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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ne，M.（2007）.CreatedinChina：Thegreatnewleapforward.Routledge.
Moore，T.G.（2002）.Chinaintheworldmarket：Chineseindustryandinternational sourcesofreforminthepostMaoer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Pang，L.（2012）.Creativityanditsdiscontents：China’screativeindustriesand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offenses.DukeUniversityPress.
Wang，J.，Oakes，T.，&Yang，Y.（Eds.）.（2015）.MakingCulturalCitiesinAsia：Mobility，Assemblage，andthePoliticsofAspirationalUrbanism.Routledge.
Wong，W.W.Y.（2014）.VanGoghonDemand：ChinaandtheReadymade.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历来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孜孜不倦探索的主题之一，尤其是近现代中国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它经历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近现代“中国”在与“世界”碰撞过程中的兴起与衰落的中国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基于北美汉学和欧陆汉学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而产生的“新清史”研究脉络，甚至引发了长达20多年的当代“中西方学术大讨论”。而“当代中国研究”在新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被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矫正”之后，其研究的出发点早已从“中西方二元对立”的迷思，转向了将“中国”作为一个讨论“现代”社会科学经典母题的“案例”。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不论是近现代中国研究，还是当代中国研究，它们都在提供“如何想象中国”的研究范式。本文无意展开篇幅去分析这份绵长的学术史画卷，而是试图把当代的几份研究当作该学术史的“截屏”，去分析“当代中国”是如何被研究以及被“想象”的。
题目中的“想象中国的方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几份研究当代中国外向型市场经济和社会的研究文本，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当代都市时空中的生产与消费实践的描述与分析，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在“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不同的行动者主体如何塑造了对于“当代中国”的想象；第二，当代学者们通过民族志、统计数据以及与当代批评理论的对话，对中国“市场—社会”在改革开放语境中的描述与分析，也形塑了知识圈对于“当代中国”的新的想象。
一、外向型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國”研究
2000年前后，英语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慢慢从“乡土中国”（ruralChina）进入“城市中国”（urban China）的研究脉络，展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在“发展主义”与“对外开放”的产业实践中，如何形塑了中国最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和都市（非正式）市场经济。“城市中国”的研究脉络，在批判工业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同时，把“乡土中国”当作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牺牲品：在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村的“双轨”治理中，农民的“进城务工”，成为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的隐喻。社会认知层面，“城市中国”则被认为是更具备流动性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创新创意中心”。更早经历改革开放的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有着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20世纪90年代“进城”的农民以及当下“去往大都市”的知识青年，不仅在追求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生存机遇的城市产业工作和社会流动空间，也在追求丰富的、国际化大都会的文化与精神生活。
中国的城市化也是亚洲当下以都市文化建构为核心的都市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MakingCulturalCitiesinAsia（2015）中，来自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研究的人文地理以及社会学的学者们，共同探讨了当代亚洲“外向型”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复兴）运动中，自上而下的都市发展政策实践，如何被自下而上的都市居民文化与经济权力诉求所挑战和协商。当代“城市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一个充满重重张力的社会变迁过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市民生活，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新移民，期待更加开放与多元的以文化和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地方土地财政危机和发展空间不平等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新的城市建设成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过程，加速了城市内部的空间区隔和阶层分化。