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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把目前关于中国的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做了系统梳理，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及FDI、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这三个方面总结了学术界对FDI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各种争论。有利于研究者们更清晰的认识这一问题。文章最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做了简要评述，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全面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引入量持续增加。理论和实践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都能单独促进经济增长(郝会会，2006)。但在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是单独作用于经济增长，还是两者相互融合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将目前有关人力资本、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争论做一个系统梳理，以便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
1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1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线性关系的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FDI与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联动关系始终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这类研究一般从宏观经济理论出发，通过确立FDI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建立FDI与GDP之间的宏观总量计量模型，认为FDI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线性关系(杜江，2002；陈浪南、陈景煌，2002；田梦飞，2005)。曹和平(200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形成的经济成分为国民经济成长带来新的增长因子。
从总量角度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关联效应的同时，许多学者也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做了大量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促进了生产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是FDI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通过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以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来实现。赵晋平等(2001)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80—1999年的20年问，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于FDI的直接和间接贡献。萧政和沈艳(2002)通过对中国和其它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FDI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桑秀国(2002)利用中国各省横截面的数据检验FDI对GDP的影响，证实了FDI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并对中国1983-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证实了FDI与GDP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武剑(2002)则以经济增长理论为背景，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对中国地区间GDP差距、国内投资数量差距、国内投资效率差距、FDI数据差距、FDI效率差距等关键变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不能有效解释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状态，相反，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在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余永定(2004)认为，FDI通过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FDI快速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1.2 FDI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交叉研究
FDI的溢出效应在中国是明显的。这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可以将影响FDI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归为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模式(即生产函数)两方面因素。在人力资本方面，程惠芳(2002)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认为，FDI流入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作用的大小与FDI流入规模和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王成岐等(2002)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诸种因素，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赵福厚(2006)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因投资国与东道国或经济区域生产函数的不同而贡献程度不同；李新安(2006)通过构建FDI集聚效应的内生生产函数模型表明，FDI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进而增进要素质量和效率，强烈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地区，FDI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
2 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2.1 关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崔玉平(2000)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相关；李玲(2000)认为中国教育投入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教育投资的效益不高；阿巴斯、王金营(2000)通过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比较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家赠，2002)；林荣日(2000)以人力资本及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认为1982年至1995年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实际贡献率达到10.46％；崔玉平(2001)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低(李洪天，2001；左健民，2001)；侯亚非、王金营(2001)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进行了实证，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与GDP产业结构存在着显著的错位；陈绍华、王燕(2001)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分布并不均衡；陈昌兵、徐海燕(2001)通对对国民经济增长因素的考察，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小；宋光辉(2003)通过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发现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差异影响，他认为这主要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王冲、刘剑峰和周荷芳(2003)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较低；张晨新(2003)则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应的解释力，不过他认为这种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的提高是来自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周晓、朱农(2003)通过对农村经济的考察，认为教育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叶茂林、郑晓齐和王斌(2003)对各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检验，发现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高，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有相当大的作用；毛洪涛、马丹(200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胡永远、刘智勇(2002)通过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进行贡献率的检验，认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贡献率和发展趋势并不相同；李玲(2004)对教育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进行了测算，并从教育投资总量、教育投资结构和教育投资效益等多方面分析了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成因；刘海英、赵英才和张纯洪(2004)的实证发现人力资本“均化”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促进作用；王宇、焦建玲(2005)发现虽然教育和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一定相互促进关系，但教育投入分布不均、投入过少导致投入实际效用低下。
2.2 关于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的研究
研究的本质是把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功能类同于消费拉动经济的影响作用。蔡增正(1999)通过对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产品的考察，认为教育的外溢作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王莹(2000)对提高政府教育投资的各种特性进行了分析；周英章、金戈(2001)发现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馈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李锋(2002)对东亚经济体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其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袁国敏(2003)通过全国教育总经费支出的影响认为教育贡献率相当大；陆根尧、朱省娥(2004)采用与蔡增正(1999)类似的方法考察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差异，发现教育部门生产力较低但外溢作用却很大；廖楚晖(2004)实证发现政府教育投入形成的投资或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带动作用：王超、罗然然(2004)对我国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查，发现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2.3 主要针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张海洋(2005)通过构造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和外资交互项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人力资本与外资交互项对中国东中西部不同时期影响存在差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阶段，尽管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并没有能够通过引进大量外资获得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人力资本与外资技术扩散对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孙健、逢慧、王东(2006)认为女性人力资本的素质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顾佳峰，2008)；马骋(2007)认为人力资本不平等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负影响，而且对各地区的影响程度差别很大，人力资本不平等是导致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3 FDI、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研究
