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去看了Guinness的黑色大门，以及正中间漆成金色的竖琴徽标。门旁的黑色街灯柱，据说，和酒厂的历史一样长。酒厂实在是个有趣的地方。主馆建筑是早在1904年时便已建成了的，芝加哥学院派风格，现代又大气，是爱尔兰全境第一座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其实中国也有个类似的展览馆，乃是青岛啤酒厂附属的青岛啤酒博物馆，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制啤酒的过程却大体一致，连展览“万国啤酒”的陈列墙，给人的感觉也差不多。所以——若是因为种种原因去不了都柏林，到青岛去看看，也差不多能体味到那调调。
　　不过，细说起来，有两点却是即便去了青岛也体会不到的。第一是老式巨型蒸馏炉，整体由许多块铮亮的铜皮拼接而成，并用铆钉法固定。与青岛的黑色铸铁炉相比，Guinness的炉子更大一些。以四周大量蜿蜒密布的金属管道，还有炉面上漆得斑驳古旧的白色警示标志和英文字为背景，很容易营造出19世纪初时欧洲工厂中独具的蒸汽朋克氛围：新时代的蒸汽，糅合旧时代的虚构，亮得晃眼的黄铜色，以及怀古的心态。另一点则是更厚重的历史感，厚重到足以凸显浪漫主义的程度。展览馆第一个玻璃大厅的正中位置，嵌了一纸租约在地板里：酒厂创始人Arthur Guinness向Mark Rainsford爵士的后代们租下办酒厂所需的16000平方米土地，租金是每年45英镑。有趣的是租约时限：足足9000年。
　　“你知道这黑啤为什么这么黑么？”我依稀记起在去展览馆之前，一同在Lynams对街小酒馆里饮酒的大胡子酒客，举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酿酒用的大麦是特别烘烤过的。”专程研究过各国啤酒，这点常识性的东西，自然难不倒我。
　　“不，是因为都柏林的住民实在太多太密，酒厂被挤得照不进阳光。于是酿出来的酒，也就变成了这么个样子，哈！”
　　确实，爱尔兰的大部分民众都挤在首都：都柏林市所辖人口超过全部爱尔兰人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怎么想都不是件对劲的事儿，多少给人一种都柏林妇女统统酷爱生育的不当联想。哪次听新闻时无意得知，爱尔兰确实是全欧洲最乐意开枝散叶的国家：平均每个适龄妇女都会生下两个孩子，生育率长期居于欧洲首位。
　　2010年冬天，受邀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时，某位林姓先生没来由地给我讲了些关于爱尔兰人对待婚姻如何忠贞浪漫的逸事，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爱尔兰人领结婚证后便不许离婚；第二，婚姻是有期限的，结婚证可领一年期的，也可领一百年期，按婚期分为多档；第三，一年期结婚证需交纳2000镑的登记费，且证书厚如百科全书，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婚期内应遵守的条条款款，巨细无遗。与之相对应，一百年期登记费只要半镑，结婚证就一张纸，上面是市长亲笔写下的祝福语……浪漫得要死。
　　“看不出来呐，爱尔兰人竟是这样……”确实，凭以往几段对爱尔兰民众的贴身观察，丝毫看不出浪漫的迹象来：说是懒懒散散、缺乏外露的激情，倒恰当。但说浪漫，实在是……
　　“如此这般，我已选定了那边的研究所——对婚姻认真无匹，科研方面，自然也绝不会含糊。瞧瞧，不许离婚，实在是令人感到印象深刻。”
　　等到我弄清那“不许离婚”的浪漫，不过是子虚乌有的谣传时，林君驻扎都柏林某研究所也已有些时日了。《禁离婚法》确实有过，但早在1995年时，因为半数以上公民投票反对的缘故，该法律就已被废止掉了。当初立法的理由，也不是为浪漫着想：据说，1937年，因为纳粹势力在欧陆影响日重的缘故，爱尔兰修法时特地加上了“不许离婚”这一条款，一为削减机构、节省开销；二为促进生育，增加人口，为可能到来的长期战争预先做好准备。
　　“喏，就是这些务实到略微阴暗的理由，和浪漫沾不上边。离婚困难，没错儿，但也不是不行。结婚倒不难，无论一年还是一百年，登记费都是20欧元。”
　　因为过分着迷于生育率问题，以及两三天时间里集中喝了太多啤酒的缘故，导致我在游览并不怎么有趣的都柏林城堡和并不怎么宏伟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时，整个人都处于半走神的状态。到如今就算努力搜刮脑海中的记忆，对这两处不甚重要地标的印象也已模糊不清了。倒是在时觉得是走马观花的作家博物馆，现在想起还犹在眼前。
　　博物馆的收藏相当精彩，爱尔兰那如天空群星般闪耀的文学大师们的原作手稿、书信、珍贵历史照片等，均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叶芝、乔伊斯、萧伯纳、王尔德……除了没有谢默斯·希尼。这里是完全可被称为“爱尔兰文学史全方位立体教材”的地方（甚至乔伊斯的打字机、叶芝的头发和眼镜等不太相关的东西，也被拿过来做了展品）。对于藏书迷们而言，走上大阶梯后的图书馆，足可算是招惹妒意和感叹的马蜂巢：大师们的初版、签名版，种种同时代的评论、简报集，以及特别限定版的诸如王尔德、叶芝诗集等，大部分都是罕本、孤本，并且——绝不外借。
　　“对于患古书收藏癖如我的这类游客，看过后忿忿然想走又不舍的纠结心，不如被马蜂一针蜇死算了。”我向另一位也去过都柏林的朋友抱怨道。
　　“那地方？门票太贵，又小，除了书痴，谁去？或许你为此而错过了大饥荒纪念雕像群。走在那些形销骨立、面容如骷髅般的恐怖铜像之间——试着触碰，或者凝视他们的脸庞，无论是谁，都会有瞬时心悸的刺痛感。”
　　大饥荒铜像，我确实去看过，那处林荫道上空，确实有超越民族性、关乎人类种群层面的悲恸感盘旋。这一类型的表现力是十分了不起的，行走在柏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之间时，心里也涌起过类似的痛感。
　　“哎，爱尔兰的这部分，该是白色的了。”那是瞬时之间产生的、某种难以捕捉、描述的感触。不止都柏林，包括爱尔兰全境，对于游客们而言，应该都存在这种富于争议性的、情感与景点间共鸣的挑剔与甄选。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均是如此。有趣之处在于，或许因为是在爱尔兰，就格外造成一种“无所谓了”的态度。比如作家博物馆和旁边的芬勒特教堂，比如饥荒群像、休雷恩、闻名遐迩的各种剧场（包括大名鼎鼎的艾比剧院）、监狱博物馆、华丽大气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大主教图书馆或者国家图书馆……诸如此类，大概正因为居住在此的人们，性格里天生具有纯粹、飘渺、满不在乎的特点，才可以让乍一看来大不相同之物彼此交融。可不是么？同族漂泊在外的人群如此之多，狂欢节游行那般随便，美术馆里既有马奈也有弗朗西斯·培根，萧伯纳与王尔德，皆为大师。
　　之前一直认为，爱尔兰国旗的白色，不过夹在绿色象征的天主教徒，以及橙色代表的新教徒之间，象征两教派之间团结友爱、和平共处而已。此时想深一层，这白色更似凯尔特人素来博大随性的广阔胸襟——从接受教士帕特里克的雄辩开始，到Lynams酒店的前台女士，以及一路走来所遇到的、似乎总是抱持“异见”的有趣爱尔兰居民们……
　　如此看来，凯尔特民族，着实逍遥自在得太不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