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指常情、常理，就是读者心目中所习惯之情，熟悉之理。“反常”，就是作者置读者心目中的常情、常理于不顾，反其道而行之。这种看似逆反人情，悖于事理，但却合道，就是反常的手法。
　　诗词是“文学骄子”，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都在其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作为遭罪贬谪岭南的罪人，宋之问偷偷逃回家乡。但是越是接近家乡，久居岭外的他却一反常态，本应“情更切”，反而“情更怯”；本应“急于问”，反而“不敢问”。这种心态是其真实心情的写照。宋之问既思念家人却又担心家人的命运。他离家越近，越是惶恐不安，突然闯进家门，或许能够饱享喜悦，又或许有新的不幸降临，生怕乡人再触动已经很紧张的心弦。“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细腻地表现了久客复归者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反常心理，激起了多少漂零在外思乡念亲的游子感情的共鸣。
　　《将进酒》中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是李白放还以后所作。写于天宝十一载，他当时与友人岑勋在另一好友元丹丘的颖阳山居为客，三人尝登高饮宴。“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从而引出一番豪言壮语：即使千金散尽，也当不惜将出名贵宝物——“五花马”和“千金裘”来换取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诗人不过是被客人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当马，几令人不知谁是主人，觉得很是反常，那么为何李白此时会反客为主呢？一是李白快人快语，二是李白与元丹丘是不拘形迹的知交，三是已喝到酒酣之际，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让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合乎诗人个性，亦合乎人之常情。
　　小说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也经常使用反常手法。语文教材《黛玉之死》，黛玉得知自己爱情理想彻底破灭病倒时，她对贾母的劝慰，只报之以“微微一笑”。当她“病日重一日”，紫鹃等在旁苦劝时，她仅“微微一笑，也不答言”，她还带着“笑”焚稿断痴情。一直到临终前，得知宝玉和宝钗完婚的消息后，她不但没有流泪，而是以相反的“含着微笑”的感情轻声呼着：“宝玉，宝玉，你好……”而悄然逝去。林黛玉临终前反常的“笑”，是带泪的笑，是一种极度悲哀的反常表现。这是任何号淘大哭都无法代替的强烈悲痛的渲泄。它象铁钩虎爪似的揪人心肠，摄人魂魄。作者在这里以“喜”的情态写出了“悲”的本质，取得了富有魅力的艺术效果。
　　与此相反，《红楼梦》中，反常手法还常用于与“笑”相对立的“哭”的描写。象第18回，写贾妃奉皇恩回府省亲，这在当时本是一桩至荣至耀的天大喜事。按照常理，祖孙母女，一家骨肉，久别重逢，该是何等热闹的场面。可是，作者却一反常态，写道：“贾妃满眼垂泪”，“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按常规常理应出现欢天喜地、笑语不断的欢聚喜剧，却变成凄凄惨惨切切的生离死别的哭诉悲剧，此情此景，令人回味无穷，它暗示了身为贵妃长期在高级牢笼——皇宫中生活的难言哀怨与封建王朝“高处不胜寒”伴君如伴虎的险恶处境。这种笔法，看似反常，实际上却是至情至理之文。这正是喜极涕零、以悲写喜的反常表现手法运用的结果。
　　林黛玉的“长歌当哭”，贾元春的“喜极涕零”的情态描写只不过是反常描写的一种形式，作家还往往通过刻画人物的反常行为塑造人物，揭示主旨。如《守财奴》中，守财奴葛朗台蛮横而又贪婪地想抢夺女儿金子做的梳妆匣，气得女儿要跟他拼命，太太气得晕死过去，守财奴态度马上变了，“箍桶匠马上把梳妆匣扔在床上”，然后搂着太太，拥抱太太，在她耳边说着情话，弄得“葛朗台太太和女儿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我们读者也是莫名其妙。其实，守财奴反常行为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在于“虽然葛朗台热烈盼望太太病好，因为她一死就得办理遗产登记，而这就要了他的命”。乍一看，葛朗台的行为多么古怪，多么反常！唯其如此，这个极端贪婪，极端自私的拜金主义者给人的印象才格外深刻，小说从而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在小说中，有时还通过反常的情态装饰揭示人物性格，凸显人物心理。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主人公别里科夫“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人物古怪的装束，正是其思想套子的外在表现，这是一个在俄国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下，封闭、怀旧、胆小多疑、害怕变革、因循守旧的套中人形象。
　　蔡小萍，教师，现居江苏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