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刘禹锡散文包含赋、碑、论、记、书、表章、状、启、集纪、墓志等多种文体，计223篇（《全唐文》卷五九九至六一〇编刘禹锡文12卷，收文244篇）。在诸种文体中，刘禹锡尤长于“论”，如《天论》三篇、《因论》七篇等。他曾在《祭韩部吏文》中颇为自负地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除此之外，刘禹锡所撰“集纪”8篇（按：其父名绪，因避父讳，故将集序称为“集纪”）：《董氏武陵集纪》《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澈上人文集纪》《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相较于韩愈、柳宗元，不仅数量最多（韩愈所撰序文多为赠序，未有集序之作；柳宗元所撰集序也仅有《杨评事文集后序》《濮阳吴君文集序》2篇），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料价值。譬如《董氏武陵集纪》，不仅叙述著者生平、交游事迹，可补正史之阙略，而且夹杂对作品评价，体现作者文学创作观点，在刘禹锡文集乃至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贞元二十一年（805），“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刺史。因“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改贬为朗州司马，直至元和九年（814）。谪居朗州期间，刘禹锡与董氏（即董侹）过从甚密，所作酬唱赠答诗有《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览董评事思归之什因以诗赠》《闻董评事疾因以书赠》3篇，文有《董氏武陵集纪》《故荆南节度推官董府君墓志》2篇。董侹，字庶中，武陵人。自幼嗜诗。后入仕，始为弘文馆校书郎，迁大理评事。德宗贞元中，为荆南节度推官。以疾去职，归卧于朗州，仍为诗不辍。有《武陵集》，佚。
　　《董氏武陵集纪》即是刘禹锡为董侹《武陵集》所撰，写作时间概为元和三年（808）或四年（809）。茲录全文如下：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异，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余尝执斯评为公是，且衡而度之。诚悬乎心，默揣群才，钩铢寻尺，随限而尽。如是所阅者百态。一旦得董生之词，杳如搏翠屏，浮层澜，视听所遇，非风尘间物。亦犹明金翠羽得于遐裔，虽欲勿宝，可乎？
　　生名侹，字庶中。幼嗜属诗，晚而不衰。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因故沿浊，协为新声。尝所与游者皆青云之士，闻名如卢、杜，高韵如包、李。迭以章句扬于当时，末路寡徒，值余欢甚。因相谓曰：间者以廷尉属为荆州从事，移疾罢去，幽卧于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于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情怀，播为吟咏，时复发笥，纷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为目。吾子尝号知我，盍表而志之，为生羽翼！余不得让而著于前，因系之曰：
　　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缪，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灿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以来，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浸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寂寥无纪。则董生之贫卧于裔土也，其不得于时者欤！其不试故艺者欤！
　　这篇集序，全文不足六百字，然内容丰富，不乏作者创见。

“诗道”说

　　“道”，本义为道路，由其本义可引申为方法、路线、原则、规则、规律等。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有其“道”，最早提出“诗之道”的是东汉郑玄《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这里，郑玄将“诗言志”视为“诗道”的初创。
　　到了唐代，“诗道”一词屡屡出现，而且其内涵也有所发展和创新。孔颖达《毛诗注疏·关雎正义》：“诗之所陈，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诗之道则兴，幽、厉不用诗道则废。”强调“诗之道”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又云“诗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诗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诚，精诚之至，以类相感”，指出“诗之道”实现的基础是“精诚之至，以类相感”，“精诚”即真心诚意、至诚，这一句话明显源自庄子“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
　　中唐以后，“诗道”概念开始更多地被运用到文学理论批评当中。著名如白居易《与元九书》“粗论歌诗大端，自述为文之意”，谈“诗道崩坏”，力欲重振：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罗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哺，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又如皎然《诗式·重意诗例》：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
　　他认为诗歌之旨味非言语所能至，只可以心神冥契、领会。能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尽的意旨，甚至传达无穷的情思和意趣，便是“诗道之极”。
　　刘禹锡青少年时期与皎然有过一段师生关系。他在《澈上人文集纪》中说：
　　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
　　对于皎然诗论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
　　耳濡目染之下，刘禹锡也是认为：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异，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
　　其中，“片言可以明百意”，指用简短有限的文字表达丰富无穷的蕴意以及情感，强调诗歌语言的精炼含蓄；“坐驰可以役万景”，指坐案运笔便可驰骋万里之外，强调诗人要有丰富想象力。这些都是“工于诗”，即人的实践能力。“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异”，指要以诗人“情兴”为创作出发点，无论何体、何调，都须随着“情兴”的自然抒发，寻求对现实生活苦难和困境的超越，表达对功名事业和人生理想执着的追求。这是“达于诗”，即人的理性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还相为用”，方能真正体现“诗道”，才能创作出含蓄蕴藉、意境高雅的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禹锡提出的“诗道”观，与中唐时期韩愈提出的“道统”说既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在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也有一些新的内涵，就是吸收了皎然为代表的诗学理论观点，受到禅学思想的影响。这与刘禹锡遭受政治迫害，远贬南荒需要用佛教慰藉苦痛的心灵有关。

