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离不开“作者介绍”，《语文课程标准》在第四学段（7～9）年级的教学目标中要求学生“了解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常识”。我国文学批评早就有“知人论世”的观点。“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因此在阅读教学时，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作者介绍这一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帮助学生了解课文，理解文本的一把重要钥匙。
　　笔者在校本教研活动中听了六十余节公开课，发现许多教师在介绍作者时往往拘泥于介绍作者的名（原名、笔名）、字、生活年代、籍贯、代表作、人们的评价，简称“名、时、地、作、评”五要素，不再深入。在一次研讨会上，某教师上的是人教版九年级下鲁迅先生的名篇《孔乙己》，在进行作者介绍这一教学环节时简单地运用了“五要素”。课中我特意问了学生，教师介绍的作者情况你知道吗？学生告诉我上小学时就知道了。笔者不禁陷入沉思：小学已经掌握的知识我们在九年级还在重复，即使小学教师没有介绍，初中三年六册语文课本，每一册都有鲁迅先生的作品，这样的介绍有意义吗？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如何完成“作者介绍”这一环节呢？
　　一、 取舍有度，定准“位”
　　作者介绍定位要准，目标要明确。目标明确就是要把握住教学目标，既要防止无效介绍、脱离目标，又要防止旁逸斜出、转移学生注意力、游离目标。作者介绍有时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疑难之处，有时是帮助学生理解写作目的，有时是帮助学生理解主题思想，有时是帮助学生理解美好意境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要，总而言之，是要帮助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例如：端木蕻良的作品《土地的誓言》表达的是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对故土的热爱之情，文章本身激情澎湃，教师也激情四射，可是有学生却在私底下自言自语：“课文注释说作者是东北作家，怎么他取的是一个日本名字，他是不是日本人呢？是不是他去了日本或移居日本才改的名字？既然取了日本名字，又何必假惺惺地说爱国呢？”在学生的这种疑惑下，教师介绍作者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就要着重介绍作者名字的来由。
　　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后更名为曹京平），１９１２年出身于辽宁省昌图县农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１９３６年夏天，从北平来到上海的他，忽然想起当时上海文化界有一种模仿人名字和文字的坏风气，于是决定给自己取一个别人难以模仿的笔名。经思量再三，他把平时少有人用的复姓‘端木’作为姓氏，把东北家乡红高粱的别称──“红粱”二字移来作名字，这样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启用“红”字显得格外刺眼……按照谐音他把“红”字改为“蕻”。当时负责《文学》月刊的编辑、作家王统照在审阅来稿时看到了这个笔名，又觉得有些不顺眼……就将“粱”字给改成了“良”字。于是端木蕻良的笔名就这样沿用了下来。其实这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这个名字恰恰是作家爱国情感的表现。这样的作者介绍，学生的疑惑就豁然而解了。在这里，教师不仅介绍了作者名字的来由，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解释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加深了学生对主题思想的理解。
　　在教学杜甫的诗歌《春望》时，要侧重介绍杜甫的爱国情怀；在教学吴敬梓的《范进中举》一文时，要介绍作者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嘲讽；在教学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时，就应选择介绍作者参与改革、失败被贬、怨愤抑郁的心情。
　　在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明白作者介绍不单是要为学生提供作者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所提供的信息要为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文、更好地达成语文学习目标服务。要用目标引领作者介绍，否则就会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二、 取舍有度，选好“时”
　　作者介绍要选好“时”，选好“时”强调的是要选好作者介绍的时机。所有的铁匠都是用相同的材料和工艺打磨剪刀，为什么“王麻子”的剪刀闻名遐迩，无非就是淬火时火候把握的问题。同理，作者介绍也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时机的选择乃是一种教学机智，选择恰当的时机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一般情况下，作者介绍都放在文本解读之前，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作者介绍要根据教学需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介绍作者最恰当的时机就是学生“愤”“悱”之时。笔者在教学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一文时，先介绍作者其人及取得的成就。
