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入手，试图开启人们对柏亚关于“诗”的重新认识。长久以来，占据理论上风的始终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文艺理论范围内关于“诗学”的诸多差异和纷争。从表面上看，柏拉图对待“诗”的态度的确与亚里士多德迥然不同，“诗”在二者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显著差异常常阻碍人们对其诗学进行深层次的探究。本文试图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深层揭示，探寻二者在诗学矛盾背后的统一目的。文章首先从诗教入手，寻找这种统一性的可能。通过分析发现，柏拉图的诗学无疑可以视为为道德教育服务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本身则是一门名副其实的课程。因此，诗教似乎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学的矛盾得到了化解。但是，这也并非是柏亚诗学问题的最终答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更深一层隐喻在于诗对哲人的政治庇护，或者换句话说，诗对真理的政治庇护。诗成为高贵的谎言来保护真正的哲人和真理。为什么哲人和真理需要隐藏，那是因为真理在现实世俗中的危险性。真理的危险正如政治哲学的诞生一样:哲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学问，它并不能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能够带给人们对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秩序的更加合理地认同和理解，恰恰相反，对真理的追寻，会让人们对传统、习俗、现存秩序、伦理甚至宗教都产生反思和怀疑，这种怀疑使你丧失了对传统和所谓科学的信任，这种怀疑足以动摇任何一种既定的事实。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城邦和政府来说，追求真理的哲人必定不能被容忍，那么真理就更加危险无疑。所以，真理并不对大多数人开放。再次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人们会发现，他们的诗其实就是一种哲人隐藏真理的方式，这源自诗在世俗大众中的有利地位。所以，以诗的方式书写哲学，或者说，哲人以诗的状态保存真理就成为政治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也就在这一层面上得到了真正统一。对哲人来说，诗的存在就在于保存哲学的生活方式，一种将“理论思考的神圣疯狂和正直灵魂的节制”结合的恰到好处的最高方式。但是这种生存方式并不属于普通人，也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所以，哲学如果要存在就需要诗，这是一种隐微的告白，是哲人隐秘生活的开始。如果说普通人的知识是关于生的知识，那哲学则是面向死亡的，或者说是可以超越死亡的永恒。而政治哲学又恰恰是在超越生死的哲人面前赋予哲人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责任:他绝不袒护哲学变成不问政治的学问，而是为了更好地关切政治，使之“与现实政治构成冲突性的张力。”这不仅是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真正哲人的生存使命，他们并不安于隐秘的安逸，而是以生命来实践哲学的道德理想，因为他们相信哲学始终要对何为美好的生活盘根问底。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回到真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回归他们的本身，回归的就不仅仅是其诗学思想，而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与此同时，如果能够发现先哲文本中隐微的教诲，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脱离其诗歌本身，回归他们想要真正阐释的道理。所以，对古希腊先哲关于“诗”的探索终归还是要回到他们始终在说的唯一主题:永恒的真善和美好。尽管这种探索和追求可能穷极一生都无所结果，但是这就像人类本性追求自由和美好一样，他们知晓这是一个注定没有希望的过程，摆在面前的是古往今来重重叠叠的失败痛苦和矛盾悖论，但是哲人不会因此而停步，因为人的意识和良知告诉人们，应该崇尚自由，高尚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真理是一切都无法撼动的，虽然普通人有人性的弱点和鄙俗的欲望，但是这些先验的真理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所以哲人愿意背负崇高的使命去完成人本性中必须承认的这些真理，从而承担常人不愿承担也无法承担的责任。这也许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所有真正的哲人通过不论是诗还是任何一种语言，甚至无需语言所真正想要传达给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