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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天，中国举行了首次大型的国际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将在北京西郊新建成的科学会堂举行。为了做好这次讨论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组成了由十几位记者参加的报道组。因为这是在我负责的科学领域里首次举行的大型的国际盛会，因此，编辑部要我负责采写每天的大会综合新闻。除此之外，还要我访问几位中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
接受采访任务之后，我一面紧张地做准备工作——查看有关资料，同时，采访科学家，请他们对这次讨论会发表谈话。
对梁思成教授的采访，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6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走进了清华园梁思成教授家的大门。进屋以后，我发现他大概是因为身体不适，正坐在床上等我呢。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衫，面色苍白，瘦削，但却精神矍铄。当时正值盛夏，在他面前放着一台比手掌略大些的小电扇，电扇吹着微风。我心想，他大概是又怕热，又怕风，身体衰弱，因此，才用了这么小的电扇吧!
见我进来，他笑着让我坐。采访开始后，我发现梁思成教授虽然身体欠佳，但思维却很敏捷，而且非常健谈。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都一一作答。他谈了对中国建筑学的回顾与展望，以及他对中国建筑方面的研究工作，还谈了对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希望和祝愿。
采访中，梁思成兴致勃勃地谈到，这年3月他曾经重访了阔别30年的赵州桥。他说:“30年前，当我初次见到河北省赵县这座公元17世纪初建造的大石桥时，十分兴奋。我对造桥的隋代工匠李春非常钦佩。但测绘完毕临走的时候，我又很不放心，唯恐同这座已经度过了1300多个寒暑的古桥，一别即成永诀。”
梁思成说，30年后，他见到这座桥经历了风雨和战火后依然健在，并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重修工作已经开始，他觉得这座桥不仅可以延年益寿，也许还会再屹立1300年呢!
这次采访后，我意犹未尽，继续关注梁思成教授的生平和他的研究工作。
这期间，我阅读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写的回忆和怀念他的文章，还访问了他的女儿梁再冰。
1901年4月，梁思成出生在日本。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父亲梁启超在日本流亡的年月。
梁再冰说:“父亲是祖父的次子。父亲上小学时，祖父住在日本神户郊区的须磨，他在日本度过了童年，10岁时才同全家人一起回国。”
采访中，我关切地询问梁再冰:她的祖父梁启超是否也同时回到了中国?因为众所周知，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参与者，清王朝在追捕他，我因此提出上述问题。
“是的。我的祖父1919年回国时，清王朝已经覆灭。”梁再冰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梁再冰说:“可能是由于父亲出生在国外，而当时中国又处于巨大忧患之中的缘故，在祖父的影响下，父亲自幼就有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一种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这种爱国心贯穿于他的一生。”
少年梁思成回国以后，随梁启超住在北京的北海一带。他对这里的“团城”，以及后来被拆除的“金鳌”､“玉虫东”两座牌楼，以及东面的景山等，都很熟悉。这也是北京最美的地方之一。梁思成对北京的感情可能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当他了解到北京是世界上仅存的完整古都时，这种感情就更深了。
采访之前，我听人们说，梁思成教授对中国的古建筑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解放后，北京的城墙和牌楼拆除时，他曾经心痛地哭起来，于是，便笑着问梁再冰:“听说梁思成教授对拆除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很不赞成，曾坐在地上大哭，有这事吗?”
