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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政府，而是需要一个有更多权威和更强能力的政府，能以可预见且一致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政策规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政府将更多地成为监管者，而不单单是政策的倡导者
国际社会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即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此言差矣。很多海外人士还以为，在中国实现“科学发展观”政策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这种想法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而扭转中國不计代价求发展的倾向，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需求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些方面都至关重要。如果现任领导人能够成功处理好这些问题，那么其就足以位列中国最成功的领袖之一。
然而，仅仅依靠唤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显然不足以达成这一目标。执政者需要的是在政策上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增强已滞后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政府治理能力，从而缓解日益紧迫的环境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压力。虽然这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明确目标，但中央对于地方政府有限的控制力，却有可能阻碍这一计划实现。
过去一年来频频曝光的产品质量危机和持续恶化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然而，除非中国政府能够找到办法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并对脱轨的经济秩序加以规范，否则这些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体，而且更具市场导向。但是，它仍然十分缺乏制度管理和规范约束，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目前所急需的。
不完善的出口监管所导致的激烈争端，已经损害了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应该加速推动一些方面的重要变化，而政府需要更有所作为。
美国历经几代人完成的工业化，在中国仅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分割严重、竞争激烈的制造业领域，为了打败对手来抢占市场份额，许多中小企业拼命削减利润，甚至达到无利可图的地步。为了实现更低的价格，优质原料常常被劣质原料所取代，尤其当这种改变不易从外观上被识别出来时，情况就更加严重。
而外部成本，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如果不能在产品价格中得到体现，自然就不会被计入成本。当年，美国因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过程缓慢，也无人关注，但在气候环境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像美国那样有足够的时间纠正错误了。
中国不是美国，而且和美国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挑战更为严峻，也更为紧迫。但无论如何，美国联邦政府在三四十年前为纠正相同的问题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可以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借鉴。
创立于1970年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是内阁级机构，并拥有管制所有从联邦、州到地方政府机构活动的权力。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如果能享受到同样待遇，中国将获益匪浅。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如今只有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想像，在没有获得新的行政地位或者更多的管辖权力与工作人员的情况下，环保总局要在31个省份设定统一的全国性标准，监督数百个不同行业的制造企业，以及获取可靠的执行情况并加以核查，将是多么困难。
根据《美国联邦环境政策法案》，任何重要的联邦政府行动、项目或活动，都必须要有一份环境评估报告才能进行，而且必须讨论备选方案。其中最重要也是对中国来说最具潜在意义的一点在于，环境评估报告的最终评判者不能是该计划的提出者。
此外，《美国联邦空气法》中建立的空气质量控制区域不是按照行政区划划分的，而是按照气流分界划分的。法律规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合作，以控制这些区域内的污染排放。
提高地方政府重视程度的关键（这一点也和当今的中国相关），在于必须对达到特定的治理结果规定一个最后期限，必须通过国家环保局的批准，且一旦认可之后，各级政府必须贯彻执行。如有违规或执行不力，那些州将无法获得宝贵的高速公路联邦拨款，也将失去制订自己的环保计划的权力。
对中国来说，应何去何从呢？我并不认为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政府，而是需要一个有更多权威和更强能力的政府，能以可预见且一致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政策规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以期待，政府将更多地成为监管者，而不单单是政策的倡导者。一个拥有更多工作人员与更少权限重叠的监管部门会更加强大，也将制定更加清晰有力的制度规范。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监督范围也可能扩大，它将学会更有效地使用经济激励和其他财政金融手段来获得省级和地方政府的配合。
在政府能力增强的同时，中国的制造业部门也应该开始大规模地合并。有一系列因素可以刺激制造产业的合并。相对于数以千计相互竞争的外包工厂所创造的微不足道的利润而言，中国的企业家们现在更注重品牌效应和销售渠道产生的可观利润。由于这些企业都希望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因此，他们将把用于投资的巨额资金拿来进行公司收购及整合，并将整合后的企业资本化。
显然，数量较少的资本化更为成功的企业，将会更好地适应变得严格的环境、卫生和安全标准。为了要与东南亚乃至非洲的低成本企业竞争，他们会更积极地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而且会为获得最优质的设计和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展开全球范围的竞争。
所有这些都将会发生，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与此同时，处于重组行业中的企业如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也将帮助政府渡过转型期，建立起更强有力的全国性框架。中国政府应欢迎这种企业的自主行为，因为这样的政策大转型绝非易事。