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语境中，呈现为一个变迁中的充满张力的关系状态。ChinaintheWorldMarket（2002）等讨论了中国在早期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沦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国内部对于“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期待以及外部对于这个“久未开发”的剩余价值产地的渴望，加上国际商品贸易条款带有大国自保色彩的限制，使得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外向型工业化，成为拉动“剩余劳动力”向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流动的动力。2000年以后，学术界、媒体界对于中国外向型私有经济中的“新工人”的讨论如火如荼，他们从“移民”“生活机会”“代际流动”等层面，对“新工人”的来源以及产生机制进行的生动描绘，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最大的工人群体放到舆论的中心，去重新探讨和反思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被忽视的群体和不平等的劳动力分工体系。
近年来的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当代“市场—社会”的研究，则开始关注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廉价、山寨产品的“世界工厂”———一个以廉价劳动力的流水线生产为中心的场域———变为逐渐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有自主设计的“高新技术创意中心”。2008年，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授予“设计之都”的称号。近年来，珠三角也迎来了继“民工潮”之后的“外国人在中国”的阶段性移民潮。短短30年，深圳这座拥有富士康等“外向型流水线企业”在内的“世界工厂”，被标榜（brand）为一个具备创新优势的“国际化大都会”。并且随着都市中产阶层的崛起，中国在世人眼中也逐渐成为最大的消费品国。改革开放早中期的对“世界工厂”中“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分析，被慢慢替代为对中国“消费社会”中的“想象的中产阶级”的研究。不论是英语媒体还是中文媒体，近几年绝不缺乏因中国人的“消费热”而出现的抓人眼球的新闻。 二、构造“创意中国”
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黄韵然（WinnieWong）的研究，则用生动的民族志（ethnography），描绘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的“市场—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在追寻全球化的“创意现代性”中遇到的产业、劳动力、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困境。基于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她扎根深圳的出口油画基地大芬村，写下了VanGoghonDemand这本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深圳大芬油画村是中国最大的油画复制基地，里面密密麻麻布满各式大大小小的复制油画作坊。大芬村早年也是外向型贸易聚集地。在此生产的名画复制品大量出口，成为世界各大美术馆、艺术馆纪念品店的商品，和所有MadeinChina的“到此一游”的旅游产品一样，成为消费审美的中产阶级的客厅装饰物。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黄韵然描述了艺术复制（山寨）品的生产、消费的本土和外部语境，讨论了“原创/山寨”的审美意识形态二分效应，如何在当代外向型产业的劳动力市场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等级。从社会组织和社群建构的角度，她把生产廉价复制绘画的作坊，当作和普通的出口工业流水线没什么两样的生产单位：工人生产订单，老板管理工人。掌握专业绘画技巧的工人在作为流水线的工厂空间里绘制着订单油画，作坊老板则通过一系列的“去劳工化”的手段来管理这帮文艺产业劳工。但对于小型工作室的雇工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和艺术工作者做的事情一样：全天候、全身心地投入绘画，可以微妙地对原作进行“戏仿”，成全自己的“独创性”。但归根结底，他们的产品是比原作或者当代艺术品要廉价得多的商品。
她从观念史的角度把握到“创意”和“主体性”等属于18世纪浪漫主义语境的文艺批评术语，通过批评家们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期的艺术作品》的巧妙“误读”，被“包装”成了20世纪批评家群体确立“艺术品”价值的关键术语。批评家们有选择地把本雅明对于机械化生产时代的反思，推演为对“复制品”价值的贬低，并生产出“山寨（copycat）是不高级的”这种批评话语。
本书的后半部分，黄韵然则描绘了大芬村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转型。但是，这场转型，并没有使得转型期的艺术劳工的价值，如同士绅化之后的地价一样，被抬高为“艺术家”的价值。黄韵然把当代大芬村的油画作坊机制同欧陆18世纪油画工坊学徒机制以及20世纪安迪·沃霍尔的“艺术工厂”进行戏谑的对比，重新反思了当代艺术等级化的价值链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如何被一系列“经典”而陈旧的审美意识形态所强化。黄韵然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费时较少的观念艺术以及沃霍尔的“山寨复制”是艺术，并且可以卖高价？为什么“大芬村”没有成为纽约“东区”那样的艺术家阵地？通过对复制品工厂的深描，以及对劳动力结构的解构，黄韵然认为这种被贬低的山寨艺术品的制造和定价，是全球化的商品流通和劳动力等级化的一个缩影，并且“山寨中国”时期的二元论话语想象，依然非常强势：全球化的商品流通语境强化了“山寨/原创”，“中国的是山寨的”等的二分话语模式，并且这种等级化的想象塑造了劳动力价值的等级。在人们想象中的“世界体系”里，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手）术（艺）家（人）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廉价的，附加在艺术（商）品上的价值“自然而然”（naturalization）也就没这么高，于是也就没有这么珍贵。当代的中低端商品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存续于消费社会的“势利美学”，共同构造了产业链中的不平等分配。