梁再冰说:“他不仅反对拆牌楼，还反对拆城墙。”
从日本回国后，梁思成曾进入“清华学堂”，接受“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教育，同时，继续接受梁启超的教育。大约17岁时，梁思成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林徽因。
采访中，梁再冰拿出许多照片给我看。她指着照片上一位面部轮廓秀美､双眸明亮､神采勃发的小姑娘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的母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6岁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英国读书一年。1924年至1928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到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学习。梁思成进入该校建筑系，林徽因在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的课程。毕业后，梁思成曾到哈佛大学进修半年，主要是阅读西方人写的各种关于中国建筑和雕刻的书籍。当时，在这方面中国还完全是一片空白。
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不久，便绕道欧洲回国。他们途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时，实地观摩了一些欧洲的古典建筑。可以说，这是他们后来在国内共同考察､测绘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次“预演”，直到1955年林徽因去世。他们在中国建筑史和建筑艺术的研究方面是难得的知音，在生活上是患难与共的伴侣。
采访中，梁再冰回忆说，1928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京，此时，梁启超的肾病已到晚期，在这之前，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过一次手术，医生误将他的好肾摘除，而留下了有病灶的肾，1929年去世时，年仅57岁。
留学期间，梁思成看到古建筑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和保护，而在当时的中国，却不重视祖先留下的､丰富的古代建筑遗产，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连珍贵的云冈和龙门石窟佛像､敦煌壁画都无人关心和研究，甚至被盗卖､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回国后，见到这些现象，他甚为痛心。于是，他愤然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从1931年起，梁思成参加了当时在北平由朱启钤创办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从这以后，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从一开始，梁思成就坚持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他在研究北京的故宫时，手执清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对照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从构造到装饰，逐项测量､记录，遇到疑难问题，便求教老工匠。他用这种书本对照实物的方法，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1932年，他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进行了实物测绘，访问了当地的老者，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成果。在这之后，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查史料､翻县志，深入到荒郊野外，对许多古建筑进行了实物考察测绘。先后写出了《蓟县独乐寺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等考察报告，还在考察的基础上就古建筑的维修提出了书面建议。就这样，把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代的建筑珍宝逐个介绍给了世人。
上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人民生活异常困苦，交通不便。梁思成为了找到有价值的古建筑实物，不仅考察名刹古寺，还时常到人迹罕至的荒野去寻找那些被遗忘､名不见经传的建筑遗迹。他和妻子林徽因及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在抗战前的6年中，跑遍了华北地区的几十个县和江浙的若干地区，他们风餐露宿地搜寻､考察､拍摄､测绘研究古代建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梁思成根据对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制进行的科学分析，写出了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其中“绪论”一章为林徽因写)。这部专著第一次用近代建筑投影图详细绘制出清式建筑的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近几十年来，这本书一直是初学中国古建筑者的入门必读教材，是讲授中国古建筑必备的参考书籍，也是现在古建筑维修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梁再冰回忆说:“1937年暑假，父母请姑姑带我到北戴河度夏，他们自己则到山西省五台山地区去寻找那曾在敦煌壁画上见到的佛光寺。7月上旬，我的父母和莫宗江先生在五台山地区的豆村，发现了佛光寺，并考证认为这是国内仅存的唐代木构建筑。当他们正为这个发现惊喜不已时，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于是，他们骑骡子､爬山､坐货车､骑马走出了五台山，到达代县后，才听说‘七七事变’的消息，闻讯后，立即赶回了北平。”
后来，几经辗转，到达昆明，梁思成是北方来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到达昆明的。当时，后方物价飞涨，营造学社的经费也大大减少了，他不仅难以开展古建筑的考察工作，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也难以为继。抗战后期，梁思成甚至要靠变卖衣物维持家庭开支。当时，美国曾有四所大学及多个博物馆请他去讲学，同时，带着林徽因去治病，他都谢绝了，他说:“国难当头，决不离开国土。”
1941年至1946年，梁思成在四川的一个小镇——长江南岸的李庄镇，度过了他在抗战时期最艰苦的一段日子，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及有关的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国外同行的尊重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讲学期间，梁思成还代表中国参加了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
除研究中国古建筑外，梁思成还为两所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
新中国诞生以后，梁思成被委任为北京市都市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他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兴致勃勃地为中南海设计宿舍楼，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等人一起，编写了北京城的规划方案;1951年，全国政协征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梁思成除担任设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外，还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筑师们参加设计。在这前后，他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关于“国旗､国歌和国徽小组”的讨论，他们从几十种国旗设计方案中选中了“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讨论国歌时，他是积极主张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的专家之一。
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受过美术专业训练的林徽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设计的图案后来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59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他在身体欠佳，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都较繁重的情况下，仍在第一线坚持教学工作。
1964年，我采访梁思成教授时，他已年过花甲，仍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再干一二十年。不料，在十年动乱中，他被迫中断了一切工作，遭受迫害，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2年含冤去世。
梁思成去世以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他的家人将他收藏的有关建筑学的图书和资料，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了纪念他对中国建筑科学所作的杰出贡献，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编辑的《梁思成文集》(四卷)陆续出版。2001年，为了纪念梁思成百岁诞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九卷。
梁思成去世12年后，1984年，由费慰梅(费正清夫人，梁思成和林徽因生前好友)编辑的梁思成英文遗作《中国建筑史图册》在美国出版。
编校:张红玲
这次讨论会将在北京西郊新建成的科学会堂举行。为了做好这次讨论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组成了由十几位记者参加的报道组。因为这是在我负责的科学领域里首次举行的大型的国际盛会，因此，编辑部要我负责采写每天的大会综合新闻。除此之外，还要我访问几位中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
接受采访任务之后，我一面紧张地做准备工作——查看有关资料，同时，采访科学家，请他们对这次讨论会发表谈话。
对梁思成教授的采访，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6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走进了清华园梁思成教授家的大门。进屋以后，我发现他大概是因为身体不适，正坐在床上等我呢。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衫，面色苍白，瘦削，但却精神矍铄。当时正值盛夏，在他面前放着一台比手掌略大些的小电扇，电扇吹着微风。我心想，他大概是又怕热，又怕风，身体衰弱，因此，才用了这么小的电扇吧!
