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公安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作为展现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发展与变迁的典型个案，探寻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安小说内里所蕴含着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历经由“显在”再到“隐身”的流变过程。论文揭示了公安小说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由早期的极致显现特征，发展到消费时代策略性地调整话语言说方式，以更隐蔽的方式占据了文化上的掌控地位。　　 论文导言部分先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予以限定，然后综述对公安小说的现有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就这一对象的整体面貌进行专门角度的切入、尤其是就其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流变进行探讨的领域还属刚刚起步，进而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意义。　　 论文第一章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公安小说发展的历史维度，借助其历史的纵向与横向发展来阐释公安小说的历时及共时文学属性，从叙事模式的类同、清官与警察形象的同构特征等层面来论述其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亲缘关系；从文种属性、侦探与警察形象的差异层面来探寻其与世界侦探小说的异同。　　 论文第二章论述了以政治为主导体制中的公安小说，从时代发展所赋予公安小说作为政治的图解与传声筒的历史使命，公安小说在文本叙事方式、叙述策略与人物形象塑造上所体现出来的表现形式，以及私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层面来阐释其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极致显现特征。　　 论文第三章将公安小说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走向潜隐化时期的特征揭示出来，在这一时期的公安小说文本中突破了以往文本中那种极致话语的表达方式，开始有限度地呈现人道主义等属于人本精神的内容，在警察形象塑造上淡化了符码色彩，将警察从以往的神坛拉回地面，注重展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仍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在文本的叙事指向上仍服膺于主导意识形态所规约的大方向。　　 论文第四章与第五章论述了公安小说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所真正体现出的潜隐化属性。面对文化语境的变迁以及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的现实处境，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不得不既主动又被动地进行主导策略的调整，消费语境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两相借助，形成共谋的态势相依共存，同时主导意识形态也注意吸纳整合精英意识话语，来为自身增加分量和砝码。在表现空间上，主导意识形态在正视自身教化功能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对公安小说出让了一定的表达尺度，这使得消费时代的公安小说借鉴了大众文学的诸多元素，在警察形象、犯罪人形象的塑造空间上以及文本表达的丰富性上获得了很大拓展。但主导意识形态的出让是遵循一定限度的，它依然坚持最终的让度底线，防止公安小说遁入纯粹大众文学的范畴。同时，消费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在公安小说的文本表达中呈现出内化特征，它未必在小说中文本中直接呈现，而是内化于对小说人物形象的设置、叙事结构的安排以及人物命运的走向等层面，以一种更为高妙的手段，隐蔽但却有效地对公安小说的文本创作进行掌控。　　 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公安小说若想走出“行业文学”的瓶颈，与世界同类文学相比肩，则必须摆脱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藩篱，以更深度的写作方式探讨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等复杂内涵，追问善与恶、罪与罚、自由与限度等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属性，这是它走向超越之境的正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