如果说，从“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意味着一場不只是产业结构的变革，更是深层的价值话语和观念的角力。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者彭丽君（PangLaikwan）则讨论了“创意”作为意识形态，如何在“西方”当代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被商业化地缔结为一个“价值—权利”的实体：具备“原创”以及“创意”的产品，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下，成为卖价更高的商品。作者进一步论证说，当代中国政府进一步革新出口型制造业，拥抱“西方”知识产权体系的过程，反映了政府对于“山寨中国”的焦虑。作者分析说，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直接目标，是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洗刷掉自己作为“廉价制造业的世界工厂”的标签，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在以商品化为主导的城市规划中，营造如硅谷和好莱坞一样的具备“创意现代性”的都市景观和经济体。
三、创意的政治经济学
从以上英语学界呈现的关于这一场变迁的研究，同时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在“市场现代性”基础上继续寻找“创新现代性”。“市场现代性”指的是“市场经济”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制度。而这一现代性，是被不同的制度行动者主体（国家、公司和社会团体等）所实践出来的。在“市场现代性”的进程中，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山寨中国”的形成，还是当下的全球化中“创意中国”的形成，都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想象性互构的表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场想象性的互构也标榜（brand）出“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的变迁。
但是，总体来说，目前英语世界的“创意中国”研究较少对这一社会变迁之下的政治经济学因素进行分析，更多是在对既有的结构性困境（城乡二元对立，不平等的社会分配体系，剩余价值的再利用）的解构。而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研究，也较少对制度行动者赋予主体性。然而，这一系列的“变迁”，是被一系列新的资本增值途径所塑造的，同时也是不同的制度行动者主体协商的结果。相较于亚洲其他走上“市场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参与新的“世界体系”的“市场现代性”的进程中，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人类学“把国家带回来”（bring stateback）的研究取向，则使得笔者在观察国家导向的“社会创新”运动中，看到地方政府正在使用“创意中国”的话语和想象，重新组织地方政商脉络。换句话说，不论是学者们所解构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山寨中国”，还是他们所建构的“创意中国”，都成了当下地方政府合法化地方“去工业化转型”的话语，也演变为地方政府重塑“世界对于中国的想象”的治理术。
一方面，随着外向型制造业大规模“逃离”人力成本高昂的珠三角地区，渐渐凋敝的前外向型工业基地，被地方政府士绅化为高端的（highend）“后工业”的创意园区，以吸引大规模毕业的“创新创业青年才俊”的进入。被视为低端（lowend）劳动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阶层，在当下“创意中国”的主流话语中，再一次成了边缘人口。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在学历慢慢贬值的今天，当代进城的追寻“创意现代性”的知识青年，与八九十年代怀揣“发展现代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面临的处境，没有特别大的不同。与此同时，激进高昂的房租和地价，成为“去（低端）工业化”驱逐“低端”流动人口，“管理”知识青年的软性约束：不论是“世界工厂”的“新工人”，还是“复制品油画作坊”的“艺术劳工”，在地方进行大刀阔斧的“创意城市”建设过程中，都慢慢离开了；对“落脚城市”依然具备“中产梦想”的知识青年群体，则夹起尾巴、绞尽创意脑汁，成为当下“创意产业”的中坚劳动力。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具备“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在汉语和英语世界撰文，以赋权处于“世界体系下游”的低端“山寨”产业链为“中国式创新”。知识界为“中国式创新”赋权，应和了中国近年来不断“走出去”的全球化策略：建立一系列跨国合作的“制度创新”和“设计平台”等推进创意产业化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来中国寻求合作机会的海外知识青年，也加入了中国大城市“在地的”全球化的产业实践；其次产业界的“中国式创新”与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创新的政策语境高度相关：地方政府被中央鼓励大规模释放“社会空间”，把一些社会福利事业让渡给更具备“产业创新精神”的被认为是“第三方”的商业社团和公司去运营，短期内收获了颇多好评。
在“创意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会往何处去，或者说“想象的中国”会往何处去？我们拭目以待。
Moore，T.G.（2002）.Chinaintheworldmarket：Chineseindustryandinternational sourcesofreforminthepostMaoer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Pang，L.（2012）.Creativityanditsdiscontents：China’screativeindustriesand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offenses.DukeUniversityPress.
