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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552年天主教士首次入华失败到1583年成功在肇庆建立第一间天主教堂，传教士近30年未能入内地传教，在这期间，传教士以澳门为据点，转变传教策略，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准备。最终，澳门成为天主教士向中国内地传教的跳板。基于此，本文分析了16至18世纪传教士在澳门向内陆之行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 16至18世纪 中西文化交流 传教士 澳门 准备工作
一
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士是耶稣会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52年抵达广东上川岛，试图进入内地传教。但因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未能找到机会进入内陆，终病故上川岛，中国内地之行未果。虽然沙勿略在中国内陆传教失败，但中国作为最大的非基督教帝国，全国统于一尊，它自然成为吸引反宗教改革宣传的一块磁石。
自1557年葡萄牙强占澳门后，澳门成为有限开放与闭关取向双向政策的交汇点，澳门的特殊地位和入华传教的失败使西方传教士在澳门修建修院。耶稣会最早建院，1563年，耶稣会“佩雷斯和特谢拉神甫及安德烈·平托修士来亚马港，企图入华，但因无法实现……决定在那里建一座住院”。［1］（P245）1576年，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澳门天主教教区正式成立，从此，西方传教士集散于澳门。接着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及多明我会相继在澳门修建修院。澳门成了他们进窥中国内地的窗口。
虽然教士们成功在澳门建立教院，但采用何种策略得以“撞开”内地的大门，他们仍迷茫不已。耶稣会远东教务巡视员亚历德罗·范礼安巡视澳门后，得出了结论：“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2］（P142）范礼安明白，空有一腔热情，却不懂中文，不了解华情，以及没有中国政府的特许，鲁莽地试图进入中国内陆，只能是一无所获。为此，耶稣会跨出了重大一步：让耶稣会士在澳门系统地学习汉语，了解华情，做足准备再入华。于是，一些有能力的神父像罗明坚、利玛窦等人被挑选出来。
二
罗明坚和利玛窦一到澳门就立即展开了对汉语的学习。范礼安高度重视他们的学习：“那里已经有两个神父学习这种语言，他们别的什么都不做。出于这个原因，我为他们安排了教师和一间和其他人稍稍分隔开的屋子，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3］（P62）
然而，学习官话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并非易事。澳门人外语程度普遍较低，能够找到懂外语，且能辅导他们学习正规通行的标准汉语的教师并不容易。此外，汉语自身的特殊性也成为他们学习的阻碍。罗明坚在有关的信中也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起初为我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我们的话（原文作葡萄牙语）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找到一位老师，只能藉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叫‘马’，其他类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国字，它并无字母可循。”［4］（P446）
同时，澳门也存在不利于他们学习官话的因素。澳门以广东、福建籍人士为主，官话在澳门并不流行，甚至一般的老百姓都不会写汉语。可见，这样的语言氛围不利于他们的学习。不仅如此，他们的生活也颇为艰难，利玛窦就写道：“神甫们无收入、无工资。靠葡萄牙人的施舍为生，常常挨饿。”［5］（P251）
尽管遇到诸多困难，西方传教士还是排除万难，通过高薪聘请中文老师，让高文化的澳门教徒教授等方式，努力学习汉语，研读中国书籍，了解华情，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做足准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汉语以官话为主，兼学方言，为日后在内地传教扫除了不少语言障碍。
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不仅学习传教所必须用到的官语，为了更好地与澳门、广东人相处交流，更有利于地“撞开”内陆大门，他们还学习闽粤语。这些会说汉语的传教士在日后的传教中不仅少了语言的障碍，而且受到了澳门乃至内地官员的好感。
2.重视中文写作，为教义传播突破地域界限。
罗明坚明白写作的意义：“为了学会语言，他首先必须学会读写中国的象形文字。”［6］（P143）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而且他们发现了书面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所有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头，而是靠文字书籍，而且读书人会更容易相信他们所读的东西，并且会把所读的东西讲给他的亲友听。中国人的读书习惯刺激着传教士学习写作。
另外，把教义变成书面语，还可以使传播突破地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利玛窦对其有足够的信心：“除了能用中文写作其本身就是一项不平常的成就外，任何以中文寫成的书籍都肯定可以进入全国的十五个省份而有所获益。”［7］（P146）因此，他们很强调学习汉语写作。
3.认真研读中国书籍，为走近中国文人圈子创设条件。
罗明坚曾在译员的陪同下，“用了很多时间攻读中国书籍”，［8］（P146）甚至“通宵钻研中国的典籍”。［9］（P145）他们经常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努力研读中国书籍。博览群书为传教士博得了好的声誉，为日后走近知识分子阶层创设条件。“他们因此而在中国人中间威望日增，中国人敬佩有学识的人，在神父们的传道和楷模的影响下，这种敬佩更增长了”。［10］（P513）
4.翻译西方宗教的经典成中文，让教义在中国更好地传播。
