种洋酒等。除了洋酒和灯泡之类的小产品以外，其他产品均无现货，只备有样品或图样，与买主签订合同后，以4个半月为交货期限。
1927年陆逊梅充任买办，陆逊梅会说德语，与山东督军张宗昌也有关系，在一年内倒卖了不少军火，给礼和洋行带来了丰厚利润。1928年春天，由陆逊梅出面邀请，在礼和洋行的楼上大摆宴席，招待张宗吕，德国驻济南领事、上海礼和洋行中国总部的要人均出席作陪。自当天下午6点开始，从督办公署(今珍珠泉内)直至中山公园南门一线全部实行戒严，行人与车辆均不许通过，团操办这一轰动济南的盛宴，礼和洋行出尽了风头。
数月后，发生了“五三惨案”，日本人占领济南，礼和洋行的经营状况遂一落千丈，１934年，礼和洋行因生意萧条停业一年，次年迁至经四路纬三路以西路北重新开业，以初期的经营项目为主，在以后的数年间，礼和洋行的经营状况曾一度恢复如初，但自“七七事变”以后又再次陷入困境。礼和洋行于1945年宣告关闭。
济南的其他洋行，均与礼和洋行大同小异，无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动荡的局势中时盛时衰。有些洋行独辟蹊径，依靠某一种或是数种产品的专营以求下败，美最时洋行初期经营颜料，困难以与德孚洋行抗衡，遂改为经营化工原料，并与济南的裕兴、潍县酌裕鲁等几家大颜料厂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都能成交几笔大生意。
在济南开埠后的几十年中，众多的洋行带来了当时的新设备，新材料和新技术，促使济南的民族原始积累过程急剧加速，经济形态迅速改观。而国外新观念的冲击，亦使济南的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许许多多的民族工商业者。“莫不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有了国外资本的注入，有了一大批振兴实业的有识之士，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济南近代的民族工商业才得以形成。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6月1日，济南历史上的第一列火车从周村驶进济南，这标志着由德国人独自修建的胶济铁路宣告全线通车，但是这种现在看来最落后的火车，却在客观上给济南这座古城注入了难以估量的动力。
周馥的大手笔——济南自开商埠
一个月前，周村至济南段的路轨尚未铺竣，然而，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却被那隐隐传来的轰鸣声震醒了。
周馥，字玉山，号兰溪，安徽东至县人。弱冠之年，他因文笔洗练而受到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对其爱惜有加，甚至把自己的俸银拿出一半，让周馥度日。对这种知遇之恩，周馥深感无以回报，于是穷其一生追随李鸿章左右。周馥为官40余载，在整饬军队，治理水患，兴办教育，招商引资等方面均有建树。
1902年，年过花甲的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当时的青岛已是约开口岸，主权尽失。德国人加紧修筑胶济铁路，大有问鼎济南之势，面对德国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周馥考察了青岛，在青岛，他为西方文明给新兴口岸带来的巨大变化而心动，同时又为丧失主权而心痛。回到济南以后，他遂于1904年5月4日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在济南自开商埠，同时将周村和潍县一并作为分埠。当月，清政府即批准了奏请。8月，济南商埠总局成立，专司商埠内诸项事务。
周馥在山东巡抚任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留下了一个大手笔。这个大手笔，从此改变了济南的命运。
周馥离任后，他的继任者们对自开商埠亦无丝毫懈怠，经反复考察论证，确定了“保护老城、建设新城”的整体框架，将东起馆驿街西首
西至北大槐树
南接长清大道(今经七路)、北倚胶济铁路的一大片区域开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1906年1月10日(一说1905年11月15日)，开埠的各项事宜均已筹备就绪。这一天，在济南老城的西关举行了开埠典礼。随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济南迎来了近代史上的一次嬗变。
自开商埠的大贡献——济南领先于大上海