作者艾略特卡特勒（Eliot R. Cutler）为前美国参议院环境保护小组委员会顾问，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现为美国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执行合伙人
国际社会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即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此言差矣。很多海外人士还以为，在中国实现“科学发展观”政策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这种想法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而扭转中國不计代价求发展的倾向，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需求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些方面都至关重要。如果现任领导人能够成功处理好这些问题，那么其就足以位列中国最成功的领袖之一。
然而，仅仅依靠唤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显然不足以达成这一目标。执政者需要的是在政策上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增强已滞后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政府治理能力，从而缓解日益紧迫的环境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压力。虽然这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明确目标，但中央对于地方政府有限的控制力，却有可能阻碍这一计划实现。
过去一年来频频曝光的产品质量危机和持续恶化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然而，除非中国政府能够找到办法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并对脱轨的经济秩序加以规范，否则这些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体，而且更具市场导向。但是，它仍然十分缺乏制度管理和规范约束，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目前所急需的。
不完善的出口监管所导致的激烈争端，已经损害了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应该加速推动一些方面的重要变化，而政府需要更有所作为。
美国历经几代人完成的工业化，在中国仅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分割严重、竞争激烈的制造业领域，为了打败对手来抢占市场份额，许多中小企业拼命削减利润，甚至达到无利可图的地步。为了实现更低的价格，优质原料常常被劣质原料所取代，尤其当这种改变不易从外观上被识别出来时，情况就更加严重。
而外部成本，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如果不能在产品价格中得到体现，自然就不会被计入成本。当年，美国因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过程缓慢，也无人关注，但在气候环境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像美国那样有足够的时间纠正错误了。
中国不是美国，而且和美国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挑战更为严峻，也更为紧迫。但无论如何，美国联邦政府在三四十年前为纠正相同的问题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可以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借鉴。
创立于1970年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是内阁级机构，并拥有管制所有从联邦、州到地方政府机构活动的权力。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如果能享受到同样待遇，中国将获益匪浅。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如今只有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想像，在没有获得新的行政地位或者更多的管辖权力与工作人员的情况下，环保总局要在31个省份设定统一的全国性标准，监督数百个不同行业的制造企业，以及获取可靠的执行情况并加以核查，将是多么困难。
根据《美国联邦环境政策法案》，任何重要的联邦政府行动、项目或活动，都必须要有一份环境评估报告才能进行，而且必须讨论备选方案。其中最重要也是对中国来说最具潜在意义的一点在于，环境评估报告的最终评判者不能是该计划的提出者。
此外，《美国联邦空气法》中建立的空气质量控制区域不是按照行政区划划分的，而是按照气流分界划分的。法律规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合作，以控制这些区域内的污染排放。
提高地方政府重视程度的关键（这一点也和当今的中国相关），在于必须对达到特定的治理结果规定一个最后期限，必须通过国家环保局的批准，且一旦认可之后，各级政府必须贯彻执行。如有违规或执行不力，那些州将无法获得宝贵的高速公路联邦拨款，也将失去制订自己的环保计划的权力。
对中国来说，应何去何从呢？我并不认为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政府，而是需要一个有更多权威和更强能力的政府，能以可预见且一致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政策规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以期待，政府将更多地成为监管者，而不单单是政策的倡导者。一个拥有更多工作人员与更少权限重叠的监管部门会更加强大，也将制定更加清晰有力的制度规范。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监督范围也可能扩大，它将学会更有效地使用经济激励和其他财政金融手段来获得省级和地方政府的配合。
在政府能力增强的同时，中国的制造业部门也应该开始大规模地合并。有一系列因素可以刺激制造产业的合并。相对于数以千计相互竞争的外包工厂所创造的微不足道的利润而言，中国的企业家们现在更注重品牌效应和销售渠道产生的可观利润。由于这些企业都希望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因此，他们将把用于投资的巨额资金拿来进行公司收购及整合，并将整合后的企业资本化。
显然，数量较少的资本化更为成功的企业，将会更好地适应变得严格的环境、卫生和安全标准。为了要与东南亚乃至非洲的低成本企业竞争，他们会更积极地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而且会为获得最优质的设计和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展开全球范围的竞争。
所有这些都将会发生，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与此同时，处于重组行业中的企业如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也将帮助政府渡过转型期，建立起更强有力的全国性框架。中国政府应欢迎这种企业的自主行为，因为这样的政策大转型绝非易事。
作者艾略特卡特勒（Eliot R. Cutler）为前美国参议院环境保护小组委员会顾问，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现为美国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执行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