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一直受到政府的管制。自从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国企薪酬制度开始呈现将薪酬收入与业绩考核相结合、短期激励与中长期激励相结合的特点。随着高管薪酬的持续上升,人们发现高管存在一系列寻租行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更加关注高管高薪酬的问题。国企中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过大的薪酬差距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此,政府开始针对高管薪酬进行整治,继2009年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之后,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再次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作出新的规定,被称为第二次“限薪令”。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针对地方国企高管的薪酬管制制度。随着重大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从2016年起,国务院国资委逐年公布了负责管理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上年度税前薪酬。人们发现,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远不及印象中的“天价薪酬”,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国有企业高管工作积极性的担忧:“企业负责人薪酬不与市场接轨,还会努力提高公司绩效吗?”,甚至有着国企中层干部不愿意接受提拔的传闻。这次通过行政手段对高管薪酬进行管制的方式,是否降低高管的激励效率,是否影响了公司的业绩?这种薪酬管制影响公司业绩的内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关于研究薪酬管制经济后果的文献中,大多是讨论薪酬管制对高管薪酬、经营业绩、在职消费等方面的直接影响,对于影响经营业绩的途径关注较少。本文不仅研究了薪酬管制对国企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差异,而且进一步探讨了薪酬管制对薪酬业绩敏感性、投资效率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并检验了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深入探究薪酬管制对国企经营业绩的内在机制。本文以2010-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阐述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并对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作了梳理。其次,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薪酬管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薪酬业绩敏感性、投资效率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并提出假设。最后,本文将薪酬管制设计为虚拟变量,利用不同特征的主体受到的事件影响程度不同的特点,构造一个近似双重差分模型的样本结构,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检验了第二次“限薪令”对国企经营业绩、薪酬业绩敏感性、投资效率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并做了中介效应分析和多种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高管薪酬管制是国有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下降的原因之一,薪酬管制之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较大的国企经营业绩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第二,总体上来看,薪酬管制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体现在薪酬管制之后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的下降,但是薪酬业绩敏感性并没有显著变化,薪酬管制有效遏制了薪酬管制之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较大的国企高管薪酬的增长。第三,国有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高管谋取在职消费等隐性福利从而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的作用机制导致的。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条政策建议:完善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建立多样化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坚持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