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千年后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石油需求也不断增长,中国已经是世界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国内油气资源禀赋不足,国内石油产量增长对我国石油需求的贡献有限,我国石油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战略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中提出,应保障能源供应,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国际原油市场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凸显。页岩革命后美国原油产量大幅上升,美国在2015年底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成为国际原油市场重要的石油供应国,美国的油气贸易政策对国际油价波动有明显影响。金融危机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显著上升,大国摩擦加剧,近几年“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对国际油价有明显影响。国际原油市场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新千年后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都对国际原油贸易造成巨大冲击,伊朗核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对伊朗和俄罗斯原油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油市场贸易摩擦凸显的当今世界,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油价的关系对我国原油进口降本增效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油价的关系,试图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收益率的影响及对油价波动溢出效应,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GDP的作用,为中国原油贸易提供实证参考依据。本文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创新之处。第一,传统上学术研究聚焦原油市场的供需因素对油价的影响,但是金融危机后国际原油市场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首次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纳入国际原油价格研究框架,为国际油价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第二,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还在发展阶段,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宏观经济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本文使用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构造了油气行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第三,尽管一些学者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金融因素进行分析,但对于国际原油市场上的行为金融影响还有待研究。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国原油期货一度下跌到-37美元/桶,这很难用单纯用供需的因素进行解释。本文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油价的交易者市场情绪机制,探究原油市场交易商的行为金融因素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油价关系的分析,本文首先从“中美贸易战”入手,研究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油价的波动。然后本文基于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构建油气行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的波动溢出效应。另外,本文还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造成油价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体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对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概括,并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提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梳理了国际油价研究的文献,总结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并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油价研究的必要性。传统上关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市场基本面,研究原油市场的供应和需求因素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在油价的学术研究中关于供应和需求的价格决定因素存在分歧,其中原油市场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是Hamilton,认为原油市场供应冲击是油价的主要决定因素。Kilian是原油市场需求学派的代表,他们认为需求冲击是影响油价的最重要因素,而国际经济波动是最关键的需求因素。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宏观经济因素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近些年大国贸易摩擦上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研究主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但在英国脱欧和中美贸易争端期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尚没有学者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油价的关系。本文进一步归纳了目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量化方法,分析目前度量方法的缺陷和不足。第三章进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影响的机制研究。第一,在原油持有成本模型中,在原油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时原油贸易企业对市场观点产生更大的分歧,这会影响经济中的短期利率进而造成油价的风险溢价。第二,国际原油价格的异常波动包含风险溢价因素,也包括市场情绪的非理性因素。原油市场基本面的波动会产生风险溢价,但是在原油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交易商的市场判断与真实市场情况发生偏移,交易商基于非理性判断的交易行为导致市场情绪对油价产生影响。第三,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由于投资的实际期权效应存在,企业会推迟投资以减少风险,这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国际原油需求与宏观经济的变化有密切联系,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实际期权机制对国际油价产生影响。第四,很多投资者通过持有不同的金融资产来分散风险,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不同资产价格的波动不同,投资者可能在原油和黄金这样的贵金属之间进行资金转移以提高经济效益。第四章对新千年后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进行回顾,并对新千年后国际原油市场贸易政策情况进行考察,以支持后文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油价的实证分析。第一,在金融危机后原油出口政策不确定性发生变化,在此期间国际原油价格明显改变。2011年到2012年利比亚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危机使这些国家的原油贸易政策变得不明朗,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期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油气行业进行制裁使俄罗斯的原油出口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国际原油价格得到支撑并在高位波动。美国在2015年解除原油出口禁令意味着美国原油出口政策发生明显变化,此后国际油价呈现一段时间的下跌趋势。第二,大国贸易摩擦使国际原油价格发生明显变化。英国公投脱欧体现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发展的矛盾,英国脱欧不仅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对国际原油市场也造成巨大冲击。中美贸易战是近年来大国贸易争端的集中体现,在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和中国向对方实施了大规模的贸易制裁措施,国际原油市场大幅波动。第三,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时期全球经济遭受重大冲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在金融危机期间油价先大幅下跌随后逐渐上升,新冠肺炎期间国际原油价格呈现类似的走势。第五章以“中美贸易战”为对象,分析在贸易战时期国际油价的变化。“中美贸易战”是大国利益摩擦的集中体现,在此期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对我国原油进口成本有较大影响。