沈坤荣和耿强(2001)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FDI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邹薇，代谦(2003)认为FDI所导致的现金技术的引进在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技术吸收能力不断提高时，才有可能促进其经济持续增长。赖明勇(2003)认为导致FDI实证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即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王志鹏、李子奈(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FDI自身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显著，FDI的外溢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受益。以上研究结果表明，FDI影响着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的产生和作用大小却受到东道国若干客观条件的约束。大量的计量结果表明，FDI并不一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也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FDI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
郝会会(2006)把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内，研究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循环作用机制，并采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引入的重要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的集聚和积累；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相互融合促进经济增长。
曾慧、李金昌(2007)从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以FDI为核心变量，包含人力资本及其与FDI交叉项和若干控制变量在内的中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模型，来探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力度，并根据1987－2004年中国29个省份的统计数据，建立Panel-Data模型，在考虑FDI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本身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益处，它需要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1987-2004年间与FDI相结合的是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但是随着FDI产业结构的调整，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层次开始发生改变，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开始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调整有一定的时滞，这种正向的作用还不显著。
盈帅、侯广豪、谢龙(2008)采用单整、协整等计量方法对1978年-200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以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托，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得出结论：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人力资本和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且FDI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4 简要评述
目前关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是从FDI流量的角度来分析，还没有见到从FDI存量方面来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研究者们采用的数据样本不同，替代指标的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研究似乎都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引进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划分与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差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差异是否就是导致各种研究结果差异的根源?我们不可否认，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的负面影响是多大?是否就是导致东中西部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人力资本与FDI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该如何测量?这些都是日后学者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全面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引入量持续增加。理论和实践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都能单独促进经济增长(郝会会，2006)。但在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是单独作用于经济增长，还是两者相互融合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将目前有关人力资本、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争论做一个系统梳理，以便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
1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1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线性关系的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FDI与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联动关系始终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这类研究一般从宏观经济理论出发，通过确立FDI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建立FDI与GDP之间的宏观总量计量模型，认为FDI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线性关系(杜江，2002；陈浪南、陈景煌，2002；田梦飞，2005)。曹和平(200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形成的经济成分为国民经济成长带来新的增长因子。
从总量角度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关联效应的同时，许多学者也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做了大量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促进了生产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是FDI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通过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以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来实现。赵晋平等(2001)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80—1999年的20年问，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于FDI的直接和间接贡献。萧政和沈艳(2002)通过对中国和其它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FDI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桑秀国(2002)利用中国各省横截面的数据检验FDI对GDP的影响，证实了FDI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并对中国1983-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证实了FDI与GDP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武剑(2002)则以经济增长理论为背景，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对中国地区间GDP差距、国内投资数量差距、国内投资效率差距、FDI数据差距、FDI效率差距等关键变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不能有效解释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状态，相反，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在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余永定(2004)认为，FDI通过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FDI快速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1.2 FDI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交叉研究
FDI的溢出效应在中国是明显的。这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可以将影响FDI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归为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模式(即生产函数)两方面因素。在人力资本方面，程惠芳(2002)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认为，FDI流入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作用的大小与FDI流入规模和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王成岐等(2002)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诸种因素，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赵福厚(2006)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因投资国与东道国或经济区域生产函数的不同而贡献程度不同；李新安(2006)通过构建FDI集聚效应的内生生产函数模型表明，FDI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进而增进要素质量和效率，强烈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地区，FDI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