Wang，J.，Oakes，T.，&Yang，Y.（Eds.）.（2015）.MakingCulturalCitiesinAsia：Mobility，Assemblage，andthePoliticsofAspirationalUrbanism.Routledge.
Wong，W.W.Y.（2014）.VanGoghonDemand：ChinaandtheReadymade.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历来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孜孜不倦探索的主题之一，尤其是近现代中国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它经历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近现代“中国”在与“世界”碰撞过程中的兴起与衰落的中国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基于北美汉学和欧陆汉学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而产生的“新清史”研究脉络，甚至引发了长达20多年的当代“中西方学术大讨论”。而“当代中国研究”在新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被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矫正”之后，其研究的出发点早已从“中西方二元对立”的迷思，转向了将“中国”作为一个讨论“现代”社会科学经典母题的“案例”。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不论是近现代中国研究，还是当代中国研究，它们都在提供“如何想象中国”的研究范式。本文无意展开篇幅去分析这份绵长的学术史画卷，而是试图把当代的几份研究当作该学术史的“截屏”，去分析“当代中国”是如何被研究以及被“想象”的。
题目中的“想象中国的方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几份研究当代中国外向型市场经济和社会的研究文本，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当代都市时空中的生产与消费实践的描述与分析，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在“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不同的行动者主体如何塑造了对于“当代中国”的想象；第二，当代学者们通过民族志、统计数据以及与当代批评理论的对话，对中国“市场—社会”在改革开放语境中的描述与分析，也形塑了知识圈对于“当代中国”的新的想象。
一、外向型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國”研究
2000年前后，英语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慢慢从“乡土中国”（ruralChina）进入“城市中国”（urban China）的研究脉络，展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在“发展主义”与“对外开放”的产业实践中，如何形塑了中国最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和都市（非正式）市场经济。“城市中国”的研究脉络，在批判工业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同时，把“乡土中国”当作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牺牲品：在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村的“双轨”治理中，农民的“进城务工”，成为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的隐喻。社会认知层面，“城市中国”则被认为是更具备流动性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创新创意中心”。更早经历改革开放的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有着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20世纪90年代“进城”的农民以及当下“去往大都市”的知识青年，不仅在追求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生存机遇的城市产业工作和社会流动空间，也在追求丰富的、国际化大都会的文化与精神生活。
中国的城市化也是亚洲当下以都市文化建构为核心的都市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MakingCulturalCitiesinAsia（2015）中，来自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研究的人文地理以及社会学的学者们，共同探讨了当代亚洲“外向型”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复兴）运动中，自上而下的都市发展政策实践，如何被自下而上的都市居民文化与经济权力诉求所挑战和协商。当代“城市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一个充满重重张力的社会变迁过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市民生活，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新移民，期待更加开放与多元的以文化和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地方土地财政危机和发展空间不平等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新的城市建设成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过程，加速了城市内部的空间区隔和阶层分化。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语境中，呈现为一个变迁中的充满张力的关系状态。