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网络犯罪也随之而生。以网络为犯罪空间的网络犯罪是现阶段网络犯罪的基本类型。在网络空间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决定是否提供服务,提供何种服务,其理应承担起自身的义务和责任。《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从作为与不作为的角度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但是,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化的不充分,导致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无区别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在此基础上,《刑法修正案(九)》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无区别、扩张性地承担帮助犯正犯化以及不作为责任。其次,上述二罪法条规定本身的不明确也造成刑事责任的扩张。刑事责任的扩张不仅违反了刑法保障法的本质,也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从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来说同时,刑事责任的扩张态势要求其承担巨大的被监管压力,造成对信息网络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影响和限制。从网络用户角度出发,刑事责任的扩张态势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安全管理义务的加重,从而采取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主动审查、监控以及移除等措施,造成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侵犯。其次,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必然涉及秩序与自由价值的冲突矛盾。出于对秩序与自由价值的平衡,我们有必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进行限缩,对上述两新罪进行限制解释和明确。首先,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扩张态势的表现方式和原因进行分析,在进一步明确其扩张态势的危害以及限缩的必要性。其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化是明确其刑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按照功能类型标准,它可以被分为内容服务提供者、技术服务提供者以及平台服务提供者。并且这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具体服务方式的不同,其角色可能发生变化。在此前提下,它们承担区别化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最后,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限制解释,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并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化为前提,对其进行限制解释。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进行限制解释,则要从该罪的构成要件出发,结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化,以免对其不当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