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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 蒙牛乳业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应邀到哈佛大学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演讲。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受邀在国际讲台上，演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他的演讲意味着：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民营企业历史太短；中国讲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不长；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了。
“财富权”决定“话语权”
牛根生在哈佛讲台上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牛总套用马克思的句式：中国最近3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3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 正是中国在国际讲台获得话语权的源泉所在。
大清王朝，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垫高了自己的“脚跟”。最早的掠夺者——大英帝国自不必说, 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说, 就连追随中国几千年的小日本也“回刀屠师”, 用大清帝国的巨额赔款，充实了“百年维新”的底子。
那时，发达国家的“长城”，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砖头”砌成的！中国被人一只脚踩住左肩、另一只脚踩住右肩，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切肤之痛，才能感知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把生产力搞上去, 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最为根本的路径！
美国的崛起, 与“一战”、“二战”都不在美国本土“腥风血雨”有关。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与文化循环往复、循序渐进。不管是被迫, 还是主动, 当人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 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人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 你赢我赢, 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前半叶是“负数”, 后半叶是“正数”。战争, 人死物伤, 属于减法；和平, 国泰民安, 属于加法。
改革开放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 外斗修正主义帝国主义, 内斗地富反坏, 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 生产力的创造就退居“二线”了。
改革开放后30年，虽有竞争, 没有“战争”，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优秀民营企业家丛生，国民经济高度发展，神舟飞船上天、核潜艇入海，中国在国际舞台声音也更响了。
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
有些人先富了, 富有富的副作用, 食利阶层逐步扩大, 许多人是“用钱生钱”, 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 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生活中渐行渐远。没有钱，就得艰苦创业，就得把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 自己还得继续干”——这, 正是牛根生的敬业精神。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 都与新的历史潮流有关。在互联网、信息化这个历史潮流滚滚涌来的时候, 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一下子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就是机遇。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 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对市场脉搏有可能把握得最准。有一句老话说：只要做成中国第一, 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在哈佛, 有人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 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牛根生却引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我们老祖宗的这种格言，远播海内外之际，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诞生呢！
牛根生认为，跨国公司很强, 但它们在中国, 财富度和慈善度不成比例, 所做善事的比例不如中国企业大。美国不是有做善事的习惯吗? 为什么拿走中国的市场、拿走销售额、拿走利润, 却不留下更多的善事？跨国公司的账算得特细，在公益事业上花一点点小钱, 却会撬出更大的蛋糕。
牛根生说，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 宜用“行为标准”, 不宜用“动机标准”。不管跨国企业, 还是中国公司, 只要做了好事就行, 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探讨动机没有意义, 同样一件事，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 那叫“好人得好报”；如果做公益和不做公益的人，获得一样的回报, 那就等于“好人没得好报”。
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 只有公益、没有收益, 只出不入, 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只能进行单向性、一次性的“断头公益”；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 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
如果本着“动机论”, “不为收益做公益”固然是一种高尚, “为了收益做公益”同样也是一种善举；如果本着“效能论”, “公益背后无收益”是一种“有限公益”， “公益背后有收益”是一种“循环公益”。
救人、济穷、赈灾、助学，可以归入“不为收益做公益”的范畴。扶植奶农, 是“公益”、“收益”双丰收——向农民发放种草补贴, 投放养牛保险, 发放养牛贷款, 提供免费培训, 实施胚胎移植与性控技术……既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公益成分”, 也有为企业获得优质奶源的“收益成分”。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 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 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迈克尔·波特教授2006年12 月份曾提出一个理论, 将社会责任模式区分为两类：一是“反应型责任模式”, 企业向社会捐献, 消减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保；二是“战略型责任模式”, 企业和社会双赢。世界虽大, 东西同理, 所见略同。
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
牛根生在哈佛讲台上说，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这不是口号, 也不是假面具, 必须化作企业的“实践”与“行为准则”。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第一要务。
第一, 无责任则无品牌。薪水微薄, 员工不满意；质量低劣, 顾客不买账；信誉欠佳, 银行不放贷；贡献平平, 政府不支持……不承担责任的品牌大不了。
第二, 大品牌伴随大监督。大品牌，媒体盯得最勤, 队友跟得最紧, 社会评得最多。不要说：“他比我差，为什么你不说他”、“我栽了树，凭什么让他乘凉”, 因为你是大品牌。你的四周布满了眼睛：怀疑的眼睛, 期待的眼睛, 威慑的眼睛, 完善的眼睛。
第三, 大品牌关联大市场。市场扩大一倍, 大品牌受益的比例比别人大；市场萎缩一圈, 大品牌受损的程度比别人深。大企业与整个行业同进同退、共生共荣，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代表行业与消费者沟通；代表行业肩负起产业进步的使命；更多地关注全局, 避免“死掉一个小品牌, 毁掉一个大行业”的株连效应, 为小品牌充当免费的导师。
第四, 大责任通向大舞台。负一省之责, 是一省品牌；负一国之责, 是一国品牌；负全球之责, 是世界品牌。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五, 大品牌责系大人群。大品牌是行业领导者, 受最多的人信赖, 受最多的人支持, 大品牌的一举一动牵涉着最多人的利益——那么, 大品牌不负大责任谁负?
