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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暖还寒时的莫斯科
2006年五六月间，笔者有幸参加了俄罗斯短期考察活动。5月28日莫斯科时间晚上10时左右，飞机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我们一行多为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来到普希金的故乡，亲身感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心头涌起微微的激动。有人说，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俄罗斯情结”，因为这些人青年时代往往学过俄语，读过旧俄和苏联的作品、唱过它的歌曲，还被灌输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观念。而事实上这一代人都知道历史上损害中国领土主权最严重的国家就是俄国。作为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长处和不足应有所了解；对它的文化、艺术，虽有向往之心，但不至于有难以解开的崇拜“情结”。
5月29日，莫斯科晴雨交间，天气乍暖还寒，我们把红场列宁墓作为第一个参观点。遗憾的是，那天是周一，而列宁墓周一、周五不开放，列宁墓后面克里姆林宫宫墙上的斯大林和其他前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墓，还有朱可夫元帅和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的墓，也不允许接近。我们只好远远地凭吊。红场面积其实不大，比天安门广场小得多。列宁墓对面还有一间建于19世纪末的“古姆”百货店。当年苏联很多大型的群众集会、游行就在这个广场上举行。
列宁墓的左前方是华西里大教堂，这是沙皇伊万四世于1552年为纪念对喀山汗国远征胜利下令建造的。据说，教堂建成后，伊万四世为日后世界上不会再出现同样宏伟瑰丽的教堂，竟下令挖去建筑师的双眼，处决所有参与建筑的工匠。此事是否属实，今日已无法考证，但在伊万四世手中无辜送命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正是因为残酷无情而被称为“雷帝”。在俄罗斯历史上，有几位雄才大略、开拓疆土的英主，同时又是专横猜忌、刻薄寡恩、杀人不眨眼的暴君。这恐怕并非俄罗斯历史独有的现象。
较之中国，俄罗斯的历史实在算不上悠久。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写于十一二世纪之交，《往年纪事》史实和传说参半，拿它与差不多同时编成的《资治通鉴》相比，就可知俄、中两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差距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早期俄罗斯王公的族属、世系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一般认为13世纪开始，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才以莫斯科为中心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人先后打败了蒙古、瑞典、日尔曼等外来入侵者，同时以武力夺取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土地。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尚武精神一直是俄罗斯立国、扩张的重要因素，像米宁这样的民族英雄一直受到高度尊崇。
从彼得大帝说到康熙
当晚我们乘坐火车前往圣彼得堡。次日清晨，在彼得大帝的骑马像前，大家纷纷拍照留念。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使这个雕像广为世人所知。
彼得大帝（1672~1725）可說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他北败瑞典，南挫土耳其，西向削弱宿敌波兰，东拓俄罗斯疆土至太平洋。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彼得大帝并非俄罗斯最高统治者（其兄伊万是“第一沙皇”，彼得是“第二沙皇”，两人都无实权），但在亲政之后，他就一再对大臣表示不要理会尼布楚条约，妄想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只是当时中国国力尚强，他的图谋未能得逞。
彼得大帝对俄罗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教会完全置于沙皇管辖之下，强化中央集权，建立规范的文武官员制度和近代海陆军系统，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本人还曾化装成一名普通士官亲自到普鲁士、荷兰、英国学习军事、航海、造船。他体格壮硕、精力充沛、多才多艺，普希金这样描述他：“时而是学者，时而是英雄，时而是航海家，时而又是木匠”。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俄罗斯迅速强大起来。近二三十年我国有些历史学家喜欢把同时期的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与彼得大帝比较。如果从两者都统治一个大帝国并英明有为来看，他们确有相近之处，两人早年经历（幼年即位，少年时期大权旁落）和性格也有些相似。但我觉得康熙毕竟略逊一筹，他只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启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却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出中世纪。
18世纪初，彼得大帝一再打败瑞典，完全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开辟了通向欧洲的窗口”。自1703年开始，彼得大帝在涅瓦河两岸修建彼得堡城，在很短时间内把它建成一座有许多宏伟壮丽建筑的新城市，并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这里。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圣彼得堡成为欧洲最繁华壮丽的城市之一。
俄罗斯人不愿割断历史
