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但在儒学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晚明佛教。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觉浪道盛等僧人对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考察与反思，并通过对阳明思想的诠释与融通而使儒佛会通得以进一步发展。当然，这种会通是在对阳明“良知”思想的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晚明佛教的复兴，因此具有双向的诠释与观照的作用，既可以深化阳明良知学说的思想内涵，也可以拓展晚明佛教复兴的义理进路。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晚明佛教从三个方面对良知进行了阐发，一是良知之“性德灵明”，其作为灵明之主体，乃是先天道德法则的源泉；二是良知之“无是无非”，其作为绝待性的本体，超越一切相待性的是非；三是良知之“一切现成”，其为众生所先天具足，并能于当下随处显现。因此，晚明佛教并没有否定良知之存在本体的地位，只是他们更强调本体为空性之存在。
　　从寂照论角度来看，晚明佛教对良知之“虚灵明觉”、“知善知恶”、“无知无不知”皆予以肯认，并有进一步的阐发：“虚灵明觉”强调良知乃是一种道德直觉，“知善知恶”强调良知为先天的道德法则，“无知无不知”强调良知的客观普遍性。但晚明佛教亦指出，阳明之良知涉及情妄而为一种有执的纯粹知性，而佛教的真知应为一种清净的般若智慧。
　　从工夫论角度来看，晚明佛教对致良知工夫进行了深化，并突出一种无有执着的超越精神。阳明的致良知工夫乃是要复归心体的感应明觉，使本心无所滞碍而回归永恒之良知；晚明佛教的转识成智乃是要复归心体的清净无妄，使本心无所执着而体证寂灭涅槃。前者强调万有为天命流行，故需对天命进行体认，从而实现道德生命的挺立；后者则强调一切万物本空，生死即是涅槃，从而体证本无生死的境界。
　　因此，阳明与晚明佛教对“良知”的理解乃是空有之辩的历史展开，前者突出良知的先验实在性，后者突出良知的虚无寂灭性。从诠释的角度看，晚明佛教一方面用“以佛释儒”的方式深化了良知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在一系列的诠释过程中促进了晚明佛教的复兴。从融通的角度看，晚明佛教乃是基于求同存异的立场对阳明学进行了融会，其融会方式非简单拼凑或随意比附，而是对概念与义理进行了细致的审视、观照，从而实现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