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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来华留学生为例，通过调查统计与深度访谈，分析留学生的媒介使用与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将留学生的文化认同分为三个阶段：认知、行为与情感。在认知维度上，留学生对中国节日、习俗的知晓率呈现差异分布，媒介使用是主要影响变量；在行为参与和情感倾向维度上，性别、宗教、国籍等人口统計学变量上差异明显。研究还发现，使用手机可促进留学生对中国节日的认知广度，但作用仅限于“扩大知识面”，不能显著唤起情感认同，调动人际因素则可增强其对节日文化的认可与认同。
【关键词】在华留学生； 传统节日文化； 媒介使用； 文化认同； 跨文化传播
一、研究背景
加快傳播中国文化是加强我国国际文化传播能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①，是中国文化符号的本源。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中华文化国际化的关键。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文化视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②。文化的全球传播，依靠的是“人的旅行”，是主要以人的流动为载体的一种文化交流③，因此文化的传播必然伴随着人的流动。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旅游、留学、居住，这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
在来华群体中，留学生群体独具特色。首先，该群体规模庞大。最新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地区）的397635名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811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环比新增20581人（增幅5.46%）；④其次，来华留学生文化沉浸度高，一方面频繁往返于中外，另一方面长期沉浸于中国文化教育环境中，是来华人群中最易接近的部分。
因此，本文着眼于在华留学生，通过调查分析与深度访谈，探究其媒介使用和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状况，并试图挖掘变量间的关系，寻找提升留学生对中国本土节日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是人们了解他国文化的主要渠道。Coker & Williams等人将媒体视为“载体”，用以进行跨文化的接触。国内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验证，发现作为载体的媒介，会因为其不同的渠道特性影响到受众的文化认同。⑤
如何研究媒介使用情况？传播学领域中关于受众媒介使用的研究不乏经典。1985年，Rimmer & Weaver从三个维度测量受众媒介使用情况，即媒介选择问题（which channel）、频率测量问题（frequency）和“昨日问题”（yesterday question）。⑥考虑到设计的实用性，本研究中在具体题项设定时对此予以借鉴。在前人基础上，吴世文尝试发现不同的媒介类型和内容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其使用Likert五分量表，对接触的原因、渠道、类别与频率四个维度分别测量⑦，这种方法在本研究中也将予以采纳；大众媒体是媒介的一种，但两者不可画上等号，董青跳出了媒体视角的局限，进一步将媒介接触细分为“与物接触”和“与人接触”⑧，但遗憾的是，他忽视了对受众自身特征差异性的考虑。
要研究媒介使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文化认同，首先要解决“文化认同是什么”的问题。文化认同研究涵盖多门学科，国外有学者按照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将其区分为当地社会认同和原籍国认同（Sayegh & Lasry⑨，1993；Berry & Phinney，etc⑩，2006）；也有按照阶段性将文化认同分为：认知（awareness）、情感（emotional）、知觉（sensorial）、行为（behavioral），实际上我们很难严格区分“情感”与“知觉”的差别。因此，本研究将参照国内学者吴世文的划分规则，从三个不同层次，即“认知”“情感”和“行为”来看媒介如何影响受众的文化认同。
在具体题项设置上，本研究将结合既有思路，沿袭Likert五分量表，既从媒介的渠道选择和使用频率上考察留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又从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维度出发，兼顾考察留学生的文化认知与认同，并尝试探究两者之间的变量关系。
（二）研究角度
近年来，关于媒介与文化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流。在数据采集上，问卷调查法是最常用的手段（Dong Li，2015；吴世文，2014）。在测量指标上，学者们相继推出量表予以测量，如Phinney的MEIM量表和Umana &Taylor等人的EIS量表（Ethnic Identity Scale）。
考虑到研究的适应性，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并辅以深度访谈。