下午到冬宫参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是世界最大的艺术收藏馆之一，与巴黎的卢浮宫齐名。艾尔米塔什有2100个房间，收藏的绘画、雕塑等艺术珍品数以万计。据说，如果每天在艾尔米塔什参观8小时，每幅画看1分钟，要12年才能看完。博物馆多数展品没有护栏，更没有加上钢化玻璃护罩，每个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多数是中老年妇女）。当然，每个馆的监控摄像头也不是摆样子的。任何一个参观者只要交付100卢布（约30元人民币）即可携带相机入内拍照，但中国文物的展馆却除外。我们议论：大概因为这个展馆的藏品都是沙俄“探险家”盗取或沙俄侵略军掠夺而来，所以才有这个特别的规定。20世纪初这些“探险家”在敦煌、黑河等地盗走的壁画、文书，相当部分在二战期间毁于围城德军远射程炮的炮火，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
走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就是冬宫广场。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士兵和工人队伍，就是从这个广场冲向冬宫，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站在广场想象89年前的情景，我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很少能够一帆风顺。十月革命毕竟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现在，俄罗斯的史学家对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看法很不一致，但多数人都承认这是一段必须正视，必须冷静、客观地回顾的历史。十月革命对中国有巨大影响，这也是历史事实。孙中山说过“以俄为师”，毛泽东说过“走俄国人的路”，然而，只要看两人的著作，就可知道他们并不主张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来。中俄两国国情差异甚大，事实上两国革命之路也大不相同。中国学俄国，既有成绩，也有教训。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明白，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走自己的路，应该学习世界各国的经验和长处，但不必着重模仿某个国家。
5月31日上午，我们驱车赴圣彼得堡西北约30公里的夏宫。它是为纪念18世纪初彼得大帝战胜瑞典而建造的，导游介绍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园林。园林内的教堂、宫殿、喷泉、雕像，不少都以黄金装饰，整个夏宫一派金碧辉煌。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二战后按原样重建的夏宫。在二战期间，围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称）的德军彻底破坏了夏宫。在合围之初，希特勒以为列宁格勒旦夕可下，狂妄地向德军指挥官下令：不得接受列宁格勒投降，要把这座代表俄罗斯文化的城市夷为平地。按照希特勒种族主义的“理论”，俄罗斯人属于“劣等民族”，其文物、文化必须摧毁，夏宫自然在劫难逃。然而列宁格勒尽管被围困900天，牺牲军民约90万（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平民），却终于坚守下来。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不是用军事暴力可以使之消亡的。最后灭亡的只是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主义。
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而建的胜利广场是莫斯科最大的广场。广场有一座“勇士制伏凶龙”（在古斯拉夫神话，“凶龙”是喷火的蛇形怪物）雕塑，象征战胜德国法西斯。据统计，在不到4年时间内，苏军最终死亡人数（含战死、伤病死和死于战俘营）为865.6万，如果加上已应征入伍但尚未到部队报到的新兵，则最终死亡人数为915.3万。此外，苏联平民死亡近1700万。前些年，俄罗斯历史学家索科洛夫在《二战的秘密》一书中甚至认为，苏联武装人员死亡人数达2600多万。无论按哪项统计，苏联都是在参战国中军人死亡最多的国家。德军在二战中最终死亡约532万人，其中418万人是在苏德战场上送命的。可见，尽管其他西方盟国对战胜法西斯德国也作出重要贡献，但苏联消灭的德军最多，牺牲最大。战后，由于德国历届政府与德国民间对战争罪行都有比较彻底的反省，德、俄两大民族的关系日趋正常、友好，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德国在“俄罗斯友好国家”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既有沉痛的回忆，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所有烈士和殉难者的墓地都得到保护，老战士受到政府的照顾和社会的尊重；男女老少都非常崇敬为国捐躯的英雄，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改变。
目前俄罗斯的国徽是沙俄时代的双头鹰，国旗是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所定的白蓝红三色旗，国歌是苏联时代的国歌（改了歌词），陆军军旗继续用苏联红军的，海军军旗则用彼得大帝所定之“圣安德烈旗”。虽然这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后的妥协，但也反映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极为珍视，不愿割断历史。这个国家没有发生过长时期、大面积、大规模破坏历史文物的事，即使在反对宗教的苏联时期，新处女公墓仍保留下来，克里姆林宫大天使教堂内老沙皇们的灵柩也没有被毁掉。联想到我们自己，不能不黯然神伤。即以广州为例，民国初年开始，就到处拆寺庙、打神像、平城墙，上世纪50~70年代，更是破坏了很多文物。我在读小学时，所见先烈路两旁都是旧民主革命时期的烈士、名人墓和抗日阵亡将士墓，现在多数已经无存，剩下的也处在高楼大厦旁与车水马龙中，缺少了宁静肃穆的气氛。如果当年我们能像俄人对待新处女公墓那样尊重已故历史人物，把整条先烈路原样保护，只栽树木，不建高楼，那么，今天这条路的文化、文物价值实在不可限量。所幸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与社会日渐重视文物保护。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在珍视本国历史文化、保护文物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学习俄罗斯这个当年的“老大哥”——尽管从历史看他们只是“小弟弟”。