自开商埠，或曰自开口岸，和今天的特区有许多相同之处。“约开”要服从于条约国的条件，没有主权：而“自开”则在牢牢掌握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前来投资，从事各种贸易活动。自开商埠以后，国外商业资本纷纷涌入济南，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济南之所以能够领先于大上海，盖因自开商埠的缘故，早在酝酿开埠之际，德国人就在经三路纬二路以西投资兴建了济南的第一座电影院——小广寒电影院，比中国最早的哈尔滨依留季昂电影院晚了两年，但比上海的虹口电影院却早了4年。
1906年，济南第一家外资银行——德华银行在经二路纬二路路口建成营业，继德华银行之后，日本的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与比利时合办的义品放款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登陆济南，它们的出现，给古老的济南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济南开始感受到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
自开商埠以后，许多外国洋行纷纷抢滩济南，如德国的义利洋行、德孚洋行、太隆洋行、礼和洋行、禅臣洋行，哈利洋行、美最时洋行以及日、英、美、法、俄的三井洋行。太古洋行、恒丰洋行、仁德洋行、和记洋行，立兴洋行、振兴洋行、华昌洋行、永昌洋行、开治洋行等。共有几十家之多，这些洋行，绝大部分都位于商埠区内，给商埠留下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建筑。
在经六路纬三路西北角，有一座日耳曼风格的两层楼房，是德国人德恩创办的德孚洋行。这座楼房子1921年竣王，楼内的水磨石上嵌有“1921”几个阿拉伯数字，清晰可见。二楼之上尚有一层阁楼。具有良好的通风与采光效果。楼内各个房间的房门，均关闭自如。门上的把手虽然使用了80多年，但至今依然闪闪发亮。通过这一微小的细节，对整座楼房的建筑质量则无须产生任何怀疑。
礼和洋行——外企在中国市场竞争中的缩影
济南的外国洋行，与华人所创办的企业一样，亦要受到市场竞争，社会局势等方面的影响，开设于1920年前后的礼和洋行就颇具代表性。
礼和洋行是德国的私人商业组织，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礼和洋行。济南的礼和洋行原在中山公园南门对面，是一座两层楼房，主要经营机械设备，光学仪器，医疗器械，照相器材以及各种洋酒等。除了洋酒和灯泡之类的小产品以外，其他产品均无现货，只备有样品或图样，与买主签订合同后，以4个半月为交货期限。
1927年陆逊梅充任买办，陆逊梅会说德语，与山东督军张宗昌也有关系，在一年内倒卖了不少军火，给礼和洋行带来了丰厚利润。1928年春天，由陆逊梅出面邀请，在礼和洋行的楼上大摆宴席，招待张宗吕，德国驻济南领事、上海礼和洋行中国总部的要人均出席作陪。自当天下午6点开始，从督办公署(今珍珠泉内)直至中山公园南门一线全部实行戒严，行人与车辆均不许通过，团操办这一轰动济南的盛宴，礼和洋行出尽了风头。
数月后，发生了“五三惨案”，日本人占领济南，礼和洋行的经营状况遂一落千丈，１934年，礼和洋行因生意萧条停业一年，次年迁至经四路纬三路以西路北重新开业，以初期的经营项目为主，在以后的数年间，礼和洋行的经营状况曾一度恢复如初，但自“七七事变”以后又再次陷入困境。礼和洋行于1945年宣告关闭。
济南的其他洋行，均与礼和洋行大同小异，无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动荡的局势中时盛时衰。有些洋行独辟蹊径，依靠某一种或是数种产品的专营以求下败，美最时洋行初期经营颜料，困难以与德孚洋行抗衡，遂改为经营化工原料，并与济南的裕兴、潍县酌裕鲁等几家大颜料厂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都能成交几笔大生意。
在济南开埠后的几十年中，众多的洋行带来了当时的新设备，新材料和新技术，促使济南的民族原始积累过程急剧加速，经济形态迅速改观。而国外新观念的冲击，亦使济南的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许许多多的民族工商业者。“莫不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有了国外资本的注入，有了一大批振兴实业的有识之士，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济南近代的民族工商业才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