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辨这一命题出发，从美学的角度，考察魏晋玄学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的理想人格，即审美主体的人格建构问题。 本文将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按史的顺序揭示在名教与自然之辨中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及人格美学思想与士人的美学追求，并在逻辑上揭示他们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对主要人物美学思想的研究将以个案的方式进行深入的探讨。 “名教”与“自然”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题，这一问题的产生背景是时代与学术的合力。从前者来说，天人和谐的关系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魏晋士人对传统的价值标准由怀疑到否定，重新思考天的意义，追问人的价值。从后者来说，魏初名实之辨的深入发展，使魏晋士人关注个体生存的环境、社会运转所遵循的规律与法则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这两个方面作为主要因素共同催生了这一命题。 刘劭的《人物志》本来是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提供依据的理论，客观上却对理想人格做出了规定。圣人是他的理想人格，他把“和谐”作为其特征。他的人才理论实际上是从伦理与美学的观点评定人物，由此开拓出魏晋风流清谈的艺术境界和生活情调。 王弼的理想人格与刘劭的有相似之处。他的理想人格也是圣人，根据“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他不赞同何晏圣人没有感情的观点，提出“圣人有情”论，赋予圣人以更多的人情味。此外，他还认为圣人应该有超拔的智慧。他的“圣人有情”论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拉回人间，将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为圣人找回生命情感。王弼强调圣人情感的产生是自然的，圣人的情感应该是和谐的，强调“应物而不累于物”，即有情而无累。这一理论对魏晋士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魏晋士人大都重情，情从何来?来自王弼的“圣人有情”论。 嵇康、阮籍抛弃了王弼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观点，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激烈大胆地反抗世俗的名教。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二者水火不容，再没有任何调和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的理想人格不再是圣人，而是君子、至人。二人虽然与外在的名教、社会尖锐对立，甚至内心充满了矛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内心渴望和谐的情感，和谐的社会。他们发展了王弼的重情因素，注重审美主体的重建。超凡脱俗的审美人格，放达通脱的自由人格和自然玄澹的逍遥人格，是他们理想人格的共同特征。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他们人生观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以审美的眼光审视花草树木、自然山水，而且还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对象加以观 照，从而将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将人生审美化。放达通脱表现为崇尚自 然，蔑视世俗，不拘礼节，任性不羁，不婴事务。阮籍试图在醉眼腾脱中收敛自 己的个性，逃避现实。税康则直言不讳，在饮酒弹琴中走向现实。渴望摆脱现实，O 自然地生活，舒展人的自然之性，最终归于渴望庄子式的逍遥。只是阮籍渴望的 是逍遥空灵的神仙，秩康渴望的是逍遥闲适的君于。因此，同是逍遥，二人心态 不同，意义也不一样。税、阮二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税康的内心没有太多的 矛盾，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人格，将玄学的理想转变为现实人生。其 理想人格具有可实践性，也具有超越性。而阮籍则走向虚幻，把痛苦的心灵寄托 在彼岸的神仙世界，虽具有超越性，却不具有实践性，因而阮籍在与名教似依实 违的生活中，始终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痛苦一生。 税康、阮籍的名教自然观对封建统治造成威胁，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因素。随 着玄学的发展，郭象又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就是“名教即自然”，这个观点继承了 王粥的理论，使玄学走向复归之路。他从自然性出发，论证名教是合理的，二者 是一致的。一方面，郭象力图证明玄学是超越的，另一方面，他要求人要立足于 现实，现实是不可超越的，因而玄学又是现实的。他统一了这两个问题。其理想 人格顺应自然，自足其性，普通人与圣人一样都可以逍遥。因此，理想的即现实＿的。客观世界的自然之理与审美主体的自然之性是可以沟通的。郭象的哲学具有 浓厚的现实色彩，他的理想人格就在现实的名教中。所以，相对稚、阮来说，他 的理想人格少了些玄远之气，多了些现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