为了让西方宗教中国更好地传播，传教士把西方宗教的经典译成中文。1584年9月，利玛窦写道：“我们已印刷了中文《天主经》、《圣母经》和《天主十诫》，中国人看后都觉得很好，也很高兴地接受了。”［11］（P57）葡萄牙神父阳玛诺在17世纪初曾在澳门住了6年，后来他用汉文文言翻译了礼拜日和节日的福音书。1615年6月27日，保罗五世发布敕书，允许将《圣经》译成汉文。一系列的西书中译活动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西方宗教的传播。
5.学习之时，不忘寻找机会入华。
传教士在了解华情的同时，还时时不忘找机会与中国官员接触，比如跟着澳门的商人到内地去，“他特别留心的是，他或许可能遇到某一位官员，可以被劝说他在他那个省份内居住”。［12］（P145）同时，他们带着西方的珍奇，以讨好官员甚至皇帝。
就这样，在澳门做足了准备工作的传教士终于迎来了肇庆知府王泮的邀请。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熟悉中国风俗习惯的罗明坚、利玛窦用西方珍奇来满足王泮的贪欲。1582年两人被允许入居广东的肇庆城，并开始在内地传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目标终于达成了。
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明白，要想在中国内地成功传教，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风土人情的和平传教策略，即“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13］他们一再重申：“将此大业继续下去，要耐心，谨慎，特别尊重，不得狂热。”［14］（P145）由此可见，早在进入中国内陆之前，这些传教士就已经开始在这三方面做着准备工作。
三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播成果使耶稣会在内的天主教士认识到，在入华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遵循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路线和模式，才能完成在中国大陆的使命。于是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从欧洲来到澳门，在澳门接受短暂培训后，迅即分赴中国，其他各会纷纷效仿。
为了让传教士能够更加系统地学习华语，了解华情，1594年澳门开办了远东第一所专门培养去中国传教的西方高等学府——圣保禄修道院。在这里，汉语是一门必读课程。学生合格毕业后被授予学位，领取毕业证后才有资格入华传教。此外，学院还开设了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等学科，所以到中国传教者，不仅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受到中国官员的欢迎。而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从圣保禄修道院毕业到中国传教者就多达200余人。
1727年创办的圣若瑟修院也是早期澳门培训西方传教士的重要学校。这里同时教中文、英文和法文。西方传教士则在此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化。“不少在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曾在圣若瑟修院学习培训中文，如骆尼阁、孟振生、董文学、秦神父及苏神父等法国传教士”。［1５］尼阁的情况便有记载：“尼阁留澳两年，等待机会前赴湖广，在此时间学习华语、葡语。”［16］（P922）这说明圣若瑟修院也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学校，入华前的重要培训基地。
16至18世纪，西方传教士几乎都是在澳门学习一段时间后，做足准备后，再进入中国内地的。“据西方学者统计，1581至1740年间，有483名耶稣会士从澳门进入中国”。［17］（P172）据不完全统计，“1583-1805年，经澳门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多达467人，占这一时期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的80％以上”。［18］（P170）除了耶稣会外，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奥斯丁会均在澳门培训传教人才，而后进入中国等地传教。其中方济会以澳门为基地，从1672到1697年间先后向中国内地输送了30名传教士。［19］（P175—176、215—216）奥斯定会修道院从1681年开始派教士从澳门进内地，在肇庆建立传教点，到1701年，先后有15名奥斯定修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20］澳门继续成了培养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基地，他们为入华在澳门一直做着准备。
四
从上述分析可见，西方传教士的入华是有备而来的。入华前，有目的、有组织、有行动的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较为了解，故此，在传教的初期阶段能够有较多的收获。16到18世纪的中西文化得以交流，以及交流后的卓越成果，无疑是离不开传教士在澳门向内陆之行的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1］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粹（15—16世纪）［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龚缨晏.西方人东来之后［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M］.罗渔译.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年.转引自田茹.西方传教士与早期澳門汉语传播（16—19世纪）［D］.暨南大学，2010.
［5］同［1］.
［6］同［2］.
［7］同［2］.
［8］同［2］.
［9］同［2］.
［10］同［2］.
［11］［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M］.罗渔译.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年.转引自田茹.西方传教士与早期澳门汉语传播（16—19世纪）［D］.暨南大学，2010.
［12］同［2］.
［13］［法］伊萨贝尔·微席叶.耶稣会士书简的由来和现状.转引自中国史研究动态［J］，1980，（6）.
［14］同［1］.
［15］汤开建.明清之际澳门与中国内地天主教传播之关系.汉学研究［J］，（20，2）.