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2006年五六月间，笔者有幸参加了俄罗斯短期考察活动。5月28日莫斯科时间晚上10时左右，飞机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我们一行多为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来到普希金的故乡，亲身感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心头涌起微微的激动。有人说，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俄罗斯情结”，因为这些人青年时代往往学过俄语，读过旧俄和苏联的作品、唱过它的歌曲，还被灌输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观念。而事实上这一代人都知道历史上损害中国领土主权最严重的国家就是俄国。作为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长处和不足应有所了解；对它的文化、艺术，虽有向往之心，但不至于有难以解开的崇拜“情结”。
5月29日，莫斯科晴雨交间，天气乍暖还寒，我们把红场列宁墓作为第一个参观点。遗憾的是，那天是周一，而列宁墓周一、周五不开放，列宁墓后面克里姆林宫宫墙上的斯大林和其他前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墓，还有朱可夫元帅和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的墓，也不允许接近。我们只好远远地凭吊。红场面积其实不大，比天安门广场小得多。列宁墓对面还有一间建于19世纪末的“古姆”百货店。当年苏联很多大型的群众集会、游行就在这个广场上举行。
列宁墓的左前方是华西里大教堂，这是沙皇伊万四世于1552年为纪念对喀山汗国远征胜利下令建造的。据说，教堂建成后，伊万四世为日后世界上不会再出现同样宏伟瑰丽的教堂，竟下令挖去建筑师的双眼，处决所有参与建筑的工匠。此事是否属实，今日已无法考证，但在伊万四世手中无辜送命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正是因为残酷无情而被称为“雷帝”。在俄罗斯历史上，有几位雄才大略、开拓疆土的英主，同时又是专横猜忌、刻薄寡恩、杀人不眨眼的暴君。这恐怕并非俄罗斯历史独有的现象。
较之中国，俄罗斯的历史实在算不上悠久。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写于十一二世纪之交，《往年纪事》史实和传说参半，拿它与差不多同时编成的《资治通鉴》相比，就可知俄、中两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差距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早期俄罗斯王公的族属、世系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一般认为13世纪开始，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才以莫斯科为中心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人先后打败了蒙古、瑞典、日尔曼等外来入侵者，同时以武力夺取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土地。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尚武精神一直是俄罗斯立国、扩张的重要因素，像米宁这样的民族英雄一直受到高度尊崇。
从彼得大帝说到康熙
当晚我们乘坐火车前往圣彼得堡。次日清晨，在彼得大帝的骑马像前，大家纷纷拍照留念。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使这个雕像广为世人所知。
彼得大帝（1672~1725）可說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他北败瑞典，南挫土耳其，西向削弱宿敌波兰，东拓俄罗斯疆土至太平洋。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彼得大帝并非俄罗斯最高统治者（其兄伊万是“第一沙皇”，彼得是“第二沙皇”，两人都无实权），但在亲政之后，他就一再对大臣表示不要理会尼布楚条约，妄想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只是当时中国国力尚强，他的图谋未能得逞。
彼得大帝对俄罗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教会完全置于沙皇管辖之下，强化中央集权，建立规范的文武官员制度和近代海陆军系统，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本人还曾化装成一名普通士官亲自到普鲁士、荷兰、英国学习军事、航海、造船。他体格壮硕、精力充沛、多才多艺，普希金这样描述他：“时而是学者，时而是英雄，时而是航海家，时而又是木匠”。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俄罗斯迅速强大起来。近二三十年我国有些历史学家喜欢把同时期的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与彼得大帝比较。如果从两者都统治一个大帝国并英明有为来看，他们确有相近之处，两人早年经历（幼年即位，少年时期大权旁落）和性格也有些相似。但我觉得康熙毕竟略逊一筹，他只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启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却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出中世纪。
18世纪初，彼得大帝一再打败瑞典，完全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开辟了通向欧洲的窗口”。自1703年开始，彼得大帝在涅瓦河两岸修建彼得堡城，在很短时间内把它建成一座有许多宏伟壮丽建筑的新城市，并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这里。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圣彼得堡成为欧洲最繁华壮丽的城市之一。
俄罗斯人不愿割断历史