见我进来，他笑着让我坐。采访开始后，我发现梁思成教授虽然身体欠佳，但思维却很敏捷，而且非常健谈。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都一一作答。他谈了对中国建筑学的回顾与展望，以及他对中国建筑方面的研究工作，还谈了对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希望和祝愿。
采访中，梁思成兴致勃勃地谈到，这年3月他曾经重访了阔别30年的赵州桥。他说:“30年前，当我初次见到河北省赵县这座公元17世纪初建造的大石桥时，十分兴奋。我对造桥的隋代工匠李春非常钦佩。但测绘完毕临走的时候，我又很不放心，唯恐同这座已经度过了1300多个寒暑的古桥，一别即成永诀。”
梁思成说，30年后，他见到这座桥经历了风雨和战火后依然健在，并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重修工作已经开始，他觉得这座桥不仅可以延年益寿，也许还会再屹立1300年呢!
这次采访后，我意犹未尽，继续关注梁思成教授的生平和他的研究工作。
这期间，我阅读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写的回忆和怀念他的文章，还访问了他的女儿梁再冰。
1901年4月，梁思成出生在日本。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父亲梁启超在日本流亡的年月。
梁再冰说:“父亲是祖父的次子。父亲上小学时，祖父住在日本神户郊区的须磨，他在日本度过了童年，10岁时才同全家人一起回国。”
采访中，我关切地询问梁再冰:她的祖父梁启超是否也同时回到了中国?因为众所周知，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参与者，清王朝在追捕他，我因此提出上述问题。
“是的。我的祖父1919年回国时，清王朝已经覆灭。”梁再冰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梁再冰说:“可能是由于父亲出生在国外，而当时中国又处于巨大忧患之中的缘故，在祖父的影响下，父亲自幼就有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一种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这种爱国心贯穿于他的一生。”
少年梁思成回国以后，随梁启超住在北京的北海一带。他对这里的“团城”，以及后来被拆除的“金鳌”､“玉虫东”两座牌楼，以及东面的景山等，都很熟悉。这也是北京最美的地方之一。梁思成对北京的感情可能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当他了解到北京是世界上仅存的完整古都时，这种感情就更深了。
采访之前，我听人们说，梁思成教授对中国的古建筑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解放后，北京的城墙和牌楼拆除时，他曾经心痛地哭起来，于是，便笑着问梁再冰:“听说梁思成教授对拆除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很不赞成，曾坐在地上大哭，有这事吗?”