　　胡适，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一生得过35个博士学位。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托人传话，请胡适回国，说国内对他的批判是针对他的思想而非他本人（这在当时是比较多见的一种说法），但胡适的回答是：“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时，葬礼场面盛大：棺木上覆盖北大校旗，百余团体公祭，自发送葬者达30万人，不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铺停业，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始，沿途居民家家焚香，户户路祭，创下鲁迅逝世后任何文化人未能企及的大观。这样的介绍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随着课文的展开介绍了胡适的性格特点，以及母亲对他极大极深的影响。课后要求学生看《胡适传记》，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全方位了解胡适，还一个立体的、真实的胡适给学生。
　　在讲《陋室铭》之前介绍刘禹锡写作此文的经过，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气节。教学《爱莲说》一文时，围绕“作者为什么喜爱莲花？”这个主问题，在课中间结合问题，读通全文大意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作者喜欢莲花，实际上是赞美君子正直高洁的品德。穿插介绍作者周敦颐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让学生了解作者的为人，从而更好地理解“君子”的品格。教学《济南的冬天》一课时，在学生不断读、不断品、不断悟的基础上，向学生提问：济南的冬天盛行西北风，冬天月平均气温均在零摄氏度以下，极端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但为什么作者笔下的冬天却是如此“温晴”呢？学生茫然之际，笔者适时推出作者介绍：老舍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7年之久，对山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爱济南，就把那份真诚的感情倾注在文章里，处处洋溢着对济南的喜爱和赞美之情。学生恍然大悟，原来作者笔下的“温晴”就是温情呀，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啊！它激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
　　作者介绍的“时”，有“课前”“课中”“课后”之分。究竟选择何时合适要依据教学需要。“时”还有“一课时”后与“一篇文”后之分。在学习了《风筝》第一课时后，介绍作者兄弟失和，以帮助学生理解《风筝》这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手足之情的珍惜。学习了《记承天寺夜游》后，让学生阅读林语堂的《苏轼传》，余秋雨的《东坡突围》，王水照、朱刚的《苏轼评传》（上、下），李一冰的《苏东坡大传》，在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中，使学生对“闲”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三、 取舍有度，选好“材”
　　选好“材”是指介绍作者时不要面面俱到，要围绕课堂教学目标有所取舍。学习《风筝》一文，如果教师仅仅介绍：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有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其中《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等等，如此这般照本宣科，既无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心理上做好学习新内容的准备，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又不能使学生了解必要的新的背景知识，无助于学生理解课文，更谈不上在人文方面给学生以熏陶，在语言方面给学生以滋养。《风筝》作于1925年1月24日，这一天正是农历大年初一。在这个本该万家团圆、喜气洋洋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为什么却写出那么悲哀沉重的文章呢？除了时局和婚姻，还有一件在鲁迅内心举足轻重的事——兄弟失和，使长期以保护人自居的深沉的鲁迅受到心灵和人格的严重伤害，陷入痛苦难言的境地。1919年底，鲁迅独自奔走，购置了八道湾的房子，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可是当家的是周建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她不但挥金如土，而且“歇斯底里”。逆来顺受的周作人不但偏信她，而且任她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这种纵容和偏信，终于导致鲁迅和他彻底决裂。
　　1923年，鲁迅和名义上的妻子朱安永远搬出了八道湾。但矛盾并没有结束，1924年6月11日的《鲁迅日记》这样写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过西厢，启孟（笔者注：周作人）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笔者注：周作人内第，羽太重九）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来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和难忍的愤怒。但是鲁迅深爱着他的二弟，时常掂念他，为他担忧，从没有讲过他的不好。
　　通过上述的介绍，学生就了解了这篇散文字面上叙述的是他和小兄弟的矛盾，而真正触发其写作动机的是他和二弟周作人的矛盾。这就有助于学生理解《风筝》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作者对手足之情的珍惜。
　　在教学《雪》的作者介绍时，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回忆以前所学的《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章，引出明艳秀丽的江南雪景图，更要介绍作者此时“荷戟独彷徨”的状态。这样的作者介绍就有助于学生欣赏优美的江南雪景和壮美的朔方飞雪，更有助于学生理解鲁迅博大的胸襟和坚强的斗志。
　　总之，在介绍作者时，存在着取舍有度，用之有效的问题，我们大意不得，在教学中要仔细推敲。要立足效度紧盯目标，切准角度选好材料，把握时度找准时机，使作者介绍这一环节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