总之, 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有时候, 超额负点责任也不怕。大家都知道, 食品安全, 人命关天。一旦发生命案, 要的就不是一条命, 而是两条命——顾客的命没了, 企业的命也没了。
有一天, 东部沿海的一个城市传来一个消息, 说“一盒酸奶喝死了一个孩子”！紧跟着, 媒体来了, 要报道！蒙牛乳业牛董事长说：“不行。等查清了再说。一切后果我负责。”最终, 公安局查清楚：是孩子姥爷下的毒。
原来, 这个孩子天生弱智, 女婿还想要一个孩子, 就与女儿闹离婚。姥爷心疼女儿, 决定“千斤重担一人挑”，对外孙实施“安乐死”。傻外孙平时喜欢喝蒙牛酸奶, 他姥爷就在酸奶里下了“毒鼠强”。
这件事情跟蒙牛没关系。但是在没查清的时候, 蒙牛立即回收了这个城市的所有酸奶, 一共30吨, 统统销毁。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一种责任。牛根生说，创业难，难创业，大企业不难，别人要难你。 即使兢兢业业, 都有可能死掉；要是马马虎虎, 那活着是偶然的, 死掉是必然的。每一个企业家，主动地担负起社会责任，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讲台的声音，就会更加响亮！
“财富权”决定“话语权”
牛根生在哈佛讲台上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牛总套用马克思的句式：中国最近3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3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 正是中国在国际讲台获得话语权的源泉所在。
大清王朝，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垫高了自己的“脚跟”。最早的掠夺者——大英帝国自不必说, 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说, 就连追随中国几千年的小日本也“回刀屠师”, 用大清帝国的巨额赔款，充实了“百年维新”的底子。
那时，发达国家的“长城”，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砖头”砌成的！中国被人一只脚踩住左肩、另一只脚踩住右肩，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切肤之痛，才能感知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把生产力搞上去, 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最为根本的路径！
美国的崛起, 与“一战”、“二战”都不在美国本土“腥风血雨”有关。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与文化循环往复、循序渐进。不管是被迫, 还是主动, 当人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 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人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 你赢我赢, 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前半叶是“负数”, 后半叶是“正数”。战争, 人死物伤, 属于减法；和平, 国泰民安, 属于加法。
改革开放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 外斗修正主义帝国主义, 内斗地富反坏, 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 生产力的创造就退居“二线”了。
改革开放后30年，虽有竞争, 没有“战争”，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优秀民营企业家丛生，国民经济高度发展，神舟飞船上天、核潜艇入海，中国在国际舞台声音也更响了。
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
有些人先富了, 富有富的副作用, 食利阶层逐步扩大, 许多人是“用钱生钱”, 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 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生活中渐行渐远。没有钱，就得艰苦创业，就得把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 自己还得继续干”——这, 正是牛根生的敬业精神。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 都与新的历史潮流有关。在互联网、信息化这个历史潮流滚滚涌来的时候, 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一下子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就是机遇。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 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对市场脉搏有可能把握得最准。有一句老话说：只要做成中国第一, 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在哈佛, 有人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 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牛根生却引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我们老祖宗的这种格言，远播海内外之际，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诞生呢！