［16］［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17］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8］朱亚非.明清史论稿［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19］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 1732年）［D］.暨南大学，2004.
［20］汤开建等.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兴衰［J］.国际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9），转引自汤开建，田渝.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N］.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关键词： 16至18世纪 中西文化交流 传教士 澳门 准备工作
一
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士是耶稣会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52年抵达广东上川岛，试图进入内地传教。但因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未能找到机会进入内陆，终病故上川岛，中国内地之行未果。虽然沙勿略在中国内陆传教失败，但中国作为最大的非基督教帝国，全国统于一尊，它自然成为吸引反宗教改革宣传的一块磁石。
自1557年葡萄牙强占澳门后，澳门成为有限开放与闭关取向双向政策的交汇点，澳门的特殊地位和入华传教的失败使西方传教士在澳门修建修院。耶稣会最早建院，1563年，耶稣会“佩雷斯和特谢拉神甫及安德烈·平托修士来亚马港，企图入华，但因无法实现……决定在那里建一座住院”。［1］（P245）1576年，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澳门天主教教区正式成立，从此，西方传教士集散于澳门。接着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及多明我会相继在澳门修建修院。澳门成了他们进窥中国内地的窗口。
虽然教士们成功在澳门建立教院，但采用何种策略得以“撞开”内地的大门，他们仍迷茫不已。耶稣会远东教务巡视员亚历德罗·范礼安巡视澳门后，得出了结论：“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2］（P142）范礼安明白，空有一腔热情，却不懂中文，不了解华情，以及没有中国政府的特许，鲁莽地试图进入中国内陆，只能是一无所获。为此，耶稣会跨出了重大一步：让耶稣会士在澳门系统地学习汉语，了解华情，做足准备再入华。于是，一些有能力的神父像罗明坚、利玛窦等人被挑选出来。
二
罗明坚和利玛窦一到澳门就立即展开了对汉语的学习。范礼安高度重视他们的学习：“那里已经有两个神父学习这种语言，他们别的什么都不做。出于这个原因，我为他们安排了教师和一间和其他人稍稍分隔开的屋子，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3］（P62）
然而，学习官话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并非易事。澳门人外语程度普遍较低，能够找到懂外语，且能辅导他们学习正规通行的标准汉语的教师并不容易。此外，汉语自身的特殊性也成为他们学习的阻碍。罗明坚在有关的信中也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起初为我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我们的话（原文作葡萄牙语）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找到一位老师，只能藉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叫‘马’，其他类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国字，它并无字母可循。”［4］（P446）
同时，澳门也存在不利于他们学习官话的因素。澳门以广东、福建籍人士为主，官话在澳门并不流行，甚至一般的老百姓都不会写汉语。可见，这样的语言氛围不利于他们的学习。不仅如此，他们的生活也颇为艰难，利玛窦就写道：“神甫们无收入、无工资。靠葡萄牙人的施舍为生，常常挨饿。”［5］（P251）
尽管遇到诸多困难，西方传教士还是排除万难，通过高薪聘请中文老师，让高文化的澳门教徒教授等方式，努力学习汉语，研读中国书籍，了解华情，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做足准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汉语以官话为主，兼学方言，为日后在内地传教扫除了不少语言障碍。
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不仅学习传教所必须用到的官语，为了更好地与澳门、广东人相处交流，更有利于地“撞开”内陆大门，他们还学习闽粤语。这些会说汉语的传教士在日后的传教中不仅少了语言的障碍，而且受到了澳门乃至内地官员的好感。
2.重视中文写作，为教义传播突破地域界限。
罗明坚明白写作的意义：“为了学会语言，他首先必须学会读写中国的象形文字。”［6］（P143）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而且他们发现了书面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所有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头，而是靠文字书籍，而且读书人会更容易相信他们所读的东西，并且会把所读的东西讲给他的亲友听。中国人的读书习惯刺激着传教士学习写作。
另外，把教义变成书面语，还可以使传播突破地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利玛窦对其有足够的信心：“除了能用中文写作其本身就是一项不平常的成就外，任何以中文寫成的书籍都肯定可以进入全国的十五个省份而有所获益。”［7］（P146）因此，他们很强调学习汉语写作。
3.认真研读中国书籍，为走近中国文人圈子创设条件。
罗明坚曾在译员的陪同下，“用了很多时间攻读中国书籍”，［8］（P146）甚至“通宵钻研中国的典籍”。［9］（P145）他们经常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努力研读中国书籍。博览群书为传教士博得了好的声誉，为日后走近知识分子阶层创设条件。“他们因此而在中国人中间威望日增，中国人敬佩有学识的人，在神父们的传道和楷模的影响下，这种敬佩更增长了”。［10］（P513）
4.翻译西方宗教的经典成中文，让教义在中国更好地传播。
为了让西方宗教中国更好地传播，传教士把西方宗教的经典译成中文。1584年9月，利玛窦写道：“我们已印刷了中文《天主经》、《圣母经》和《天主十诫》，中国人看后都觉得很好，也很高兴地接受了。”［11］（P57）葡萄牙神父阳玛诺在17世纪初曾在澳门住了6年，后来他用汉文文言翻译了礼拜日和节日的福音书。1615年6月27日，保罗五世发布敕书，允许将《圣经》译成汉文。一系列的西书中译活动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西方宗教的传播。