2 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2.1 关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崔玉平(2000)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相关；李玲(2000)认为中国教育投入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教育投资的效益不高；阿巴斯、王金营(2000)通过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比较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家赠，2002)；林荣日(2000)以人力资本及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认为1982年至1995年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实际贡献率达到10.46％；崔玉平(2001)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低(李洪天，2001；左健民，2001)；侯亚非、王金营(2001)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进行了实证，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与GDP产业结构存在着显著的错位；陈绍华、王燕(2001)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分布并不均衡；陈昌兵、徐海燕(2001)通对对国民经济增长因素的考察，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小；宋光辉(2003)通过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发现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差异影响，他认为这主要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王冲、刘剑峰和周荷芳(2003)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较低；张晨新(2003)则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应的解释力，不过他认为这种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的提高是来自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周晓、朱农(2003)通过对农村经济的考察，认为教育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叶茂林、郑晓齐和王斌(2003)对各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检验，发现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高，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有相当大的作用；毛洪涛、马丹(200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胡永远、刘智勇(2002)通过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进行贡献率的检验，认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贡献率和发展趋势并不相同；李玲(2004)对教育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进行了测算，并从教育投资总量、教育投资结构和教育投资效益等多方面分析了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成因；刘海英、赵英才和张纯洪(2004)的实证发现人力资本“均化”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促进作用；王宇、焦建玲(2005)发现虽然教育和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一定相互促进关系，但教育投入分布不均、投入过少导致投入实际效用低下。
2.2 关于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的研究
研究的本质是把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功能类同于消费拉动经济的影响作用。蔡增正(1999)通过对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产品的考察，认为教育的外溢作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王莹(2000)对提高政府教育投资的各种特性进行了分析；周英章、金戈(2001)发现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馈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李锋(2002)对东亚经济体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其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袁国敏(2003)通过全国教育总经费支出的影响认为教育贡献率相当大；陆根尧、朱省娥(2004)采用与蔡增正(1999)类似的方法考察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差异，发现教育部门生产力较低但外溢作用却很大；廖楚晖(2004)实证发现政府教育投入形成的投资或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带动作用：王超、罗然然(2004)对我国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查，发现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2.3 主要针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张海洋(2005)通过构造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和外资交互项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人力资本与外资交互项对中国东中西部不同时期影响存在差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阶段，尽管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并没有能够通过引进大量外资获得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人力资本与外资技术扩散对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孙健、逢慧、王东(2006)认为女性人力资本的素质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顾佳峰，2008)；马骋(2007)认为人力资本不平等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负影响，而且对各地区的影响程度差别很大，人力资本不平等是导致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3 FDI、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研究
沈坤荣和耿强(2001)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FDI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邹薇，代谦(2003)认为FDI所导致的现金技术的引进在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技术吸收能力不断提高时，才有可能促进其经济持续增长。赖明勇(2003)认为导致FDI实证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即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王志鹏、李子奈(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FDI自身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显著，FDI的外溢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受益。以上研究结果表明，FDI影响着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的产生和作用大小却受到东道国若干客观条件的约束。大量的计量结果表明，FDI并不一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也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FDI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
郝会会(2006)把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内，研究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循环作用机制，并采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引入的重要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的集聚和积累；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相互融合促进经济增长。
曾慧、李金昌(2007)从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以FDI为核心变量，包含人力资本及其与FDI交叉项和若干控制变量在内的中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模型，来探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力度，并根据1987－2004年中国29个省份的统计数据，建立Panel-Data模型，在考虑FDI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本身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益处，它需要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1987-2004年间与FDI相结合的是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但是随着FDI产业结构的调整，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层次开始发生改变，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开始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调整有一定的时滞，这种正向的作用还不显著。
盈帅、侯广豪、谢龙(2008)采用单整、协整等计量方法对1978年-200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以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托，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得出结论：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人力资本和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且FDI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4 简要评述
目前关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是从FDI流量的角度来分析，还没有见到从FDI存量方面来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研究者们采用的数据样本不同，替代指标的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研究似乎都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引进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划分与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差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差异是否就是导致各种研究结果差异的根源?我们不可否认，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的负面影响是多大?是否就是导致东中西部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人力资本与FDI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该如何测量?这些都是日后学者们应该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