牛根生认为，跨国公司很强, 但它们在中国, 财富度和慈善度不成比例, 所做善事的比例不如中国企业大。美国不是有做善事的习惯吗? 为什么拿走中国的市场、拿走销售额、拿走利润, 却不留下更多的善事？跨国公司的账算得特细，在公益事业上花一点点小钱, 却会撬出更大的蛋糕。
牛根生说，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 宜用“行为标准”, 不宜用“动机标准”。不管跨国企业, 还是中国公司, 只要做了好事就行, 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探讨动机没有意义, 同样一件事，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 那叫“好人得好报”；如果做公益和不做公益的人，获得一样的回报, 那就等于“好人没得好报”。
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 只有公益、没有收益, 只出不入, 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只能进行单向性、一次性的“断头公益”；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 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
如果本着“动机论”, “不为收益做公益”固然是一种高尚, “为了收益做公益”同样也是一种善举；如果本着“效能论”, “公益背后无收益”是一种“有限公益”， “公益背后有收益”是一种“循环公益”。
救人、济穷、赈灾、助学，可以归入“不为收益做公益”的范畴。扶植奶农, 是“公益”、“收益”双丰收——向农民发放种草补贴, 投放养牛保险, 发放养牛贷款, 提供免费培训, 实施胚胎移植与性控技术……既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公益成分”, 也有为企业获得优质奶源的“收益成分”。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 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 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迈克尔·波特教授2006年12 月份曾提出一个理论, 将社会责任模式区分为两类：一是“反应型责任模式”, 企业向社会捐献, 消减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保；二是“战略型责任模式”, 企业和社会双赢。世界虽大, 东西同理, 所见略同。
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
牛根生在哈佛讲台上说，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这不是口号, 也不是假面具, 必须化作企业的“实践”与“行为准则”。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第一要务。
第一, 无责任则无品牌。薪水微薄, 员工不满意；质量低劣, 顾客不买账；信誉欠佳, 银行不放贷；贡献平平, 政府不支持……不承担责任的品牌大不了。
第二, 大品牌伴随大监督。大品牌，媒体盯得最勤, 队友跟得最紧, 社会评得最多。不要说：“他比我差，为什么你不说他”、“我栽了树，凭什么让他乘凉”, 因为你是大品牌。你的四周布满了眼睛：怀疑的眼睛, 期待的眼睛, 威慑的眼睛, 完善的眼睛。
第三, 大品牌关联大市场。市场扩大一倍, 大品牌受益的比例比别人大；市场萎缩一圈, 大品牌受损的程度比别人深。大企业与整个行业同进同退、共生共荣，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代表行业与消费者沟通；代表行业肩负起产业进步的使命；更多地关注全局, 避免“死掉一个小品牌, 毁掉一个大行业”的株连效应, 为小品牌充当免费的导师。
第四, 大责任通向大舞台。负一省之责, 是一省品牌；负一国之责, 是一国品牌；负全球之责, 是世界品牌。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五, 大品牌责系大人群。大品牌是行业领导者, 受最多的人信赖, 受最多的人支持, 大品牌的一举一动牵涉着最多人的利益——那么, 大品牌不负大责任谁负?
总之, 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有时候, 超额负点责任也不怕。大家都知道, 食品安全, 人命关天。一旦发生命案, 要的就不是一条命, 而是两条命——顾客的命没了, 企业的命也没了。
有一天, 东部沿海的一个城市传来一个消息, 说“一盒酸奶喝死了一个孩子”！紧跟着, 媒体来了, 要报道！蒙牛乳业牛董事长说：“不行。等查清了再说。一切后果我负责。”最终, 公安局查清楚：是孩子姥爷下的毒。
原来, 这个孩子天生弱智, 女婿还想要一个孩子, 就与女儿闹离婚。姥爷心疼女儿, 决定“千斤重担一人挑”，对外孙实施“安乐死”。傻外孙平时喜欢喝蒙牛酸奶, 他姥爷就在酸奶里下了“毒鼠强”。
这件事情跟蒙牛没关系。但是在没查清的时候, 蒙牛立即回收了这个城市的所有酸奶, 一共30吨, 统统销毁。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一种责任。牛根生说，创业难，难创业，大企业不难，别人要难你。 即使兢兢业业, 都有可能死掉；要是马马虎虎, 那活着是偶然的, 死掉是必然的。每一个企业家，主动地担负起社会责任，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讲台的声音，就会更加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