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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电视是制片人的传媒。电视产业依据紧凑的时间表运作，必须用有限的预算制作出更多的作品，这种急迫性特点往往对管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因而制片人的角色受到偏爱。正如英国电视业观察家腾斯托尔所言，理想的制片人应既巧于言辞又精于画面(这是构成电视的两大基石)，应具有充沛的精力，应具有某种表演技能——能够鼓舞和激发他人以高昂的斗志度过每一个工作日。当然，最重要的是，理想的制片人还必须对新事物充满天然的好奇，作为两档最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越策越开心》和《天天向上》的制片人，张一蓓阐述了她对娱乐节目创新的理解。养个小狗为什么不是娱乐?停电的时候点蜡烛画明信片，为什么不是娱乐?有人买了新车，特别心疼，经常自己洗车，他如果感到开心就是娱乐。我希望通过《越策越开心》和《天天向上》这样的节目告诉大家，任何事情，只要你从中得到了乐趣，就是娱乐。
《中欧商业评论》(CBR)：你如何理解娱乐节目的创新?
张一蓓：我从小到大其实很少看电视。为什么?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观众对“娱乐”两个字有莫大的误会，大家认为只有唱歌跳舞才是娱乐，但我从来不这样看。养个小狗为什么不是娱乐?停电的时候点蜡烛画明信片，为什么不是娱乐?有人买了新车，特别心疼，经常自己洗车，他如果感到开心就是娱乐。我希望通过《越策越开心》和《天天向上》这样的节目告诉大家，任何事情，只要你从中得到了乐趣，就是娱乐。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对各行各业充满了好奇，觉得世界真大，生活真有意思。成就一个王牌节目，绝不只是舞美好看，也不只是主持人有多帅，也不只是某一期节目歌曲好听或者编舞好看，重要的是它持续传递给观众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天天向上》，观众知道在这个节目里，他能了解到平时了解不到的东西。有人被这个节目点燃志向，重拾舞蹈；有人说，原来从事某个职业这么有意思，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了!如果观众看了节目，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好。
CBR：其他卫视也在努力模仿，为什么就诞生不了《天天向上》这样有着强大气场的脱口秀节目?
张一蓓：我觉得跟环境有关。就像我们有些团队曾经被挖到其他地方(竞争对手经常到长沙开宾馆，等着挖人)，去了之后很少有谁是干得非常愉快的，很多人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做电视真的不是一个制片人或者一群导演的事情，它还要看台里的保安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或者说保洁人员看到你凌晨两点半还在开会，一点都不惊讶，这样才是对的。其他地方，你下午10点半还在开会，看门的就把灯全关了，你纳闷怎么会被锁在大楼里，打电话给领导，叫保安来开门。保安还骂你神经病，这么晚呆在这儿干吗?
我想，首先必须有大气场，大气场里面还有很多小气场。湖南卫视的领导都很懂节目，不太有外行领导内行这样的情况。有时候领导会毙掉你的方案，有时候会“强奸”你的策划，可能是个人审美观不同，也可能是创作风格不一样，但你不会觉得是因为官大才把我这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形成了一个尊重创作人和一线团队的氛围。我们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工作侵略，看到某个有意思的生活片段，我们会互发短信，看是否可以用到节目里。在大街上遇见好玩的人，我们会直接上去要电话号码。生活就是工作，电视成了生活的一种习惯，分不清楚什么时候是生活，什么时候是工作。
CBR：当你在这个行业浸淫了差不多10年时间，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想法跟最初时候相比，不那么有破坏力了?
