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社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莫过于做官。晚清拥有公务员资格的人常常是官员定额的数倍甚至数十、上百倍。然而，想做官的人这么多，喜欢干事的却寥寥无几，以致官场经常出现各种笑话。
　　光绪年间，李瀚章的一个幕僚替他缮写奏折，洋洋洒洒一大篇之后，落款居然署着“湖广总督李鹤年”。这么明显的错误，李瀚章没有纠正，可见他对这个奏章并未细看，李瀚章自然遭到了皇帝传旨申斥。替李瀚章写奏折的幕僚长于书法，曾服务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十余年，后来李鹤年因郑州工程决口被革职，该幕僚转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一动笔，习惯性地写上了李鹤年的名字。
　　光绪四年（1878）阴历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皇帝载湉的8岁生日，按惯例，各省督抚都要上表庆贺。贵州按察使吴德溥的万寿贺折，居然写成“恭祝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万寿”。皇上的万寿却贺向太后，这可不是个一般的错误。很快，皇帝颁发上谕，吴德溥交部议处。
　　魏光焘做甘肃平庆固泾道时，固原驻军中有几个士兵逃亡，怎么也找不到，便叫胥吏制作公文通令所属各府及直隶州缉捕。但胥吏做事马虎，竟然将朝廷直辖的奉天府列入所属各府中，并且将府尹写成知府。奉天府尹松林接此通令，怒发冲冠，当即行文质问魏光焘。魏氏只好托朝中要人做工作，并自称门生，送给松林一万两银子，才平息此事。第二年，松林致信魏光焘，请其代买数十袭玄狐、猞猁等珍稀动物的皮子，魏光焘明知松林是第二次敲竹杠，还是乖乖地花上一万两银子办了这件事。
　　一些官员对公文敷衍塞责，对日常政事也是能推给别人就尽量推给别人，因此造成胥吏权势熏天、胡作非为。胥吏，就是官府那些实际办事的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员与科员。这些人熟悉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办事的规则、例案，但难登仕版，于是世代以此为生。官府衙门中掌文案的小吏，部院衙门中的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火房、典狱都可以归入此类。晚清下级官员去上级衙门办事，上级官员顶多表个态，具体办事的都是胥吏，官员平时也很少检查胥吏的工作，就算检查也看不出名堂。在胥吏中，依附于户部的又是最牛皮的。那时内外战争甚频，经常需要报销军费，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上千万。户部胥吏办事有个规矩，他先不管你的军费开支符不符合规定，而看你愿送多少钱，送的钱足够，不合规也可以报销；送的钱不够，合规他也要找岔子，有时驳辩长达数年还不能结清。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湘淮军需报销的军费数以千万计。清政府于同治三年
　　七月颁布上谕，各路统兵将帅免于造册报销，曾国藩感激涕零，他写信给儿子说：“真中兴特恩也。我朝酬庸之重，以此次最隆。”曾国藩是个清官，并未从军费里得到什么好处，他之所以这样兴奋，是因为当时的官员极不作为，他去报销军费，必须与贪婪的下层胥吏打交道，这会让他吃尽苦头。
　　皇权时代，读书人做官的目的一是为了发财，二是为了光宗耀祖，真正有政治理想的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没得到职位的时候，他们会拍马溜须、跑跑送送；有了职位，他们则索贿受贿、纸醉金迷，对做事半点兴趣也没有。历史上，流连于勾栏酒肆、与人斗奢争富的几乎都是各级官员。“业余生活”这样丰富，履行职责自然退到了次而又次的地位。
　　晚清官员的不喜欢做事，也与科举考试的知识导向有关。在清代，想做官无非三种方式：科举获胜、捐纳、恩荫，其中科举是最主要的通道。而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外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考生学来学去，无非是读点古文，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军事等等其他领域的知识无须关注。而当官却是需要专业的，比如做知县、知府、巡抚要懂政治，做总兵、提辖、总督得懂军事，做盐道、河督之类的要懂经济、水利，这就使得多数官员坐到位子上之后，会感到无所适从。面对做事能力的缺乏，有点进取心的官员当然会努力学习，没有进取心的自然就会混日子。
　　皇帝富有天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想提拔谁就是谁，而皇帝一般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外界的情况缺乏了解，他提拔官员看的往往不是官员的政绩，而是看谁经常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历史上不爱做事、却通过吹牛拍马做上大官的人比比皆是。因为前途并不取决于政绩，官员也就少有将职责内的事情做好的动力。
　　一个社会终究是靠做事的人支撑的，当大家都不想奉献、只想获得，整个社会的靡烂与衰败也就成了必然。清朝的灭亡原因多多，官员的不作为应该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