梁再冰说:“他不仅反对拆牌楼，还反对拆城墙。”
从日本回国后，梁思成曾进入“清华学堂”，接受“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教育，同时，继续接受梁启超的教育。大约17岁时，梁思成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林徽因。
采访中，梁再冰拿出许多照片给我看。她指着照片上一位面部轮廓秀美､双眸明亮､神采勃发的小姑娘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的母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6岁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英国读书一年。1924年至1928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到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学习。梁思成进入该校建筑系，林徽因在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的课程。毕业后，梁思成曾到哈佛大学进修半年，主要是阅读西方人写的各种关于中国建筑和雕刻的书籍。当时，在这方面中国还完全是一片空白。
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不久，便绕道欧洲回国。他们途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时，实地观摩了一些欧洲的古典建筑。可以说，这是他们后来在国内共同考察､测绘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次“预演”，直到1955年林徽因去世。他们在中国建筑史和建筑艺术的研究方面是难得的知音，在生活上是患难与共的伴侣。
采访中，梁再冰回忆说，1928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京，此时，梁启超的肾病已到晚期，在这之前，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过一次手术，医生误将他的好肾摘除，而留下了有病灶的肾，1929年去世时，年仅57岁。
留学期间，梁思成看到古建筑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和保护，而在当时的中国，却不重视祖先留下的､丰富的古代建筑遗产，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连珍贵的云冈和龙门石窟佛像､敦煌壁画都无人关心和研究，甚至被盗卖､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回国后，见到这些现象，他甚为痛心。于是，他愤然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从1931年起，梁思成参加了当时在北平由朱启钤创办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从这以后，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从一开始，梁思成就坚持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他在研究北京的故宫时，手执清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对照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从构造到装饰，逐项测量､记录，遇到疑难问题，便求教老工匠。他用这种书本对照实物的方法，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1932年，他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进行了实物测绘，访问了当地的老者，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成果。在这之后，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查史料､翻县志，深入到荒郊野外，对许多古建筑进行了实物考察测绘。先后写出了《蓟县独乐寺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等考察报告，还在考察的基础上就古建筑的维修提出了书面建议。就这样，把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代的建筑珍宝逐个介绍给了世人。
上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人民生活异常困苦，交通不便。梁思成为了找到有价值的古建筑实物，不仅考察名刹古寺，还时常到人迹罕至的荒野去寻找那些被遗忘､名不见经传的建筑遗迹。他和妻子林徽因及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在抗战前的6年中，跑遍了华北地区的几十个县和江浙的若干地区，他们风餐露宿地搜寻､考察､拍摄､测绘研究古代建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梁思成根据对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制进行的科学分析，写出了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其中“绪论”一章为林徽因写)。这部专著第一次用近代建筑投影图详细绘制出清式建筑的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近几十年来，这本书一直是初学中国古建筑者的入门必读教材，是讲授中国古建筑必备的参考书籍，也是现在古建筑维修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梁再冰回忆说:“1937年暑假，父母请姑姑带我到北戴河度夏，他们自己则到山西省五台山地区去寻找那曾在敦煌壁画上见到的佛光寺。7月上旬，我的父母和莫宗江先生在五台山地区的豆村，发现了佛光寺，并考证认为这是国内仅存的唐代木构建筑。当他们正为这个发现惊喜不已时，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于是，他们骑骡子､爬山､坐货车､骑马走出了五台山，到达代县后，才听说‘七七事变’的消息，闻讯后，立即赶回了北平。”
后来，几经辗转，到达昆明，梁思成是北方来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到达昆明的。当时，后方物价飞涨，营造学社的经费也大大减少了，他不仅难以开展古建筑的考察工作，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也难以为继。抗战后期，梁思成甚至要靠变卖衣物维持家庭开支。当时，美国曾有四所大学及多个博物馆请他去讲学，同时，带着林徽因去治病，他都谢绝了，他说:“国难当头，决不离开国土。”
1941年至1946年，梁思成在四川的一个小镇——长江南岸的李庄镇，度过了他在抗战时期最艰苦的一段日子，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及有关的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国外同行的尊重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讲学期间，梁思成还代表中国参加了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
除研究中国古建筑外，梁思成还为两所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
新中国诞生以后，梁思成被委任为北京市都市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他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兴致勃勃地为中南海设计宿舍楼，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等人一起，编写了北京城的规划方案;1951年，全国政协征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梁思成除担任设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外，还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筑师们参加设计。在这前后，他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关于“国旗､国歌和国徽小组”的讨论，他们从几十种国旗设计方案中选中了“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讨论国歌时，他是积极主张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的专家之一。
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受过美术专业训练的林徽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设计的图案后来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59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他在身体欠佳，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都较繁重的情况下，仍在第一线坚持教学工作。
1964年，我采访梁思成教授时，他已年过花甲，仍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再干一二十年。不料，在十年动乱中，他被迫中断了一切工作，遭受迫害，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2年含冤去世。
梁思成去世以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他的家人将他收藏的有关建筑学的图书和资料，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了纪念他对中国建筑科学所作的杰出贡献，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编辑的《梁思成文集》(四卷)陆续出版。2001年，为了纪念梁思成百岁诞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九卷。
梁思成去世12年后，1984年，由费慰梅(费正清夫人，梁思成和林徽因生前好友)编辑的梁思成英文遗作《中国建筑史图册》在美国出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