下午到冬宫参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是世界最大的艺术收藏馆之一，与巴黎的卢浮宫齐名。艾尔米塔什有2100个房间，收藏的绘画、雕塑等艺术珍品数以万计。据说，如果每天在艾尔米塔什参观8小时，每幅画看1分钟，要12年才能看完。博物馆多数展品没有护栏，更没有加上钢化玻璃护罩，每个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多数是中老年妇女）。当然，每个馆的监控摄像头也不是摆样子的。任何一个参观者只要交付100卢布（约30元人民币）即可携带相机入内拍照，但中国文物的展馆却除外。我们议论：大概因为这个展馆的藏品都是沙俄“探险家”盗取或沙俄侵略军掠夺而来，所以才有这个特别的规定。20世纪初这些“探险家”在敦煌、黑河等地盗走的壁画、文书，相当部分在二战期间毁于围城德军远射程炮的炮火，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
走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就是冬宫广场。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士兵和工人队伍，就是从这个广场冲向冬宫，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站在广场想象89年前的情景，我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很少能够一帆风顺。十月革命毕竟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现在，俄罗斯的史学家对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看法很不一致，但多数人都承认这是一段必须正视，必须冷静、客观地回顾的历史。十月革命对中国有巨大影响，这也是历史事实。孙中山说过“以俄为师”，毛泽东说过“走俄国人的路”，然而，只要看两人的著作，就可知道他们并不主张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来。中俄两国国情差异甚大，事实上两国革命之路也大不相同。中国学俄国，既有成绩，也有教训。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明白，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走自己的路，应该学习世界各国的经验和长处，但不必着重模仿某个国家。
5月31日上午，我们驱车赴圣彼得堡西北约30公里的夏宫。它是为纪念18世纪初彼得大帝战胜瑞典而建造的，导游介绍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园林。园林内的教堂、宫殿、喷泉、雕像，不少都以黄金装饰，整个夏宫一派金碧辉煌。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二战后按原样重建的夏宫。在二战期间，围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称）的德军彻底破坏了夏宫。在合围之初，希特勒以为列宁格勒旦夕可下，狂妄地向德军指挥官下令：不得接受列宁格勒投降，要把这座代表俄罗斯文化的城市夷为平地。按照希特勒种族主义的“理论”，俄罗斯人属于“劣等民族”，其文物、文化必须摧毁，夏宫自然在劫难逃。然而列宁格勒尽管被围困900天，牺牲军民约90万（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平民），却终于坚守下来。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不是用军事暴力可以使之消亡的。最后灭亡的只是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主义。
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而建的胜利广场是莫斯科最大的广场。广场有一座“勇士制伏凶龙”（在古斯拉夫神话，“凶龙”是喷火的蛇形怪物）雕塑，象征战胜德国法西斯。据统计，在不到4年时间内，苏军最终死亡人数（含战死、伤病死和死于战俘营）为865.6万，如果加上已应征入伍但尚未到部队报到的新兵，则最终死亡人数为915.3万。此外，苏联平民死亡近1700万。前些年，俄罗斯历史学家索科洛夫在《二战的秘密》一书中甚至认为，苏联武装人员死亡人数达2600多万。无论按哪项统计，苏联都是在参战国中军人死亡最多的国家。德军在二战中最终死亡约532万人，其中418万人是在苏德战场上送命的。可见，尽管其他西方盟国对战胜法西斯德国也作出重要贡献，但苏联消灭的德军最多，牺牲最大。战后，由于德国历届政府与德国民间对战争罪行都有比较彻底的反省，德、俄两大民族的关系日趋正常、友好，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德国在“俄罗斯友好国家”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既有沉痛的回忆，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所有烈士和殉难者的墓地都得到保护，老战士受到政府的照顾和社会的尊重；男女老少都非常崇敬为国捐躯的英雄，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改变。
目前俄罗斯的国徽是沙俄时代的双头鹰，国旗是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所定的白蓝红三色旗，国歌是苏联时代的国歌（改了歌词），陆军军旗继续用苏联红军的，海军军旗则用彼得大帝所定之“圣安德烈旗”。虽然这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后的妥协，但也反映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极为珍视，不愿割断历史。这个国家没有发生过长时期、大面积、大规模破坏历史文物的事，即使在反对宗教的苏联时期，新处女公墓仍保留下来，克里姆林宫大天使教堂内老沙皇们的灵柩也没有被毁掉。联想到我们自己，不能不黯然神伤。即以广州为例，民国初年开始，就到处拆寺庙、打神像、平城墙，上世纪50~70年代，更是破坏了很多文物。我在读小学时，所见先烈路两旁都是旧民主革命时期的烈士、名人墓和抗日阵亡将士墓，现在多数已经无存，剩下的也处在高楼大厦旁与车水马龙中，缺少了宁静肃穆的气氛。如果当年我们能像俄人对待新处女公墓那样尊重已故历史人物，把整条先烈路原样保护，只栽树木，不建高楼，那么，今天这条路的文化、文物价值实在不可限量。所幸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与社会日渐重视文物保护。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在珍视本国历史文化、保护文物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学习俄罗斯这个当年的“老大哥”——尽管从历史看他们只是“小弟弟”。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