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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教社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中，马尔克斯的名作《礼拜二午睡时刻》被教材编者归入了情感话题，附录于小说后面的分析除了提到该小说的情感魅力外，特别对小说的情感处理方式提出了较为详细的看法。编者认为：
小说在处理情感上，不宜饱满和激烈。并不是作者越大力气煽情，读者就越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相反，适当的隐忍和节制，让小说情节和人物自己说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在《礼拜二午睡时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表现出的对感情抒发的节制。
矫情和做作的情感是令人讨厌的。小说忌讳作者自顾自的抒情，而主张把感情包裹于扎实的内容中，交由人物之口去说或由情节的自然发展去显露。适度的情感会使小说充满人性的温情，而过度的情感会令读者反感。[1]
由该小说人物对情感处理的方式而引出的这一段编者议论，其实并不恰当。
如果说，这是要求小说作者不应该在小说中现身来直接抒情，也不应该让叙述者在表达情感时过分放纵，而要顾及小说人物的情感并与之保持整体的协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把《礼拜二午睡时刻》作为范例，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原则，并且要求其他小说人物都像《礼拜二午睡时刻》中的母女俩那样，有节制地来处理情感的表达，则可能失之偏颇。
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兴起后，作者或者隐含的叙述者尽量克制情感在小说中的直接抒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作者或叙述者的克制情感与小说人物克制自身的情感表达，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作者和叙述者虽大多是直接面对读者说话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其情感的流露首先不是面向读者，而是面向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哪怕是独处，也有小说内部的特定语境。
当《礼拜二午睡时刻》里的母女俩在亲人遭遇不测后，情感流露呈现出节制性，面对神父，“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样子”，甚至让神父都感到惊讶。这绝不意味着她们感情不饱满，也不意味着她们哪怕有感情也永远是克制其流露的；只是因为她们认为在亲人被杀的环境中、在缺乏同情心的陌生人面前哭泣并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可能招致羞辱，才有意克制了自身的情感流露。那位母亲还特意叮嘱自己的孩子，“尤其不许哭”，正是这一叮嘱，恰恰暗示了女儿曾经流露过的悲痛之情。
因为节制情感的流露，使得读者有可能通过小说的相关描写来想象母亲丧子的巨大悲哀，比如她向神父述说自己每当吃一口饭时，就会想起儿子参加拳击挨打的情景，对儿子的关切溢于言表。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陌生人面前节制自己的感情流露，作为小说人物处理自身情感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人物形象的一个组成元素。就作者的写作意图论，这样的处理，首先出自表现人物特点的需要，是人物在自身环境中合情合理的反应。这个人喜欢抒情与那个人的情感内敛，同一个人在陌生人面前不流泪与在亲人面前痛哭流涕（当然也存在相反情况），都有其合理性。就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面对许多人流泪，而薛宝钗通常不流泪，都是合乎其天性的，也都具有动人的力量。因此，不能够也不应该把人物的情感节制问题作为不顾及语境的一般原则凸显出来。就作者来说，一般是从人物自身所处的环境来设计情感的自然流露或者不流露，而不大会首先考虑读者的反应。
据此，在该小说人物节制情感流露的特殊状态下提出情感表现的适度与过度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理解的误区，容易片面地把对情感压抑的特殊处理泛泛地视为一种人性的自然，让人物在任何语境中都这么去做。这反而容易导致人物的矫情，从而塑造出一批矫揉造作的假深沉的人物形象。
二
对于《礼拜二午睡时刻》这篇小说，与情感流露的节制问题常放在一起讨论的，还有情节处理的空白问题。
在众多解读《礼拜二午睡时刻》的文章中，应慈军的《〈礼拜二午睡时刻〉不应忽视的几个细处》[2]一文（以下省称应文）给人颇多启发，但也留有一些可推敲处。与其他分析文章相似的是，应文也认为这篇小说留给了读者太多的想象内容，这种想象内容，曾被余华概括为读者无法充分感受小说留下的疑问，或被有些语文教师概括为读者总是处在半懂不懂的状态。[3]因此，应文在第四部分，从“无始无终的情节”入手，分析了小说家对情节内容的特殊处理方式。在应文看来，小说情节开始于母女俩所坐的火车从隧道里出来，终止于母亲挽着女儿的手朝大街走去。至于“母女俩从何处来，母亲如何得知儿子被枪杀的消息，初闻噩耗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如何突破围观，来到墓地时的境况又是怎样的，我们一概不知”。应文进而认为，这种内容表达的节制，固然是“作者情感抒发的需要；而这也是作者有意隐藏的内容，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推断，从而获得阅读的乐趣”。
