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从“固态性与流动性”辩证关联的视角关注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关联”的经验研究。论文以云南省曲靖市开村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经验考察的对象,通过揭示经济社会结构压力下他们行动背后模式性的动机、理由和意义,文章分析了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关联”的性质、结构性关系及其原因。学者普遍采取“宏观性城乡二元对立的城市化”视角来看待新生代农民工。在这种视角下,他们被预设为普遍要城市化的主体,并且由于结构限制,他们实际上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状态中。不过随着经济社会持续转型,这种视角的使用很可能忽略他们在结构制约下的主体努力。本研究采取“固态性与流动性”辩证关联的个体性视角,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村庄关联”看作是他们通过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制约、引导自我性资源运作及其规则、权威性资源运作及其规则和配置性资源运作及其规则去应对流动性追求固态性的体现。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在经济社会结构的挤压下,他们用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来应对流动性追求固态性。“教育历程的合理化”中采取的“自因教育失败”逻辑和“流动历程的合理化”中对村庄价值场域的嵌套,成为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的两种“成全”机制,并在经验上检验其产生、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矛盾的“村庄关联”。首先,受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制约、引导,导致他们产生经济上回归家乡的筹划,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经济上回归的筹划与家乡的总体经济机会有限之间形成“两难”的逻辑。其次,受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制约、引导,导致他们产生社会上渐入村庄的想法,由于经济上回归家乡的困境,这种“渐入”的想法与外出获取经济收入的观念之间形成“拉锯”的逻辑。另外,越是受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制约、引导,在村庄发展上他们越需要对村庄政治权威产生认同,而村庄发展越可能达不到他们的认同期望形成“悖论认同”的逻辑。最后,受面向村庄的“归家”逻辑制约、引导,导致他们产生文化-认知上的整合需要。由于智识的凸显,他们被从“传统理性”中剥离出来形成“割裂”的逻辑。他们在家庭中存在“价值理性”的建构,但是它却受到自我利益考虑的“工具理性”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