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廷的讨论总给人这样的印象：挖掘问题的出发点是艺术史，具体的论述来源也是艺术史争论中反复出现的重大议题，然而每当触及到这些问题的关键之处时，贝尔廷有意规避了概念史和重大论争的梳理和总结。他的具体考察对象自始至终都是艺术史的“书写历史”，这一写作实践有着清晰的策略和目的性，尽管潛在的内容丰富甚至有模糊之嫌，但每一个具体论述都坚定地指向当下的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他既是古代艺术、尤其是拜占庭艺术的专家，又是当代艺术的写作和实践者，但他在写作中有意隐藏了历史学家的职业身份，用学院之外的方式处理艺术史和概念资源。可以说，贝尔廷的写作方式充满了当代性，这一点并非仅仅体现在叙述方式的自由和具有非学院性，而恰恰在于每一个具体论述中透露出的强烈的当代意识。这种当代意识投射在对于行业语境、艺术系统和艺术观念变迁的观看与反思之上，决定了他组织和呈现材料、对象以及观点时的叙述方式。具有当代意识的写作首先缘起于对当下的不满足，以及由不满足引发的紧迫感和警惕性。这并非某种为心理学因素操纵的伪当代意识，而是由长期实践累积的直观经验和思考下引发的必然产物。它促发了远离学院的写作实践，离开尽管生产成果但却时时压缩着个体思考空间的既定规范和制度，自发地消化历史经验，在写作中进行自我教育。翻新并使得材料和一再重提的母题再次循环并不构成当代艺术写作的理论强度，而更像是容器的外观。真正使得这个容器具有意义的，是我们不断加注进去、不断重复观看和再思考的溶液。
　　本章论述瓦萨里和黑格尔开辟的艺术史传统的文字就透露出这种强烈的当代意识。以黑格尔为例，贝尔廷令人惊讶地仅用聊聊数语带过黑格尔庞大严谨的“体系”，唯独抓住一点对于当下来说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艺术与现实呈现为怎样的关系?黑格尔的艺术哲学最终落脚在“绝对精神”之上，艺术在他那里成为了精神进步过程中必经的道路，最终被“世界精神”扬弃。因此，艺术在黑格尔那里是永远的“过去时”，它不断失去着在现实中的作用，不能维持从前在现实中必需的和崇高的地位，在产生的刹那就已经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这也许是黑格尔留给自杜尚以来的当代艺术的最大“遗产”。但贝尔廷又说：“我因此怀疑，把黑格尔看做预言了艺术在现代去边界化的情形的人是否合适，吉亚尼·瓦蒂莫(Giannivattimo)在他的著作《现代性的终结》中提出过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是‘一种艺术不作为特殊现象存在的社会乌托邦情境，艺术被废除，一种普遍的存在美学化使得艺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被扬弃。’或者说，人们所追求的不是废除艺术，而是‘在构成整体所，必须的美学事实的意义上追求艺术带来的经验。’这种‘美学的爆发发生在传统的限定之外’，可能是一种当下的经验[…]”也就是说，在贝尔廷看来，黑格尔的美学恰恰是在现代到当代的过渡中被扬弃了的精神遗产，艺术去边界化的形成根源并非在于，作为精神形式的艺术耗尽了内容而转入了下一阶段，而是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导致了艺术成为整体发展中的一个因素，它的内容没有耗尽，反而增加并且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一当下历史最终激发了观念艺术的产生，重新定义了艺术的视觉性同时也解构了它的精神性。贝尔廷推崇黑格尔把艺术第一次当做一门科学进行研究，解析它内在的精神形式，以抗拒那种实用化的艺术史写作；同时，强烈的当代意识又告诉它，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试图在历史之外做出决断，与当代艺术的探索精神和实验性背道而驰，那种黑格尔式的、建构在观念形式之上、以过渡为目标的艺术并不适合我们对嵌入在当下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的当代艺术的讨论。
　　当代性艺术写作的基础是当代意识，这也是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的创始者陈侗在一篇名为《我们能为当代做点什么》的文章中论述的核心之一。他写道：“在‘当代意识’的驱动下，阅读行为将不再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应当是激活创造力：对于哲学的思考将专注于德勒兹的概念的创制，而不是回答‘世界是什么’；文学，它将一直处在意识的层面，同时也被归为一种艺术活动；艺术的各种界限将被打破，它所创造的价值不同于其它新事物的价值，每一次，它都重新回到意识状态，或最终表现出对于回答‘艺术是什么’的热情。”这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当代精神。因为精神的发展不是从一个形状变为另一个形状的静态轮回，而是将潜在于它自身内的丰富内容发挥或展示出来，从而使自己从潜在的精神变成现实的精神，或者说当代精神。
　　仿佛一件具有探险性质的工作，当代性写作时刻面临着发现新可能性的兴奋和沦为权力和话语附庸的危险。它必须时刻与现实语境进行博弈，对行业和系统的内外部语境的变迁保持足够的知觉；更重要的是，写作者本身不断的实践才是每一个文字背后深厚的基础所在。如何使这种自主的写作成为常态，避免不自觉地重复既定标准和规范，是提给每一个与惯性生产保持距离的写作者的问题。因此只有不断地实践才能促使我们对于这一行业内部的工作方法、思考的可行性空间和对于投射在艺术上的政治社会语境、文化价值和思潮、个体以及集体存在方式进行挖掘和批判。保持新鲜的当代意识正是在实践的促发下变得可能。这种实践应该同写作一样具有足够的自觉性，在面临行业中不同环节所塑造的外部条件调动和限制着我们实践的领域和强度时，不因为疲于应付而失去主动出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