ChinaintheWorldMarket（2002）等讨论了中国在早期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沦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国内部对于“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期待以及外部对于这个“久未开发”的剩余价值产地的渴望，加上国际商品贸易条款带有大国自保色彩的限制，使得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外向型工业化，成为拉动“剩余劳动力”向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流动的动力。2000年以后，学术界、媒体界对于中国外向型私有经济中的“新工人”的讨论如火如荼，他们从“移民”“生活机会”“代际流动”等层面，对“新工人”的来源以及产生机制进行的生动描绘，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最大的工人群体放到舆论的中心，去重新探讨和反思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被忽视的群体和不平等的劳动力分工体系。
近年来的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当代“市场—社会”的研究，则开始关注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廉价、山寨产品的“世界工厂”———一个以廉价劳动力的流水线生产为中心的场域———变为逐渐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有自主设计的“高新技术创意中心”。2008年，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授予“设计之都”的称号。近年来，珠三角也迎来了继“民工潮”之后的“外国人在中国”的阶段性移民潮。短短30年，深圳这座拥有富士康等“外向型流水线企业”在内的“世界工厂”，被标榜（brand）为一个具备创新优势的“国际化大都会”。并且随着都市中产阶层的崛起，中国在世人眼中也逐渐成为最大的消费品国。改革开放早中期的对“世界工厂”中“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分析，被慢慢替代为对中国“消费社会”中的“想象的中产阶级”的研究。不论是英语媒体还是中文媒体，近几年绝不缺乏因中国人的“消费热”而出现的抓人眼球的新闻。 二、构造“创意中国”
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黄韵然（WinnieWong）的研究，则用生动的民族志（ethnography），描绘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的“市场—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在追寻全球化的“创意现代性”中遇到的产业、劳动力、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困境。基于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她扎根深圳的出口油画基地大芬村，写下了VanGoghonDemand这本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深圳大芬油画村是中国最大的油画复制基地，里面密密麻麻布满各式大大小小的复制油画作坊。大芬村早年也是外向型贸易聚集地。在此生产的名画复制品大量出口，成为世界各大美术馆、艺术馆纪念品店的商品，和所有MadeinChina的“到此一游”的旅游产品一样，成为消费审美的中产阶级的客厅装饰物。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黄韵然描述了艺术复制（山寨）品的生产、消费的本土和外部语境，讨论了“原创/山寨”的审美意识形态二分效应，如何在当代外向型产业的劳动力市场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等级。从社会组织和社群建构的角度，她把生产廉价复制绘画的作坊，当作和普通的出口工业流水线没什么两样的生产单位：工人生产订单，老板管理工人。掌握专业绘画技巧的工人在作为流水线的工厂空间里绘制着订单油画，作坊老板则通过一系列的“去劳工化”的手段来管理这帮文艺产业劳工。但对于小型工作室的雇工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和艺术工作者做的事情一样：全天候、全身心地投入绘画，可以微妙地对原作进行“戏仿”，成全自己的“独创性”。但归根结底，他们的产品是比原作或者当代艺术品要廉价得多的商品。
她从观念史的角度把握到“创意”和“主体性”等属于18世纪浪漫主义语境的文艺批评术语，通过批评家们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期的艺术作品》的巧妙“误读”，被“包装”成了20世纪批评家群体确立“艺术品”价值的关键术语。批评家们有选择地把本雅明对于机械化生产时代的反思，推演为对“复制品”价值的贬低，并生产出“山寨（copycat）是不高级的”这种批评话语。
本书的后半部分，黄韵然则描绘了大芬村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转型。但是，这场转型，并没有使得转型期的艺术劳工的价值，如同士绅化之后的地价一样，被抬高为“艺术家”的价值。黄韵然把当代大芬村的油画作坊机制同欧陆18世纪油画工坊学徒机制以及20世纪安迪·沃霍尔的“艺术工厂”进行戏谑的对比，重新反思了当代艺术等级化的价值链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如何被一系列“经典”而陈旧的审美意识形态所强化。黄韵然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费时较少的观念艺术以及沃霍尔的“山寨复制”是艺术，并且可以卖高价？为什么“大芬村”没有成为纽约“东区”那样的艺术家阵地？通过对复制品工厂的深描，以及对劳动力结构的解构，黄韵然认为这种被贬低的山寨艺术品的制造和定价，是全球化的商品流通和劳动力等级化的一个缩影，并且“山寨中国”时期的二元论话语想象，依然非常强势：全球化的商品流通语境强化了“山寨/原创”，“中国的是山寨的”等的二分话语模式，并且这种等级化的想象塑造了劳动力价值的等级。在人们想象中的“世界体系”里，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手）术（艺）家（人）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廉价的，附加在艺术（商）品上的价值“自然而然”（naturalization）也就没这么高，于是也就没有这么珍贵。当代的中低端商品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存续于消费社会的“势利美学”，共同构造了产业链中的不平等分配。