在这里，该文从读者接受角度来加以解释，认为小说留有空白，可以给读者制造阅读的悬念，让他们产生阅读的乐趣。这样的分析虽然有一定道理，也能够被阅读实践所确证，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尤其是，如果把作者的这种叙述策略简单归因于悬念设计问题或者说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就有可能模糊了对这篇小说内容的本质认识。
即以应文提出的“无始无终的情节”来看，小说把情节的起始点设定为母女俩所坐的火车从岩洞中冲出来，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这跟作者所理解的小说是表现生活横断面的形式有关，也体现出作者对小说的情节内容与生活本质关系的理解。
应文提出的母女俩初闻噩耗时的情景等问题，虽然可能会在一些读者的头脑里盘旋，但作者不交代这些内容，恰恰是这些内容在这篇小说中并不重要，也无须交代，更不是作者有意要引导读者去关注情节外的空白。阅读的兴奋点，本来就应该落在情节的内部。
就情节内部言，死者“母亲”和神父的对话，构成小说描写的重要部分。在对话中，强调了“小偷”作为一个外来者的陌生感，从神父不知其姓名到被“小偷”母亲反复告知，鲜明表现了这一点。这部分对话中还插叙了一段“小偷”死因的描写。耐人寻味的是，在插叙中，视角改换成打死“小偷”的雷薇卡太太，她隔着门把可能是“小偷”的人打死在外面，作者也是在第二天早晨才直接描写了死者的状态。有名的雷薇卡和无名的“小偷”出现在插叙中，也被应文提出来，并加以深入分析： 无名的小偷，因为母亲的到来而有了名字，它是为他勇敢和慈爱的母亲而设的；而“母亲”“神父”却被作者“节制”掉了名字，而母亲的光辉和神父的普世精神在自我表现中闪烁。
可以这样说，卡洛斯·森特诺因为“小偷”而成了叙事的出发点，母亲、神父形象因其而丰满，小说的主题因其而出，以其为原点而衍生出的事件给了世人以深思，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的无足轻重。
在这里，应文从有名的“小偷”和无名的母亲、神父之间的关系来考虑不同的意义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的理解稍有不同的是，虽然叙事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因为“小偷”的出现，但小说的开头只应该落实在祭奠的亲人向小镇的进发。
当有名字的寡妇隔着厚实的大门向外面不知道姓甚名谁的“小偷”开枪时，当第二天门口的尸体向镇上所有人再一次呈现了其陌生者的特性时，他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活过的人被小镇所抛弃。有名的寡妇和无名的“小偷”，只不过是基于小镇群体立场对外来者排斥的一种表征。相对于小镇壁垒森严的陌生世界，“小偷”临死前的一声呻吟“哎哟，我的妈！”是绝望中的一次呼告，也是对自己拥有人性的一次证明，这样的呼告和呻吟，是陌生的小镇世界充耳不闻的，也只有他的母亲才能加以回应。应文说得没错，母亲的到来就是为了赋予“小偷”一个人的名字，她是为了应答儿子的呼唤，是向一个陌生世界来证明儿子曾有的生命。进一步说，也因为这样一个母亲连同她女儿的出现，使得这个一向自我封闭的昏睡的小镇世界被突然吵醒了，连睡意朦胧的神父都有些慌乱了。（尽管母女俩都不是有意要吵醒这个昏睡的世界。在这里，小镇的昏睡是否有一点象征意味呢？）
这样，我们才明白何以母女俩的出现才成了这篇小说的起点。因为在这之前，“小偷”作为陌生的闯入者来到寡妇所在的小镇，是与小镇这个世界完全隔离的，对小镇的人来说，“小偷”在寡妇的门外被打死，然后作为一个没有姓名者埋葬在公墓里，都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他们也不会有稍许的不安。小镇完全是以自身的话语意识系统来看待和拒绝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只是当他的母亲到来时，他才被赋予了应有的生命和姓名，同时提醒了神父，他也是一个有亲人牵挂和爱着的活生生的人。
而当母亲离去时，当她勇敢地从前门走出，并把准备放在“小偷”坟头的鲜花有意拿在自己手里从人群穿过时，她向一个冷漠的世界挑战的意味才得以彰显。这种挑战，是在她来到小镇后才被一点点激发起来的。小说此时不收尾，还在哪里收尾？
不是情节所谓的“无始无终”，而是小说只从应该开始的地方开始，从应该结束的地方结束，并且也不是诱导读者去思考故事外面的所谓的空白，这样的理解，才能较好地贴近文本的意义。如果这种开头真让读者感到突然的话，思考这种突然，恰恰触及了文学的本质。用一句名言来说：突然冲进来，打破当前话语秩序的合法性的那种新话语里的力量，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语文选修·外国小说欣赏[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88.
[2]应慈军.《礼拜二午睡时刻》不应忽视的几个细处[J].语文学习，2012（10）.
[3]姚惠萍.如何解释马尔克斯留下的疑问——对《礼拜二午睡时刻》教学思路的思考[J].语文学习，2012（9）.
