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关系,是传统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在章学诚《文史通义》正式提出“六经皆史”这一命题以前,王阳明就认为《春秋》“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所以“五经皆史”。出于启蒙立场而贬抑六经的学者,如李贽,也认为“六经皆史可也”,而明代中后期的史学编纂家王世贞,认为《六经》是由史而论之理,盈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对宋代“荣经陋史”说提出了异议。身处考据训诂靡然成风的乾嘉学林,章氏能系统性地将这一命题加以阐述,却罕遇知音,颇感落寞。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挑战,学界对传统进行反思,一些生前曾被主流贬抑的的学者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如崔述、林春溥等,章氏则更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民国以来,众多学者对其含义的解读及价值的诠释,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景观。本文拟选取章太炎、胡适、张尔田对“六经皆史”的诠释为例,展现三种不同的诠释向度。这一诠释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对章学诚学说的涵义进行本质主义理解与把握,而是基于各自学术立场,对“六经皆史”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章太炎“夷六经为古史”,以历史作为贞固民族国家的“国本”。胡适基于实证主义立场,将经还原为史料,为整理国故提供了理论支撑。张尔田“六艺”所记载者皆古代帝王经世之法,用以垂训后王,这就解决了六艺本源乃先王之政典的结论,进而指出维系文教传统的意义所在。张氏认为,在周平王东迁之后,针对学术思想混乱而莫衷一是的现状,孔子思希望通过整理六经文本,使得历代政治家的思想遗产得以保存。这不但使得史的话语权渐渐集中,也使得删定后的六艺地位得到了具有价值典范的地位,从孔子之前来看,六艺都是历代圣王的史,有史官也就是后世道家的前身来掌管;在孔子之后,六艺成为了具有典范价值的经,其文本的内容、结构、解释都由儒家来裁定。这是张尔田先生对“六经皆史”说的深入阐发和延伸,也是本文所侧重阐发的一个诠释向度。不同学者往往因为各自学术背景、旨趣的不同,诠释向度也有极大的差异,这既反映了诠释者本身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解,也体现了民国学人对整合传统资源构建现代学术范式的价值关切。研究这一问题对探讨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并对之进行反思有着重要的意义。重新认识“六经皆史”说诠释活动的价值,要求我们对东西方文明的大传统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既不能盲目复古,又不能对西方文化不辨源流,做横切式的截取,稗贩空洞而又廉价的文化概念,并以之代表西方文化的整体,进而否定六经传统。中西传统都是变动的传统,是日新日成的传统。重新挖掘传统“六经”的精神资源,并考镜两希文明代表的西学源流,进而进行比照,重新认识“六经”在世界文明当中的地位,开启新的学术范式,建立新的文教系统,是回顾民国学人“六经皆史”诠释史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