如果说，从“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意味着一場不只是产业结构的变革，更是深层的价值话语和观念的角力。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者彭丽君（PangLaikwan）则讨论了“创意”作为意识形态，如何在“西方”当代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被商业化地缔结为一个“价值—权利”的实体：具备“原创”以及“创意”的产品，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下，成为卖价更高的商品。作者进一步论证说，当代中国政府进一步革新出口型制造业，拥抱“西方”知识产权体系的过程，反映了政府对于“山寨中国”的焦虑。作者分析说，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直接目标，是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洗刷掉自己作为“廉价制造业的世界工厂”的标签，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在以商品化为主导的城市规划中，营造如硅谷和好莱坞一样的具备“创意现代性”的都市景观和经济体。
三、创意的政治经济学
从以上英语学界呈现的关于这一场变迁的研究，同时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在“市场现代性”基础上继续寻找“创新现代性”。“市场现代性”指的是“市场经济”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制度。而这一现代性，是被不同的制度行动者主体（国家、公司和社会团体等）所实践出来的。在“市场现代性”的进程中，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山寨中国”的形成，还是当下的全球化中“创意中国”的形成，都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想象性互构的表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场想象性的互构也标榜（brand）出“山寨中国”到“创意中国”的变迁。
但是，总体来说，目前英语世界的“创意中国”研究较少对这一社会变迁之下的政治经济学因素进行分析，更多是在对既有的结构性困境（城乡二元对立，不平等的社会分配体系，剩余价值的再利用）的解构。而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研究，也较少对制度行动者赋予主体性。然而，这一系列的“变迁”，是被一系列新的资本增值途径所塑造的，同时也是不同的制度行动者主体协商的结果。相较于亚洲其他走上“市场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参与新的“世界体系”的“市场现代性”的进程中，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人类学“把国家带回来”（bring stateback）的研究取向，则使得笔者在观察国家导向的“社会创新”运动中，看到地方政府正在使用“创意中国”的话语和想象，重新组织地方政商脉络。换句话说，不论是学者们所解构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山寨中国”，还是他们所建构的“创意中国”，都成了当下地方政府合法化地方“去工业化转型”的话语，也演变为地方政府重塑“世界对于中国的想象”的治理术。
一方面，随着外向型制造业大规模“逃离”人力成本高昂的珠三角地区，渐渐凋敝的前外向型工业基地，被地方政府士绅化为高端的（highend）“后工业”的创意园区，以吸引大规模毕业的“创新创业青年才俊”的进入。被视为低端（lowend）劳动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阶层，在当下“创意中国”的主流话语中，再一次成了边缘人口。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在学历慢慢贬值的今天，当代进城的追寻“创意现代性”的知识青年，与八九十年代怀揣“发展现代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面临的处境，没有特别大的不同。与此同时，激进高昂的房租和地价，成为“去（低端）工业化”驱逐“低端”流动人口，“管理”知识青年的软性约束：不论是“世界工厂”的“新工人”，还是“复制品油画作坊”的“艺术劳工”，在地方进行大刀阔斧的“创意城市”建设过程中，都慢慢离开了；对“落脚城市”依然具备“中产梦想”的知识青年群体，则夹起尾巴、绞尽创意脑汁，成为当下“创意产业”的中坚劳动力。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具备“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在汉语和英语世界撰文，以赋权处于“世界体系下游”的低端“山寨”产业链为“中国式创新”。知识界为“中国式创新”赋权，应和了中国近年来不断“走出去”的全球化策略：建立一系列跨国合作的“制度创新”和“设计平台”等推进创意产业化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来中国寻求合作机会的海外知识青年，也加入了中国大城市“在地的”全球化的产业实践；其次产业界的“中国式创新”与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创新的政策语境高度相关：地方政府被中央鼓励大规模释放“社会空间”，把一些社会福利事业让渡给更具备“产业创新精神”的被认为是“第三方”的商业社团和公司去运营，短期内收获了颇多好评。
在“创意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会往何处去，或者说“想象的中国”会往何处去？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