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最初叫“斧扆”或“斧依”，是立于天子身后，彰显其身份与地位的礼仪用具，上面绘有斧形图案，是天子权力的象征。据《周礼》记载，屏风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礼记·曲礼下》中说：“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史记》中也记载：“天子当屏而立。”李白在《寓言三首》中写道：“周公负斧扆，成王何夔夔。”
　　屏风的这一功能一直延续到清朝。明穆宗的朝服像中，身后绘有数条升腾巨龙的“山字式”座屏。故宫博物院里太和殿中，皇帝的宝座后面依然陈设着古称“斧扆”的座屏。可见，屏风从诞生起就一直扮演着“高大上”的角色，用以显示天子的九五之尊，历代皇朝莫不如此。这时，屏风还是“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奢侈品。
　　“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这是东汉刘熙在《释名》中的解释，指出屏风是一种起着遮蔽作用的家具。《史记·孟尝君列传》也有记载：“孟尝君待客座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在汉代，屏风还主要是发挥实用的功能。汉代画像石中，多次出现枕屏和围屏。枕屏也称枕障，是立于枕前的低矮小屏风，睡眠时用以挡风。这种屏风的出现和汉代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密切相关。围屏亦如是，围屏由多个屏扇连缀而成，围于主人宴饮的茵席、坐榻外侧，起到隔断的效果，也相当美观雅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各种造型的屏风，东晋画家顾恺之在《列女图》中就绘有一架山水围屏。敦煌壁画中也出现了生活中的各种造型的屏风。至隋唐初年，“旧时王谢堂前”的屏风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人家的家居用品。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床榻等起居用具增高，屏风的形制也有了变化，出现了多种大型屏风。五代画家顾闳中所作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用屏风和床榻将画面分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5个场景。各种屏风的形态应有尽有，屏风与家具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文人们的雅趣可见一二。
　　大唐盛世，万物生辉。屏风这只堂前燕风靡一时。从内容上看，唐代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兴盛，带来了书画屏风的灿烂春天，唐代绘画技术高度发展，画家们绘制了精美的山水画屏，还留下了流光溢彩的花鸟画屏。现在日本正仓院还珍藏着我国唐代的“鹿草木夹缬屏风”和“鸟木石夹缬屏风”等花鸟画屏。在唐代，屏风更频繁地出现在文学家的笔下，从而增添了意味深长的风韵。“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六曲（六折围屏）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诗人们的深情吟唱，令人领略到屏风的脉脉含情的魅力。唐代的白居易还曾为“素屏”赋诗一首：“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以物喻人，借屏风表达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向。
　　到明代，屏风达到艺术鼎盛期，这一时期，硬木雕刻屏风大为流行，这和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这一大事相关。郑和团队带回了大量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这些木材纹理细腻，色泽典雅。明代发达的手工业也为雕刻屏风的盛行增光添彩。
　　清代的屏风更加注重多种材质和技法的兼容并用。随着清朝对外贸易的繁荣，玻璃传入中国，能工巧匠们以玻璃为屏芯，绘制山水人物作装饰，以紫檀、花梨等硬木为屏座，制成玻璃彩绘屏风。《红楼梦》中就曾提及这种时髦物件。宁国府的贾蓉向王熙凤来借“玻璃炕屏”，因为家里来了要紧客人，借去摆一摆，风光风光。可见玻璃屏风在当时的名贵。《红楼梦》中还多处出现描写各种形制、材质和工艺屏风的文字。如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时，从西南角门进入，“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贾母八十一寿时，贾母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围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
　　总的来说，按形制分，屏风有座屏（亦称插屏）、曲屏（又称折屏）、挂屏、炕屏、桌屏（亦称砚屏）。座屏一般带有底座，不能折叠，分“山字式”“五扇式”与“插屏式”等。围屏又称折屏或曲屏，可折叠，屏扇一般为4、6、8扇等偶数，多至12扇。按题材划分，屏风有历史典故、文学人物、山水名胜、龙凤花鸟、书法艺术等。按材质和工艺划分，屏风有漆艺屏风、云母屏风、琉璃屏风、纸质屏风、绢素屏风、木雕屏风、玻璃屏风、金属屏风等等。不同工艺制作的屏风各有千秋，绚丽多姿。
　　到了现代，自带遮蔽功能的屏风仍在发挥作用，而它的曲曲折折和装饰图案带给人们一种温柔敦厚的审美享受，是“中国风”的典雅代言。（古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