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来说，民国是已经消逝的过去。短短六十年，关于民国我们就有很不一样的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民国充满仇恨怀有愤怒，称民国为“旧社会”，称我们所处的时代为“新中国”。直到有一天，原本生活在大陆，后又从美国转至台湾地区的陈丹青，再到大陆告诉我们一个“民国范儿”，那种温馨，那种气度，那种风范，真的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从此，民国的记忆在我们心里就有了很不一样的建构——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历史本来就是常说常新的学问。在对民国历史长时期批判之后出现这样的怀旧情愫很正常。既然反面批评和正面赞美都出现了，那么下一步不就是“和”吗，不就是体现价值中立原则的客观研究吗？
　　辛亥百年后，终于在大陆出现了一部题为《中华民国史》的历史学巨著。这部著作耗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三代学者的心血，仅此一点，就知道这部著作是怎样严谨怎样艰难，又是怎样有价值。
　　《中华民国史》告诉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历史，中华民国也曾经有过好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文化思想自由发展，近代教育不论是中小学基础教育，还是大学高等教育，在那短暂时间特别是在中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候，依然获得非常不得了的成就。“民国范儿”是否真的存在姑且不论，妖魔化的民国史在这部著作中一定限度地被消解。
　　当然，作为一部企图传世的历史学巨著，这部著作也从历史事实出发，深入分析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尝试着解读中国为什么没有在这三十八年中实现真正的统一和稳定，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完成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基于这样的分析，民国历史尽管很温馨，但也自有其未能克服的问题与局限。否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940年代人心转变，大陆易手。
　　《中华民国史》资料丰富翔实，为专家之学，为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如果一定要说这部著作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话，那么这部写了四十年的著作，无疑有着前后期的不一致，早期写作还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痕迹，后期著作则相对说来比较中立比较洒脱。至于资料运用，由于早期写作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不够，不论是外面的史料，还是里面的档案，都有很大缺失，值得将来比照订正。
　　至于在观念上，《中华民国史》的写作者已经最大限度地客观中立了，但从一个局外人或旁观者的立场看，这部著作其实还有相当改进空间。关于中华民国的早期，其叙事基调显得比较灰暗。一个新建的又是远东第一个共和国，在这部著作中似乎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好的变化，在民国的前半程，似乎还不如前清稳定，这就有点偏离历史事实了。
　　中华民国的历史说起来很远，其实又与我们很近，怎样重建一个平实可信的历史记忆，除了继续发掘史料，弄清事实外，恐怕另外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最大限度从学术本身去解释历史，对这段已经消逝的历史保持足够的温情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