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正在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当“青春”的叙事浮上社会表层，其政治文化含义早已和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不同。它是对“困境”的揭示，但似乎也是在开启另一扇门前的精神表征。
　　如何看待今天“青春”的挣扎？它折射出了中国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又会对中国的走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南风窗》特约记者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今天的青年还有优势吗

　　《南风窗》：最近出现不少涉及青春主题的影视和小说，有的还很火，对此您怎么看？您是怎么理解和界定青春的？
　　王晓明：大家都来谈道德，往往正是道德出了问题。现在好像“青春”成了一个话题，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青春出了问题。
　　当下中国，看上去好像日新月异，比如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之快之大，都很吓人，但是，你很难说这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保守、陈腐的气味反而很重。因此，今天的青年人，大概普遍都感觉到压力和苦恼。
　　回想我进大学的时候（我是77级，78年初进大学），我的许多同学都很自信，我们觉得自己代表着新的历史观、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文化，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改变中国。30年后回头看，当然可以说那时候是太轻信、太幼稚了，但是，这种觉得自己代表了新的未来、有力量改变世界的信心，无疑正是“青春”一词的应有之义。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也一样有这样的信心？
　　《南风窗》：我发现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他们认为长辈的思维结构太陈旧，自己必须超越他们。但更多的年青人觉得改变现实太难，自己啥也做不了。我想，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会碰到一些不利的，甚至很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坏境，他们该如何面对呢？
　　王晓明：与其他年龄的人群相比，今天的青年有哪些优势？我想，从“out”这个词的流行来看，有一个优势是明显的：对时尚的了解，对新的网络和通讯科技的应用，例如网上购物、手机通讯之类，青年，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在整体上比其他年龄的人群有较大的优势。
　　但在别的方面，工资收入、政治地位、文化知识，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大概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吧。光是就业竞争和房价这两项，就将许许多多年轻人压得直不起腰。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九斤老太”式的偏见，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似乎没有什么真正能让他们骄傲地挺胸昂首的东西。
　　当然，这原因主要不在年轻人，而在社会。今天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物质比精神更重要，现实比理想更有力，因此，这是一个对年轻人特别严酷的社会，因为相比其他年龄的人群，年轻人所能拥有的，主要就是精神和理想。如果年轻人不能对如此消极和保守的流行意识大声反驳：不对，精神才是根本，理想更为重要，那么，他们就真是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光是生理性的年轻，是没有什么用的，所有的中老年人都曾经这样年轻过，再怎么年轻的人，也终将一步不停地逐日老去。“青春”主要是一个心理和精神的概念，如果初生之犊就怕虎，那这个社会就没什么青春可言了。

白领和民工是共同命运

　　《南风窗》：您的意思是年轻人与理想主义、反叛父辈文化密切相关？
　　王晓明：是啊，比如说，在现代早期，也就是20世纪的最初40年里，许多官宦人家的子弟和富家子弟，背叛自己的阶级和父辈，为天下穷苦人的解放而奋斗，与出身农工家庭的年轻革命者共享基本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念。可今天呢，年轻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乃至扩大了父辈的社会和阶层分化，“官/富二代”与“贫二代”之间，整体上尖锐对立。因此，今天中国的社会分化，主要不在横向的代际之间，而在纵向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
　　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况。如果代际差异大，说明社会真的是变化比较大。今日社会表面上眼花缭乱，可年轻人之间却缺乏追求社会进步的共同理想，这暴露的，正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结构的僵化。
　　《南风窗》：今日的“官二代”、“富二代”及其父辈们有没有理想主义倾向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该寄希望于哪些青年？
　　王晓明： 整体上说，我对今天的“官二代”、“富二代”不抱什么希望，其父辈的集体文化太差。因此，今天更该看重的是另外两大青年群体，一是都市白领，二是农民工子弟，如果这两个群体的青年能够形成一些良性、积极的社会共识，一同起来奋斗，那中国就大有希望。
　　问题是，这两大群体如何形成积极而共同的社会理想？我觉得重要的前提之一，是都市白领破除幻想，不再以为自己坐在办公楼里，与隔壁工地上的农民工不一样：你们被车子甩掉了，而我们已经上车。实际的情形绝非如此，车子是开得飞快，但只有少数握有钱权的人士坐在车上，其他的年轻人统统被关在车外，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贫二代”。