“境生于象外”说

　　承接“诗道”说，刘禹锡在简要介绍董侹生平、交游以及集纪创作缘由之后，又提出著名的“境生于象外”说：
　　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缪，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
　　要知，中国意象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易经》。《系辞》上曰：“立象以尽意。”这里，“象”，既可指风雨雷电、日月水火等天地自然之象、大千世界具体可见之物，也可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人心营构之象”。“意”，指诗中所要表达思想情感或情趣。“立象”突显的是人的主动性，“尽意”表现的是立象的目的。“立象以尽意”之说，第一次明确提出“象”与“意”的关系，强调“象”对于“意”的表现作用，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后，刘勰、钟嵘等分别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阐明“象”与“意”之间的相互引发、相互作用。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然后使元解之宰，循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今。”不仅第一次提出“意象”概念，而且强调在文学构思过程中，须将外物形象与内在意趣、情感融合起来，以形成审美意象。钟嵘《诗品序》：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一方面强调赋、比、兴“三义”交相使用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不讳指出专（只）用一义的弊端。
　　到了唐代，诗歌发展达到了顶峰，“意象”“意境”理论臻于成熟。王昌龄《诗格》：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此中不仅首次提出“诗境”概念，而且论述诗境的构成形式和要素。
　　在此基础上，皎然开始有意识地以“境”的概念论诗。他在《诗式》卷一《辨体有一十九字》中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皎然将诗的艺术境界作为诗歌基本评赏标准，认为取境之高下直接关系诗作的成败。
　　刘禹锡则首次提出“境生于象外”，第一次明确地将意境与象外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认为，“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为诗之道，精妙而难以言传。其精妙处，在于“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义得言丧”，即沉潜涵泳于诗的意旨、情味之中，“言有尽而意无穷”。“境生象外”，即审美意境产生在物象之外，鉴赏者需用心领悟内中的深层意蕴。“义”离不开“言”“境”离不开“象”，但“义”与“境”又远远超出“言”与“象”，“言”“象”有尽而“义”“境”无穷。刘禹锡的这种“境生于象外”说，是对诗歌以及其他艺术意境特征的深刻阐述，也对后世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严羽“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章与时高下”说

　　一篇好的文章，一首好的诗歌，除了要讲求“诗道”、追求“境生于象外”之外，还与其“时”有关。时代不同，文学地位不同，治时则崇文，兵兴则尚武。由此，刘禹锡进一步提出“文章与时高下”的论点：
　　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灿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以来，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浸息。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音乐、文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一体关系。《礼记·乐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禮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故，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强调质文代变“与世推移”，其兴衰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
　　刘禹锡也特别重视文学与时政的关系。他认为，从建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词人比肩，唱和相发”，其时讲究对仗的工整、声律的调谐、语言的绮丽，因此出现了许多声律调谐之作，如“朔风”“零雨”，“蝉噪”“鸟鸣”等。到了唐代，“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之习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至中唐，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国势由盛转衰，公卿大夫均以忧时济世为己任，本无功利价值的文学（文章与诗篇）必将“淡出”政治舞台。如若不此，它就必须成为“载道”的工具。因此，刘禹锡的诗歌，无论是政治诗、咏史怀古诗，还是风土民情诗、抒情酬唱诗，大多根植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气息。
　　不仅于此，刘禹锡在为其好友柳宗元编辑遗著所撰《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也说：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时期，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国家统一，从三国鼎立、南北朝分裂到唐代强盛，国家分分合合，文章起起落落。一言以蔽之，国家分裂、政局混乱，文章就不会完美；国家统一、政局稳定，文章就会振兴起来。这里含有刘禹锡对唐代文章昌明繁盛的自豪感，认为现在已经是大一统的盛世，所以文章一定会走向兴盛。从历史发展和唐文演进的总趋势来看，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但是，这里似乎有弦外之音，中唐经历安史之乱后，虽然表面上依然维持着统一的局面，而实际上仍然呈现出“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太音不完”的窘迫形势，还是令人忧虑的。其中“兵兴以来，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浸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寂寥无纪”一段，正是指出崇尚武功以来，文坛令人堪忧的荒芜现状，而董生用生命的赤诚来写作，“犹明金翠羽得于遐裔”，当然是值得珍惜赞赏的。然而“董生之贫卧于裔土也，其不得于时者矣！其不试故艺者矣！”
　　“不试故艺”本是孔子自叹不遇的话，刘禹锡引来感叹董侹虽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却只能贫病交加地寄居荒僻的边地，沉沦偃蹇于盛世，不能一展怀抱，不能以宏文来鸣国家之盛，在为其不幸遭际鸣不平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长期遭受压抑和政治打击的愤懑之情。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