张一蓓：我不觉得，我的想法反而越来越有破坏力了。还是要看你都做过什么节目，如果是以做新闻节目为主，你可能会越来越谨慎，或者会越做越中正，就是非常稳健的那种风格。我个人的经历不是这样，刚做电视的时候，基本功还没打牢就开始做晚会，做了几场晚会后，领导觉得这个导演还没打基本功就在这儿做着仿佛特牛的工作，有点像空中楼阁，就把我扔到娱乐新闻节目里打基础。像我们这种成长路线的导演，受到的束缚比较少。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团队极少有人是真正学电视出身的，舞蹈、经济、化学、中文、新闻、广告各式各样的专业都有，我自己学的就是外语专业，而脱口秀节目是发散性的，要求你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充满兴趣。我们这群人刚开始做脱口秀时，就进入到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栏目，没有固有的框框，没有统一的模式，所以节目才会显得特别有个性。
CBR：但这有悖常理，创意性的东西很容易枯竭，或者说很容易陷入灵感的枯井，就像崔永元做《实话实说》，人都抑郁了。可以看到，从《实话实说》到《小崔说事》，也还是那种套路。你不但没有这种枯竭感，反而越来越有冲劲了，这是为什么?
张一蓓：崔永元做《实话实说》，后来都得抑郁症了，我估计是因为他对节目的期待特别高，所以给自己提的要求有点近乎自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跟他一起出主意、进行脑力激荡的人不够，或者说能够帮到他的力量不够，所以他才会把自己逼到这样一个境地。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我们的取材都来自平民的生活，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活生生的生活里有特别多的素材。很多节目请明星做嘉宾，如果请到的明星不够好，不够大牌，制作人就会很着急。或者到了淡季，明星不出唱片，没有新电影了，制作人也会着急。当然，我们也会有明天录节目，嘉宾今天突然告知来不了这种情况，但即使这样，我们也知道明天肯定会有嘉宾，正因为我们的低姿态，反而有了海量的空间。
CBR：你很喜欢宫崎骏的电影，他的电影最让你着迷的东西是什么?
张一蓓：宫崎骏不是一个用洒狗血来博得眼球的人，他不太下猛料，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他很向往欧洲那些古老小城，脑海里有自己完整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那种住在一个小岛上，对世界充满了幻想的人。他的电影角色，哪怕一个女巫都特别有幽默感。我觉得宫崎峻的电影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保持均衡水准，就因为它是动漫，与他合作的不是演员，而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这群人这么多年安于他们的工作室，不想着跳槽，慢慢来，慢慢做，这是我特别欣赏和向往的一种工作状态。我想，100年后，人们看宫崎骏的电影肯定还会感动，看《天天向上》，人们可能会说主持人穿得老土，或者舞美难看，但他们还是会觉得内容很好看。
《中欧商业评论》(CBR)：你如何理解娱乐节目的创新?
张一蓓：我从小到大其实很少看电视。为什么?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观众对“娱乐”两个字有莫大的误会，大家认为只有唱歌跳舞才是娱乐，但我从来不这样看。养个小狗为什么不是娱乐?停电的时候点蜡烛画明信片，为什么不是娱乐?有人买了新车，特别心疼，经常自己洗车，他如果感到开心就是娱乐。我希望通过《越策越开心》和《天天向上》这样的节目告诉大家，任何事情，只要你从中得到了乐趣，就是娱乐。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对各行各业充满了好奇，觉得世界真大，生活真有意思。成就一个王牌节目，绝不只是舞美好看，也不只是主持人有多帅，也不只是某一期节目歌曲好听或者编舞好看，重要的是它持续传递给观众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天天向上》，观众知道在这个节目里，他能了解到平时了解不到的东西。有人被这个节目点燃志向，重拾舞蹈；有人说，原来从事某个职业这么有意思，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了!如果观众看了节目，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好。
CBR：其他卫视也在努力模仿，为什么就诞生不了《天天向上》这样有着强大气场的脱口秀节目?
