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美国政府进一步的扩张引发美元剧烈下滑,我们才需要担忧这场危机会诱发一场持久的萧条
　　
　　
　　一年半以前,人们对世界金融体系充满信心。的确,美国住宅信贷爆发了非理性繁荣,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财富在调整中蒸发,抵押贷款公司和银行不断破产。但是,我们这些经济学家相信,资产组合是多样化的。放眼全球,几乎每个投资者持有的资产,都承担了一小部分与美国住宅信贷相关的风险。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调整会比较平稳。
　　现在,我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全世界的投资者觉察到,自己拥有的资产组合比事前期望的风险更大,久期更长,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风险推给别人。但是,整个经济不可能在一天或一个月,甚至是一年之内立刻收缩风险。所以,人们对更安全资产的追逐,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金融资产价格下降。这带来了问题,因为我们需要健康和较高的金融资产价格,使那些应该扩张的企业能够筹到资金。
　　四方面因素侵蚀了金融资产价格。第一,违约。当你持有的金融资产到期时,你可能找不到交易对手。第二,久期。即使你确定有交易对手,即使你确定自己理解局势,即使你不在乎风险,你仍然愿意现在持有现金而不是等到金融资产到期时再回笼现金。第三,信息。也许你不懂自己购买的产品——如果你买的资产足够物美价廉,那么,销售人员为什么会迫不及待将它推销给你呢?第四,风险。即使你的交易对手一直存在,即使你不在乎现在还是未来持有现金,即使你完全理解购买的产品,你仍然不确定债券到期时它们的价值。
　　格林斯潘希望银行再获得2500亿美元注资,使银行的资本比率达到15%(超过几年前公认的10%),将信息和风险的贴现率降至正常水平,解决这场金融危机。但是,他警告说:“当然,简单的线性计算只是粗略的近似值。”
　　在过去25年里,当我不同意格林斯潘的政策时,十次有七次都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次却是格林斯潘错了——2500亿美元的注资,尚不足以将风险和信息的“贴现率”降至正常水平。
　　首先,信息因素使得银行担忧卖给自己的资产不值得购买。政府担保的资产(指政府发行的安全的国债和购买的风险资产)可以解决信息问题,但是,政府或者私人部门向银行注入资本不可能解决信息问题。
　　其次,重要的风险不在于长期潜伏的违约现象,而在于进一步的短期流动性挤兑。投资了那些长期表现较差的风险资产不足忧虑,值得担忧的是投资了那些短期的风险资产。一旦负面冲击再次降临,一旦政府出于某些政治原因,没收向它寻求流动性支持的金融机构的股权,这些风险资产将使你丧失缓冲余地。因此,银行可能更愿意坐等政府注入新增资本,而不愿冒风险投资较高收益的长期债券。
　　这是一个很坏的局面。随着金融资产价格跌至目前的低位,应该扩张的企业无法筹集资金,难以扩张,而应该收缩的企业则迅速收缩。为了增加总需求,我们要么现在大幅提高资产价格,推动应该扩张的企业扩张,要么依靠政府支出大规模增加来刺激需求。如果能选择,我们宁愿选择前者。私人部门的需求是有用的,而政府资助的刺激计划遵循另一套更政治化的逻辑。但是,我们可能别无选择。我们需要全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鼎力支持:在未来一到三年,它们都需要花更多钱,而又不征更多税。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依赖于财政政策,至少不需要长远功效可疑的价格管制。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比格林斯潘的银行注资更彻底的计划。如果美国政府正式、完全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可以让它们以国债利率借钱,购买和再融资按揭贷款,为财政部盈利。随着政府购买增加,私人部门可获得风险资产的供给减少,这些风险资产的价格就会上扬,受信息难题影响最大的按揭支持资产将从市场中退出,并且随着资产价格上升,银行将自己资产重组。
　　虽然我们遭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很惨烈,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最坏的事情在于人们对美国经济信心的崩溃,以及美元崩盘。这可能迅速增加美国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制造业内的就业。但是,这对世界整体而言是一个灾难,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依赖对美国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
　　在这方面,美国需要谨慎。作为世界经济这艘大船的主锚,美国的行动要从全球经济的角度出发。
　　幸运的是,过去15个月,还没有迹象显示人们对美元丧失了信心。
　　只有当美国政府进一步地扩张引发美元剧烈下滑,我们才需要担忧这场危机会诱发一场持久的萧条。■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此文英文原文请见《财经网》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