在人教社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中，马尔克斯的名作《礼拜二午睡时刻》被教材编者归入了情感话题，附录于小说后面的分析除了提到该小说的情感魅力外，特别对小说的情感处理方式提出了较为详细的看法。编者认为：
小说在处理情感上，不宜饱满和激烈。并不是作者越大力气煽情，读者就越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相反，适当的隐忍和节制，让小说情节和人物自己说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在《礼拜二午睡时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表现出的对感情抒发的节制。
矫情和做作的情感是令人讨厌的。小说忌讳作者自顾自的抒情，而主张把感情包裹于扎实的内容中，交由人物之口去说或由情节的自然发展去显露。适度的情感会使小说充满人性的温情，而过度的情感会令读者反感。[1]
由该小说人物对情感处理的方式而引出的这一段编者议论，其实并不恰当。
如果说，这是要求小说作者不应该在小说中现身来直接抒情，也不应该让叙述者在表达情感时过分放纵，而要顾及小说人物的情感并与之保持整体的协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把《礼拜二午睡时刻》作为范例，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原则，并且要求其他小说人物都像《礼拜二午睡时刻》中的母女俩那样，有节制地来处理情感的表达，则可能失之偏颇。
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兴起后，作者或者隐含的叙述者尽量克制情感在小说中的直接抒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作者或叙述者的克制情感与小说人物克制自身的情感表达，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作者和叙述者虽大多是直接面对读者说话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其情感的流露首先不是面向读者，而是面向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哪怕是独处，也有小说内部的特定语境。
当《礼拜二午睡时刻》里的母女俩在亲人遭遇不测后，情感流露呈现出节制性，面对神父，“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样子”，甚至让神父都感到惊讶。这绝不意味着她们感情不饱满，也不意味着她们哪怕有感情也永远是克制其流露的；只是因为她们认为在亲人被杀的环境中、在缺乏同情心的陌生人面前哭泣并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可能招致羞辱，才有意克制了自身的情感流露。那位母亲还特意叮嘱自己的孩子，“尤其不许哭”，正是这一叮嘱，恰恰暗示了女儿曾经流露过的悲痛之情。
因为节制情感的流露，使得读者有可能通过小说的相关描写来想象母亲丧子的巨大悲哀，比如她向神父述说自己每当吃一口饭时，就会想起儿子参加拳击挨打的情景，对儿子的关切溢于言表。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陌生人面前节制自己的感情流露，作为小说人物处理自身情感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人物形象的一个组成元素。就作者的写作意图论，这样的处理，首先出自表现人物特点的需要，是人物在自身环境中合情合理的反应。这个人喜欢抒情与那个人的情感内敛，同一个人在陌生人面前不流泪与在亲人面前痛哭流涕（当然也存在相反情况），都有其合理性。就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面对许多人流泪，而薛宝钗通常不流泪，都是合乎其天性的，也都具有动人的力量。因此，不能够也不应该把人物的情感节制问题作为不顾及语境的一般原则凸显出来。就作者来说，一般是从人物自身所处的环境来设计情感的自然流露或者不流露，而不大会首先考虑读者的反应。
据此，在该小说人物节制情感流露的特殊状态下提出情感表现的适度与过度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理解的误区，容易片面地把对情感压抑的特殊处理泛泛地视为一种人性的自然，让人物在任何语境中都这么去做。这反而容易导致人物的矫情，从而塑造出一批矫揉造作的假深沉的人物形象。
二
对于《礼拜二午睡时刻》这篇小说，与情感流露的节制问题常放在一起讨论的，还有情节处理的空白问题。
在众多解读《礼拜二午睡时刻》的文章中，应慈军的《〈礼拜二午睡时刻〉不应忽视的几个细处》[2]一文（以下省称应文）给人颇多启发，但也留有一些可推敲处。与其他分析文章相似的是，应文也认为这篇小说留给了读者太多的想象内容，这种想象内容，曾被余华概括为读者无法充分感受小说留下的疑问，或被有些语文教师概括为读者总是处在半懂不懂的状态。[3]因此，应文在第四部分，从“无始无终的情节”入手，分析了小说家对情节内容的特殊处理方式。在应文看来，小说情节开始于母女俩所坐的火车从隧道里出来，终止于母亲挽着女儿的手朝大街走去。至于“母女俩从何处来，母亲如何得知儿子被枪杀的消息，初闻噩耗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如何突破围观，来到墓地时的境况又是怎样的，我们一概不知”。应文进而认为，这种内容表达的节制，固然是“作者情感抒发的需要；而这也是作者有意隐藏的内容，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推断，从而获得阅读的乐趣”。