本文选取的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基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美贸易争端大事记”资料,并进一步将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分为缓和型和激化型事件,更加全面地分析中美贸易争端对国际油价的影响。EGARCH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激化型贸易事件使油价收益率下降,缓和型贸易事件对油价收益率有正向影响。通过事件分析法对油价回归的研究结果表明,激化型贸易事件对油价的影响具有均值回复特征,油价收益率第一天下降最多但在第三天恢复到原有水平,但缓和型贸易事件对油价的动态影响不显著。并且,从激化型贸易摩擦事件的情况看,贸易摩擦事件发生前两天油价收益逐渐下降,由0.5%下降到-0.4%。最后,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油价影响的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情绪是中美贸易摩擦对油价的作用机制。第六章从特殊到一般,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油价的关系进行扩展,研究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油价的关系。本章基于Glabal Trade Alert数据库构建了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油气行业中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的影响是显著的,回归结果表明,一单位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油价收益率下跌0.4个百分点,而一单位正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油价收益率上升0.9个百分点。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影响的FIGARCH模型长记忆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投资者对新的市场信息的反应存在滞后性,即当新的市场信息出现时,该信息不会立即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另外,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影响具有异质性。不同贸易政策工具对应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收益率的影响有差异,有关油气行业出口关税、本土化政策、进口和出口禁令和出口许可证的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收益率有负向影响,有关油气行业进口和出口配额、对外直接投资、油气补贴和促进进口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收益率有正向影响。油气行业中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的影响也不同,原油生产国或原油消费国实施的油气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油价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受影响的不同主体的油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的影响有差异。市场交易量有助于进行油价预测,本文对油价交易量的研究表明,油气行业中正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和可能性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都增大了市场交易量。最后,机制分析表明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市场情绪影响油价。基于构建的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第六章进一步探究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GDP的影响。分析表明在短期和中期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GDP有负向影响,在长期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GDP的影响不显著。另外,正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对油价影响都不显著。进一步非线性回归的结果显示,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短期和中期对中国GDP有负向影响,影响在0.3个百分点并且是显著的。在长期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GDP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另外,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在短期内对中国GDP的影响不显著,在中期和长期对中国GDP有负向影响,但长期的影响程度较小。正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方面,无论正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或是下降对中国GDP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都不显著。可能性负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正面油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结果类似,对GDP的影响不显著。第七章构建了原油市场主要经济体在油气行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其对油价的波动溢出效应。连续小波分析结果表明原油市场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在4个月及以内的周期与国际油价有显著的相互关系,影响集中在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期、2018年到2019年中美贸易战时期和2020年年新冠肺炎时期。另外,波动溢出分析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之前油价的净波动溢出效应为负,主要是原油市场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产生影响。但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油价的净波动溢出效应变为正,表现为油价异常波动导致原油市场主要经济体调整油气贸易政策,反映了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市场的恐慌,对国际原油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最后,变量间净波动溢出效应分析显示,油气行业中美国、中国和德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的净波动溢出效应为负,英国和日本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的净波动溢出效应为正。欧佩克加国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油价的波动溢出在新冠疫情前后发生变化,在新冠疫情前净波动溢出效应为负,反映了该时期主要是油价的变动导致产油国调整油气贸易政策,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净波动溢出效应为正,说明欧佩克加国家在疫情爆发后大幅调整原油贸易政策对国际油价产生净影响。本文在以下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第一,近年来油气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原油贸易风险较大,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开发是提升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应加强对油气开发技术的投入,学习美国页岩革命的先进经验,降低石油开发成本,扩展人工智能技术在石油领域的应用,推动石油开采的技术进步。政府应给予石油开发企业必要的税收和补贴支持,特别是对石油勘探开发研发给予鼓励,促进我国企业走出一条高效的、符合我国特点的石油勘探开发道路。另外,应加大新油田的勘探开发,全方位的对陆地和海洋油气资源进行开采,并且保障老油田稳定供应。第二,油气行业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油价有显著影响,应完善国内石油仓储设施,提高石油供应的灵活调节能力。第三,全球各产油国的油气对外投资性贸易政策存在差异,中国原油需求对外依赖度较高,在国内石油产量不能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应考虑对海外油气资源进行投资,增加上游供应资源,避免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引起进口成本大幅变动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中断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威胁。一方面要把握有利的投资时机。国际原油市场呈现较强的周期性,应抓住市场的低点进行投资,提高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应注重海外投资的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形势,促进与资源国政府的沟通与协作,为海外油气投资提供良好的保障。第四,使用套期保值手段锁定远期价格,减少价格波动风险。第五,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差异,具有不同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产油国的资源可靠性存在差异,全球石油资源禀赋不均衡,需要通过贸易来平衡各国的石油需求,国际突发政治事件影响原油供应的情况时有发生。应促进石油进口资源的多样化,防止因单一进口源供应危机对我国原油贸易安全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