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传统教育主要靠的就是惩戒教育来“当家”。人们传统印象里严师形象，面对先生手中的戒尺，一不小心就会因为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或者调皮捣蛋受到“赏赐”，所以少年时的一些坏习惯、小毛病就这样在“戒尺”和严厉的管教下被纠正。但是后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让他们长成了“小皇帝”、“小公主”。父母对子女的管教中不再舍得有“严厉”，从而导致家长对学校的“惩戒教育”也开始渐渐排斥、不再认同。同时也片面接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教育思想的影响，“赏识教育”、“激励教育”、“快乐教育”等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惩戒教育”反倒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惩戒教育”在当代几乎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家长不认可，社会不认同，学校难推行。《教育法》中“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的相关规定更是成为一些人用来抨击“惩戒教育”的依据。但是，“惩戒教育”本身就与体罚、变相体罚有着本质区别：“惩戒”是基于对学生不良行为的纠正和规范，体罚则只是对待学生不规范行为的惩罚。“惩戒”是督促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一种手段，戒的目的更重于惩。
　　我刚担任班主任时，班级里有一些学生学习习惯非常不好，往往课前准备铃已经响了，还在交头接耳地嬉笑说闹，自习课的时候也总是东张西望，精力不集中，与周边的同学说话。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来说，批评、指责、训斥无法从根本上纠正这种已经长久形成的“顽疾”，所以我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方式，单独找他们谈话，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自习课堂上讲话、为什么不能集中精力学习，从而明白了他们并非刻意对抗班级纪律，而是由于自身学习基础薄弱，接受高中学段的内容时学不懂，学不会，以至于不愿再把精力放在读书学习上，从而出现了这些不认真学习的行为。明白了他们的问题根本所在其实是学习问题而非全然是纪律问题，我就从帮助学生纠正学习方法，改正学习习惯入手，让他们先从学习上找到乐趣，找到信心，然后再激励他们要认真、勤奋、努力，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还要让他们清楚作为一名高中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品格，这是要求，是责任，不是自己想怎样就能怎样。
　　“惩戒教育”的式微，与教师惩戒方式的不恰当有关。近日安徽省某中学为加强学生手机管理而公开砸毁手机的行为引起争议。学生带手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利用手机，不会利用外界工具帮助自己获取信息和知识，首要应是让学生认识到手机的利与弊，而非一味地制止。我们对学生进行惩戒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消灭他们心里的“手机”，而非手里的手机。这让我想起高二时我们班也有偷偷带手机的同学，当被发现时，我并没有立刻处理他，当时恰逢期中考试临近，以我对他最近时期的表现的了解，我知道他的成绩一定不会如他之前的考试那样。结果正如所料。我把他历次考试成绩摆在眼前，细数他每次考试成绩的进步或退步情况，他意识到这次考试比他之前考得最差的时候还要差。他是一个内心里知道上进的學生，这样的成绩也给了他当头一棒。而我趁热打铁问他为什么成绩会下滑这么厉害，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自己也主动提及如何将手机带到学校，如何深夜躲在被窝里玩游戏……他说如果不是这次考试成绩如此糟糕，也许还会继续抱着侥幸心态，觉得可以仗着自己基础好而无限期地放松下去。针对这样的结果，我让他对自己一个月以来的学习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让他将自己的反省和体会面对全班同学作报告。一方面显示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也是警醒班里其他同学，引以为戒。
　　“惩戒教育”如何适度是一个亟待规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不断试错、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能探索出真正有利、有力、有效的方式。譬如，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了教师享有教育惩戒权;9月下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拟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赋予老师教育惩戒权，允许教师在特定条件下对学生采取责令站立、慢跑等教育措施。这些措施让公众对于惩戒教育的回归和规范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