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尔德·列文森从对艺术体制理论的质疑出发,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意图-历史性艺术理论。列文森重新审视了体制理论在时间上的审美扭曲,提出了一种新的界定艺术的方式,这种方式呈现为意图论的、历史性的、非体制性的色彩,通过将对象与先前艺术品建立适当的意向关系来完成艺术品的确认。这种艺术定义的方式在逻辑上呈现为一种历史性逻辑,批判了其他理论中识别艺术的方法。在方法论上,这种回溯的定义方法会面临初源艺术以及第一批艺术如何在其定义框架内得以确认等难题,列文森提出了一种递归方法来抵挡这些指责,并试图摆脱自身面临的循环论证问题。艺术品的定义以及识别需要通过持有人的意图与先前艺术品建立起适当的历史性关系,那么便需要澄清这种意图本身——同时这也是一个艺术解释问题。在艺术识别问题中,意图要素通过列文森的核心概念“艺术定见”为艺术品与普通物品的区分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识别方式。而在艺术解释上,反意图主义者所认同的“意图谬误”理论已经不足以应对艺术品的解释难题,艺术解释最终需要回归艺术的语境,将意图要素纳入考量范围之内。但是列文森拒绝了意图论中的实际意图主义的观点,而是试图以“假想的意图主义”取代实际的意图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建构主义的立场,使之更具有解释力。列文森的理论尚存有待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列文森的理论往往将讨论的视野局限在西方艺术传统内,缺乏对非西方艺术的解释力。但西方传统内部一些特殊的案例的存在(比如隐微文本)也会打击列文森的假想的意图主义的解释力度,使之缺乏圆满自洽的解释。此外,列文森虽然强调艺术概念的最低限度在于历史性,但是研究发现体制理论的一些影响并没有因为列文森尖锐的批判而消失,而是隐匿地共生在列文森的理论中。历史性既不是艺术品的独有品性,也不能脱离空间性维度。历史性如何作为艺术概念的最低限度存在依然存疑。针对多元化的艺术困境,艺术哲学期待着一种更加可持续的艺术界定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