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在辽宁省葫芦岛刮起一股“66、73、80”的祝寿风。有一位朱先生先后收到的“邀请”、“通知”，不是其父办八十大寿，就是其岳母庆六十六寿辰，一数竟有50多张。按照当地行情，每份随礼的人情最少也在100元至200元。为了躲过这人情债，他被迫更换了手机号，类似朱先生这样用更换手机号的方式躲避“人情债”的人还有不少。
　　无独有偶，在重庆有一位白领苏小姐，虽是独身，但在春节前，朋友、同事纷纷传来信息，将有6位打算在节前后操办婚事。去年春节期间，她送婚礼就花了1800元，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2000元的她来说实在是一个不轻的负担。无奈，原来不打算外出的她，只好选择去韩国旅游，以避开随份子的人情之风。
　　这是笔者从最近媒体上摘下来的两则事例，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个别的现象。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人情债之风在我国许多地区越刮越烈，有增无减。
　　送人情，凑份子，此风从何时兴起，现已无从查考，但我国是礼仪之邦，从来都是“礼多人不怪”的。人情活动的历史久远悠长，古代对此也有所记载。早在宋代就有一首歌谣《竹枝词》中说：“家居不易是长安，俭约躬身稍有宽。最怕人间红白事，知单一到便为难，”生动地道出人们对人情债的怨声。在明代还有一首打油诗：“人情逼似债，顶着锅盖卖。年年难躲过，家家都破财，”记录了人们深受人情债之无奈。在清代《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也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从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人情’二字”这样的话。
　　你看，在旧社会，“人情”及与“人情”相关的“面子”是具有其特殊位置的，而在人际交往中无论是维系的“人情”，或是争得的“面子”都少了“孔方兄”来当家。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对代代传承的人情债之危害早就心领身受了，只不过他们大都随波逐流，谁也难以改变这一现实。
　　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角，一个人只要立足于社会，彼此间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亲朋、邻里、同事、上下级间的礼尚往来，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友爱的和谐关系，这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特别是遇到逢年过节的走亲访友，男婚女嫁的隨喜份子，应景地掏点钱买点礼品，送点礼金以示祝贺，意思意思，以此加深感情，密切关系这是人之常情，但关键的是这些“礼尚往来”，应有一个限度。
　　稍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随份子时出个一元八角的，已属慷慨之举；到了70年代，掏出5元10元的已不稀罕；进入90年代，咬咬牙一次也能甩出一两张“大团结”；而到了新世纪，出手二三百元，收礼的可能还会嫌这数目有点寒酸！
　　这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际交往的扩大，送人情的项目也如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名目繁多。以小孩从出生开始为例：婴儿哇哇落地要送礼，满月时要送礼，一周岁了也要送礼，此后年年过生日毫无例外都得岁岁送。除此，上小学，进中学，入大学甚至毕业就业都要随礼。一旦进入婚龄结婚生子又开始新一轮的送礼……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这人情债如影随形成为你生活中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真是送不完的礼，还不清的债！据上海一家媒体对1000个家庭的调查，去年春节每个家庭平均要送8次礼，人情费用支出在2600元左右。
　　其实，不论掏腰包送人情或收礼包受人情，都并非心甘情愿。因为，在人际交往中，我国历来遵循一条规则：“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你收下送情的礼，明天也就欠下要还情的债。你收的礼越丰，你欠的债也越厚。何况水涨船高，往往不只是对等，甚至要加码加倍奉还。这真是自讨苦吃，自找债背。
　　由于长期以来人情随礼已经约定俗成，彼此已成惯例。谁也不想破这个习俗，落个“吝啬鬼”的骂名。于是，你送我收，你涨我升，互相攀比，不断升级，人情风也就越刮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情债的债台是我们自己垒起来的，这其中就包括你、我、他。
　　本来，礼尚往来，情在其中。但如果这人情礼过多过重过滥，那就异化变味了。对于收入尚丰的人来说可能不算是一笔大开支，但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对于下岗待业的百姓，对于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都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何况，一旦礼尚往来成为赤裸裸的等价交换，变为“利上往来”，那它还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前车之鉴的事例可是屡见不鲜啊！
　　礼不在厚，有情则重。大诗人李白曾有诗云：“人生贵相知，何必重金钺”。古人都知礼轻人义重的哲理，我们更应以此为座右铭。既然这人情债的债台是我们自己所筑，也应从自己脚下拆起。在人际往来中如果坚持量力而行，适当而做，自己办事不请客，别人办事不送礼。即使别人那么去做，也“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那长此以往就会走出人情债的误区，从人情之累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