5.学习之时，不忘寻找机会入华。
传教士在了解华情的同时，还时时不忘找机会与中国官员接触，比如跟着澳门的商人到内地去，“他特别留心的是，他或许可能遇到某一位官员，可以被劝说他在他那个省份内居住”。［12］（P145）同时，他们带着西方的珍奇，以讨好官员甚至皇帝。
就这样，在澳门做足了准备工作的传教士终于迎来了肇庆知府王泮的邀请。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熟悉中国风俗习惯的罗明坚、利玛窦用西方珍奇来满足王泮的贪欲。1582年两人被允许入居广东的肇庆城，并开始在内地传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目标终于达成了。
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明白，要想在中国内地成功传教，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风土人情的和平传教策略，即“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13］他们一再重申：“将此大业继续下去，要耐心，谨慎，特别尊重，不得狂热。”［14］（P145）由此可见，早在进入中国内陆之前，这些传教士就已经开始在这三方面做着准备工作。
三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播成果使耶稣会在内的天主教士认识到，在入华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遵循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路线和模式，才能完成在中国大陆的使命。于是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从欧洲来到澳门，在澳门接受短暂培训后，迅即分赴中国，其他各会纷纷效仿。
为了让传教士能够更加系统地学习华语，了解华情，1594年澳门开办了远东第一所专门培养去中国传教的西方高等学府——圣保禄修道院。在这里，汉语是一门必读课程。学生合格毕业后被授予学位，领取毕业证后才有资格入华传教。此外，学院还开设了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等学科，所以到中国传教者，不仅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受到中国官员的欢迎。而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从圣保禄修道院毕业到中国传教者就多达200余人。
1727年创办的圣若瑟修院也是早期澳门培训西方传教士的重要学校。这里同时教中文、英文和法文。西方传教士则在此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化。“不少在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曾在圣若瑟修院学习培训中文，如骆尼阁、孟振生、董文学、秦神父及苏神父等法国传教士”。［1５］尼阁的情况便有记载：“尼阁留澳两年，等待机会前赴湖广，在此时间学习华语、葡语。”［16］（P922）这说明圣若瑟修院也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学校，入华前的重要培训基地。
16至18世纪，西方传教士几乎都是在澳门学习一段时间后，做足准备后，再进入中国内地的。“据西方学者统计，1581至1740年间，有483名耶稣会士从澳门进入中国”。［17］（P172）据不完全统计，“1583-1805年，经澳门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多达467人，占这一时期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的80％以上”。［18］（P170）除了耶稣会外，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奥斯丁会均在澳门培训传教人才，而后进入中国等地传教。其中方济会以澳门为基地，从1672到1697年间先后向中国内地输送了30名传教士。［19］（P175—176、215—216）奥斯定会修道院从1681年开始派教士从澳门进内地，在肇庆建立传教点，到1701年，先后有15名奥斯定修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20］澳门继续成了培养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基地，他们为入华在澳门一直做着准备。
四
从上述分析可见，西方传教士的入华是有备而来的。入华前，有目的、有组织、有行动的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较为了解，故此，在传教的初期阶段能够有较多的收获。16到18世纪的中西文化得以交流，以及交流后的卓越成果，无疑是离不开传教士在澳门向内陆之行的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1］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粹（15—16世纪）［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龚缨晏.西方人东来之后［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M］.罗渔译.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年.转引自田茹.西方传教士与早期澳門汉语传播（16—19世纪）［D］.暨南大学，2010.
［5］同［1］.
［6］同［2］.
［7］同［2］.
［8］同［2］.
［9］同［2］.
［10］同［2］.
［11］［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M］.罗渔译.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年.转引自田茹.西方传教士与早期澳门汉语传播（16—19世纪）［D］.暨南大学，2010.
［12］同［2］.
［13］［法］伊萨贝尔·微席叶.耶稣会士书简的由来和现状.转引自中国史研究动态［J］，1980，（6）.
［14］同［1］.
［15］汤开建.明清之际澳门与中国内地天主教传播之关系.汉学研究［J］，（20，2）.
［16］［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17］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8］朱亚非.明清史论稿［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19］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 1732年）［D］.暨南大学，2004.
［20］汤开建等.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兴衰［J］.国际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9），转引自汤开建，田渝.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N］.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