张一蓓：我觉得跟环境有关。就像我们有些团队曾经被挖到其他地方(竞争对手经常到长沙开宾馆，等着挖人)，去了之后很少有谁是干得非常愉快的，很多人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做电视真的不是一个制片人或者一群导演的事情，它还要看台里的保安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或者说保洁人员看到你凌晨两点半还在开会，一点都不惊讶，这样才是对的。其他地方，你下午10点半还在开会，看门的就把灯全关了，你纳闷怎么会被锁在大楼里，打电话给领导，叫保安来开门。保安还骂你神经病，这么晚呆在这儿干吗?
我想，首先必须有大气场，大气场里面还有很多小气场。湖南卫视的领导都很懂节目，不太有外行领导内行这样的情况。有时候领导会毙掉你的方案，有时候会“强奸”你的策划，可能是个人审美观不同，也可能是创作风格不一样，但你不会觉得是因为官大才把我这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形成了一个尊重创作人和一线团队的氛围。我们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工作侵略，看到某个有意思的生活片段，我们会互发短信，看是否可以用到节目里。在大街上遇见好玩的人，我们会直接上去要电话号码。生活就是工作，电视成了生活的一种习惯，分不清楚什么时候是生活，什么时候是工作。
CBR：当你在这个行业浸淫了差不多10年时间，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想法跟最初时候相比，不那么有破坏力了?
张一蓓：我不觉得，我的想法反而越来越有破坏力了。还是要看你都做过什么节目，如果是以做新闻节目为主，你可能会越来越谨慎，或者会越做越中正，就是非常稳健的那种风格。我个人的经历不是这样，刚做电视的时候，基本功还没打牢就开始做晚会，做了几场晚会后，领导觉得这个导演还没打基本功就在这儿做着仿佛特牛的工作，有点像空中楼阁，就把我扔到娱乐新闻节目里打基础。像我们这种成长路线的导演，受到的束缚比较少。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团队极少有人是真正学电视出身的，舞蹈、经济、化学、中文、新闻、广告各式各样的专业都有，我自己学的就是外语专业，而脱口秀节目是发散性的，要求你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充满兴趣。我们这群人刚开始做脱口秀时，就进入到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栏目，没有固有的框框，没有统一的模式，所以节目才会显得特别有个性。
CBR：但这有悖常理，创意性的东西很容易枯竭，或者说很容易陷入灵感的枯井，就像崔永元做《实话实说》，人都抑郁了。可以看到，从《实话实说》到《小崔说事》，也还是那种套路。你不但没有这种枯竭感，反而越来越有冲劲了，这是为什么?
张一蓓：崔永元做《实话实说》，后来都得抑郁症了，我估计是因为他对节目的期待特别高，所以给自己提的要求有点近乎自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跟他一起出主意、进行脑力激荡的人不够，或者说能够帮到他的力量不够，所以他才会把自己逼到这样一个境地。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我们的取材都来自平民的生活，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活生生的生活里有特别多的素材。很多节目请明星做嘉宾，如果请到的明星不够好，不够大牌，制作人就会很着急。或者到了淡季，明星不出唱片，没有新电影了，制作人也会着急。当然，我们也会有明天录节目，嘉宾今天突然告知来不了这种情况，但即使这样，我们也知道明天肯定会有嘉宾，正因为我们的低姿态，反而有了海量的空间。
CBR：你很喜欢宫崎骏的电影，他的电影最让你着迷的东西是什么?
张一蓓：宫崎骏不是一个用洒狗血来博得眼球的人，他不太下猛料，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他很向往欧洲那些古老小城，脑海里有自己完整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那种住在一个小岛上，对世界充满了幻想的人。他的电影角色，哪怕一个女巫都特别有幽默感。我觉得宫崎峻的电影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保持均衡水准，就因为它是动漫，与他合作的不是演员，而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这群人这么多年安于他们的工作室，不想着跳槽，慢慢来，慢慢做，这是我特别欣赏和向往的一种工作状态。我想，100年后，人们看宫崎骏的电影肯定还会感动，看《天天向上》，人们可能会说主持人穿得老土，或者舞美难看，但他们还是会觉得内容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