在这里，该文从读者接受角度来加以解释，认为小说留有空白，可以给读者制造阅读的悬念，让他们产生阅读的乐趣。这样的分析虽然有一定道理，也能够被阅读实践所确证，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尤其是，如果把作者的这种叙述策略简单归因于悬念设计问题或者说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就有可能模糊了对这篇小说内容的本质认识。
即以应文提出的“无始无终的情节”来看，小说把情节的起始点设定为母女俩所坐的火车从岩洞中冲出来，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这跟作者所理解的小说是表现生活横断面的形式有关，也体现出作者对小说的情节内容与生活本质关系的理解。
应文提出的母女俩初闻噩耗时的情景等问题，虽然可能会在一些读者的头脑里盘旋，但作者不交代这些内容，恰恰是这些内容在这篇小说中并不重要，也无须交代，更不是作者有意要引导读者去关注情节外的空白。阅读的兴奋点，本来就应该落在情节的内部。
就情节内部言，死者“母亲”和神父的对话，构成小说描写的重要部分。在对话中，强调了“小偷”作为一个外来者的陌生感，从神父不知其姓名到被“小偷”母亲反复告知，鲜明表现了这一点。这部分对话中还插叙了一段“小偷”死因的描写。耐人寻味的是，在插叙中，视角改换成打死“小偷”的雷薇卡太太，她隔着门把可能是“小偷”的人打死在外面，作者也是在第二天早晨才直接描写了死者的状态。有名的雷薇卡和无名的“小偷”出现在插叙中，也被应文提出来，并加以深入分析： 无名的小偷，因为母亲的到来而有了名字，它是为他勇敢和慈爱的母亲而设的；而“母亲”“神父”却被作者“节制”掉了名字，而母亲的光辉和神父的普世精神在自我表现中闪烁。
可以这样说，卡洛斯·森特诺因为“小偷”而成了叙事的出发点，母亲、神父形象因其而丰满，小说的主题因其而出，以其为原点而衍生出的事件给了世人以深思，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的无足轻重。
在这里，应文从有名的“小偷”和无名的母亲、神父之间的关系来考虑不同的意义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的理解稍有不同的是，虽然叙事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因为“小偷”的出现，但小说的开头只应该落实在祭奠的亲人向小镇的进发。
当有名字的寡妇隔着厚实的大门向外面不知道姓甚名谁的“小偷”开枪时，当第二天门口的尸体向镇上所有人再一次呈现了其陌生者的特性时，他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活过的人被小镇所抛弃。有名的寡妇和无名的“小偷”，只不过是基于小镇群体立场对外来者排斥的一种表征。相对于小镇壁垒森严的陌生世界，“小偷”临死前的一声呻吟“哎哟，我的妈！”是绝望中的一次呼告，也是对自己拥有人性的一次证明，这样的呼告和呻吟，是陌生的小镇世界充耳不闻的，也只有他的母亲才能加以回应。应文说得没错，母亲的到来就是为了赋予“小偷”一个人的名字，她是为了应答儿子的呼唤，是向一个陌生世界来证明儿子曾有的生命。进一步说，也因为这样一个母亲连同她女儿的出现，使得这个一向自我封闭的昏睡的小镇世界被突然吵醒了，连睡意朦胧的神父都有些慌乱了。（尽管母女俩都不是有意要吵醒这个昏睡的世界。在这里，小镇的昏睡是否有一点象征意味呢？）
这样，我们才明白何以母女俩的出现才成了这篇小说的起点。因为在这之前，“小偷”作为陌生的闯入者来到寡妇所在的小镇，是与小镇这个世界完全隔离的，对小镇的人来说，“小偷”在寡妇的门外被打死，然后作为一个没有姓名者埋葬在公墓里，都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他们也不会有稍许的不安。小镇完全是以自身的话语意识系统来看待和拒绝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只是当他的母亲到来时，他才被赋予了应有的生命和姓名，同时提醒了神父，他也是一个有亲人牵挂和爱着的活生生的人。
而当母亲离去时，当她勇敢地从前门走出，并把准备放在“小偷”坟头的鲜花有意拿在自己手里从人群穿过时，她向一个冷漠的世界挑战的意味才得以彰显。这种挑战，是在她来到小镇后才被一点点激发起来的。小说此时不收尾，还在哪里收尾？
不是情节所谓的“无始无终”，而是小说只从应该开始的地方开始，从应该结束的地方结束，并且也不是诱导读者去思考故事外面的所谓的空白，这样的理解，才能较好地贴近文本的意义。如果这种开头真让读者感到突然的话，思考这种突然，恰恰触及了文学的本质。用一句名言来说：突然冲进来，打破当前话语秩序的合法性的那种新话语里的力量，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语文选修·外国小说欣赏[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88.
[2]应慈军.《礼拜二午睡时刻》不应忽视的几个细处[J].语文学习，2012（10）.
[3]姚惠萍.如何解释马尔克斯留下的疑问——对《礼拜二午睡时刻》教学思路的思考[J].语文学习，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