年轻人为何逃避理想

　　《南风窗》：当下的年轻人，面对诸多切身的社会压力，累积了相当多的消极经验，很多人对社会和人生都比较悲观。如何看待青年的消极经验、悲观情绪？
　　王晓明：年轻人普遍觉得现实太强大，自己太渺小，这个精神状态并不奇怪，因为从小到大，他们从社会得到了太多的消极经验。问题是，这个状况不改变，就会使许许多多年轻人，不但丧失对社会的理想，也丧失对自己的理想，不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人。當然，这个优秀跟赚钱当官是两回事，而是指做一个正直、勇敢、有理想、有底线的人。
　　我在大学教书30多年，常看到这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野心，做事积极，但心思也比较功利，搞得不好，就会有点投机；更多的人，知道是非，不大愿意为了功成名就而太委屈自己，但因此也就比较消极，不愿用功读书，只求“能像大家一样”就行了。现在年轻人“宅”得越来越多，这除了独生子女政策、教育制度、网络发达等等原因，也凸显了刚才说的这一种消极心态：你不想往上爬，也不想改变社会，对人与人的当面交往的热情，自然就会比较弱。 　　《南风窗》：今天很多的青年不愿意参与公共事务，与哪些历史经验有关？
　　王晓明：粗糙地说，这是跟“少年中国”的受挫有关。100多年前梁启超大呼“少年中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概括，这革命的对象是暮气沉沉的衰老中国，要靠年轻人奋斗去创造平等民主的新中国。但是，100多年曲曲折折走下来，“少年中国”显然是严重受挫。不少昔日的革命者，不断地变得跟革命对象一模一样、甚至更腐败、对人民更严厉。这样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积累得多了，青年当然要对理想主义、改造现实等等，心生疑虑和悲观，避而远之了。
　　这里还要稍作区分，悲观和消极，看上去很像，其实有很大区别。在中国，谁都知道情况复杂，事情难办，这是悲观，就此而言，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是悲观者，但是，从这个悲观出发有两条路：一条是虽然知道事情不容易，但因为这是该做的事，那就不问效果，去做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奋斗者，往往比较厉害，比乐观者更经得起打击；另一条是觉得既然搞不成，那就算了吧，这就是消极。
　　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从悲观的起点，似乎就只有后面这一条路，不但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这条路上拥拥挤挤，许多年轻人也都往这里走？

现实还有另一面

　　《南风窗》：既然人生要有意义，青年要有理想，那是不是说，青年在坚持理想的过程中，内心要很强大？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
　　王晓明：我倒是觉得，今天中国的现实，并不只有搞得人坚持不下去、只能同流合污这一面。如果社会上能守住底线、踏实做事的人都没了，这个社会早就垮了。之所以现在还这么起起伏伏，就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可以说是多数的人，在多数时候，都还能守住底线，心存善念，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各地努力奋斗，要改变社会，只不过他们多半默默无闻，不在主流媒体和商业宣传的聚光灯下。
　　因此，所谓坚守，主要不是指消极退守，独善其身，而是应该打开眼界，以积极谨慎的态度和方式去参与公共事务，介入社会。
　　人不是独居的生物，也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生物，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基本的心理和精神基因，例如对生命意义的需求，对公共和社会参与的需求，是不可能因为几十年的阴暗经验就完全被磨损掉的。你看今天，许多人即便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但看见为了公共事务而努力奋斗的人，大家还是敬重和钦佩他，讥笑“哈，这个傻瓜！”的人毕竟是极少的。
　　所以，介入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哪怕在很小的范围内参与，都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加入一个广大的阵营，在事实上互相支持，即便彼此并不知道。因此，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能累积正面的人生经验，帮助我们焕发青春能量的，具体的事情做不做得成，能做到哪一步，反而在其次了。
　　《南风窗》：是的，我们应该确信一些东西，才能不断往前走。一个健康的人应该不断成长，不断迎接挑战，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
　　王晓明：对！现在大家都有不安，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怎样，甚至不知道自己几十年以后会怎样。一些人想移民，以此来逃避这些问题，但是，能逃避出去的毕竟是少数，出去了是否就能安逸，其实也不知道。至少大多数不能或不愿这样逃避出去的人，还是得面对现实，活在这块土地上。
　　因此，怎么将这种越来越普遍和深刻的不安情绪，转化为积极奋斗、改造社会的青春能量，是现在的头等大事。那些支配性的社会机制：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短视的“维稳”政治运作，以及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都是不支持这种转化，反而要阻碍和扭曲这种转化的。但是，中国这么大，除了这些系统之外，还有广大的人群和空间，有许多大家——不只是年轻人——可以运用的资源和条件，比如互联网，比如已经在各地展开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公共空间。
　　中国人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你再怎么损耗压抑，青春的能量总是在那里的，即便看上去很萎靡，地底下，潜在的，也总有大量的蛰伏和累积。从这个角度看，现实其实是双面的，既压抑和损害青春，也同时刺激和召唤青春的勃发。
　　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之所以跟为数更多的中年和老年人一样，也陷入消极的心态，一个很大的原因，正在于沒有看到现实世界的这后一面吧。从历史上看，无数革命者和奋斗者都面临过这种现实好像巨石一样压在头上的困难状况，但他们最终都能掀开那个压抑，因为他们不但有对未来的理想，更有从现实中看出和体验到另一面的眼光和能力。康有为写《大同书》，说那些看上去遥远的理想，其实都是“实境”，而非“空想”，当年的青年能这样（康有为那时30来岁），今天的青年有什么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