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观造像不同于个人以造功德为目的的造像,其组织性、制度性、官方性非常突出,正是这一特点使其呈现出系统、有序、规律的发展面貌,集中体现道教组织如何运用造像艺术传播教义、建立信仰体系。宫观造像与宫观布局、殿堂设置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以此构造其所从属礼仪的特定场合和空间,显示出特有的形制特点与艺术特色。可惜由于宫观造像不易保存、遗存少,学界对此关注不多,基础材料积累与梳理的严重欠缺,限制了道教艺术研究的广泛与深入开展。除了依靠考古遗存,宫观碑记、道教山志、地方志记载了较为丰富的宫观造像题材、形制、审美风格、规模、分布等信息,结合具体历史遗存进行分类与对比研究,可以形成宫观造像艺术题材、工艺、艺术特征与审美风格的总体把握和规律认识。以造像文献与遗存实物为中心,从文献学与考古学角度甄别、梳理、归纳材料,提取宫观造像殿堂布局与造像题材、形制的信息数据,系统梳理长江流域道教宫观造像的演变,并为道教宫观造像的发展划分了发展阶段。从宗教史、社会史、民俗学、传播学的角度理解材料,从美术史与艺术学的角度进行解读,系统描述长江流域道教宫观造像的艺术特征,作出比较完整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主要考察其造像题材、艺术特征、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探讨宫观造像与相关文化艺术因素的关系及其艺术传播价值。结合正史与道教典籍文献考察其历史背景、成因,总结各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长江流域的宫观造像历史悠久,题材丰富,体系完整,是研究道教艺术的绝好材料。魏晋至唐宋这一历史时期,长江流域道教宫观造像从“本无造像”至兴起、发展、完善并稳定下来。可以说,道教宫观造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从无到有,直至完善的完整过程。尊神造像是宫观文化的中心,宫观建设围绕神仙信仰展开,神祗的安奉有尊卑先后,首先确保主殿的显赫地位。主殿确定后,其余各殿围绕主殿这一中心,随地形而灵活布局。运用综合的艺术手法来层层追加与强化造像的艺术效果,从而塑造出具体、直观的宗教形象,与信众头脑中的宗教抽象观念互补,加深道教意理与教义的认知,激发“慰群伦之生敬”之宗教情感,使人“咸瞻表,永有依归”,在引导宗教行为方面贡献突出。魏晋至唐宋,长江流域道教宫观造像完成了兴起至逐步成型的完整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是从无像至有像观念转变的关键时期,唐宋时期造像艺术活动活跃而具有创造性,造像样式、形制逐步成型并稳定下来。南朝长江流域道馆(观)大量兴起,促进斋堂形制的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文献史料的考证,可以确认这一时期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但不排除个别道观中已经出现造像。宫观制度的成熟及道教神仙谱系建设在这一时期的完成,为宫观造像的大规模兴起做好了准备。隋唐五代是宫观造像的辉煌时期,宫观造像非常普遍,几乎可以说是立观必有像。这一时期宫观造像以“天尊”造像为中心,形制基本是“一主尊左右胁侍”,宫观造像己基本上摆脱了佛教的影响,从人物的脸型、体态、服饰等方面都鲜明地表现了比较写实的特点。宋以来,宫观兴建以及造像的设置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神仙谱系、形制、相貌特征、艺术风格等逐步确立并稳定下来,为后世所传摹。宫观造像作为制度性宗教的产物,宫观这一独特艺术载体决定了其自律性、整体性的突出特点。具体表现为,宫观神祗造像的形象必须是有着相对严格的文化承袭关系,符合道教义理与规范;神祗形象特征必须是有利于传达神通广大、威严、长生的神仙观念,并紧扣民间审美传统。宫观造像是整个宫观文化的中心,尊神造像供奉于殿堂中,与道教宫观建筑是互为整体,互为照应的关系。造像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具体表现为雕塑、绘画、服饰、建筑装饰等。道教造像亦是道教斋醮仪式这一综合环境因素中的核心环节,神坛、壁画、焚香燃烛、音乐、法师诵念经章这些综合的因素同时作用于感官,营造了神圣森严的强烈宗教氛围。宫观造像的发展历程,揭示出宗教艺术文化增殖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图像样式与独特美学风格的确立及延传。可以说,宗教艺术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与文化传播的奇观,宫观造像艺术的探讨对于艺术传播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