调查问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统计留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涉及性别、年龄、国籍、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汉语水平等；第二部分测量留学生的媒介使用，包括媒介的选择喜好、使用频率和通过媒介接触中国本土节日文化信息的频率。问卷中还设置了“昨日问题”（yesterday question）题项，用以检验受访者回应的可能偏离程度；第三部分则选取十个中国传统节日，并以春节为例，选取十种具体习俗，用以考察留学生对中国本土节日文化的实际认同（知）程度，其中包含两方面问题：（1）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与参与的程度，涵盖节日名称认知、民俗活动认知、习俗含义认知三个维度，从广度到深度依次递进予以考察；（2）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包含对在华过节的期待程度，中国节日有趣/有意义程度以及推荐意向程度。
（三）样本选择
本调查面向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留学生随机发放问卷。获取5所留学生公寓的住宿分配方案，并严格按照门牌号码随机抽样，考虑部分房间实际居住人数不同可能影响抽样的随机性，因此在实际抽样环节对偏差值统一做抛弃替代处理。
本次调查共发放131份问卷，收回123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 （四）数据处理
在数据处理时，对所有涉及“频率/程度”测量的题项均采用Likert 5分量表赋分，在测量受访学生的总体认知和情感倾向时，按需进行加权处理。
本调查全部问卷数据在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并利用SPSS分析软件（V20.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涵盖单变量描述统计、交叉分析、相关分析及推断统计。为增加数据的解释力，本研究在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留学生的深度访谈，通过随机抽样和判断抽样确定了30名受访者。
三、研究分析
（一）留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全部有效120份问卷中，男性53人，占44.2%；女性67人，占55.8%；年龄范围从17～34岁不等（均龄23岁）；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本科72人，占60%；硕士43人，占35.8%；博士5人，占4.2%。
来华时长：0-6个月有29人，占24.2%；7-12个月有31人，占25.8%；1-2年有38人，占31.7%；2-3年有8人，占6.7%；3年及以上有14人，占11.7%。
宗教信仰：49人有宗教信仰，占40.8%。其中，基督教信徒（20.8%）占比最高，其次为伊斯兰教8.3%，佛教、天主教和印度教均未超过5.0%，有0.8%的受访者因各种原因未说明所信仰宗教类型；被调查者国籍分布较广，根据大洲划分：亚洲57人（47.5%）、欧洲25人（20.8%）、美洲20人（16.7%）、大洋洲7人（5.8%）、非洲11人（9.2%）。
（二）媒介使用情况
1. 媒介选择：手机、电脑和书籍是留学生最常使用的三种媒介
为了解留学生的媒介偏好，问卷设置问题“请您依次选择出最常使用的三种媒介”。数据显示，第一名：对于65.0%的留学生而言，手机是最常使用的媒介，而电脑只占23.3%；第二名：电脑与手机的占比发生反转，分别为50.0%和25.0%，书籍仅占14.2%；第三名：47.5%的留学生选择了书籍，其次分别为电影（76.7%）和报纸/杂志（10.0%），电脑和手机在该题项的占比均未超过10.0%。
不难看出，留学生最常使用的三种媒介排序应当是手机、电脑和书籍。
2. 接触频率：留学生通过书籍接触中国节日信息频率高于手机
在受访者中，“phonolic”（手机依赖者）中有多少呢？数据显示，70.0%的留学生认为自己“经常/频繁使用手机”，這一数据亦能佐证上一题项的结论。
对于问题“你通过手机/书籍接触中国节日文化信息的频率是什么”，仅16.7%的留学生选择通过手机“经常或频繁地”接触节日信息，而书籍的这一分值为48.3%，可见书籍是留学生的优先选择，这或许与在校留学生多参与汉语教育学习有关；值得關注的是，仍有27.8%和20.8%的留学生通过手机/书籍“从未或偶尔接触”相关信息，未来可进一步扩大两个渠道的信息输送。
（三）节日文化认同情况
1.认知：认知广度差异分布，认知深度自我高估，总体认知不够。
广度上，四大传统节日认知度高，不同习俗认知差异明显。从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频率来看，率先进入留学生视野的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作为中国最为盛大的节日，在留学生群体中的知晓率也相应最高（95.0%），其次是中秋节（88.3%）、端午节（83.3%）和元宵节（70.8%）。“四大”之外的中国传统节日知晓率骤降，腊八和中元两个节日认知率均未超过二成，二月二的知晓率最低，仅占10.8%。
以认知度最高的春节为例，选取了十种春节习俗，从横向上考察留学生对于节日民俗的了解广度。数据显示，认知率前三名的民俗是：发红包（85.5%）、拜年（82.5%）和吃饺子（80.8%）。“发红包”作为中国节日文化独具特色的习俗，获得更多关注，近年来伴随网络红包的兴起，也有留学生参与其中，一名日裔留学生分享道：“不只是过年了（会收到红包），现在有微信，在日本我也教家人用微信发红包。”但所有习俗中，留学生对“祭祖先”的认知度最低，仅占15.8%，这一现象或与东西方在宗族结构和氏族认同上的巨大差异有关。
深度上，留学生对节日的理解程度浅，但对自我评价偏高。在问卷中设置问题“您是否了解‘春节贴对联’的习俗含义？”以考察留学生对节日习俗理解深度的自我评估。数据显示，高达79.2%的留学生认为自己“一般了解/非常了解”，仅占16.7%和4.2%的人认为自己“不了解或者非常不了解”。整体上，留学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对习俗有深入的理解。
为检验留学生实际认知程度，小组以“贴对联”和“放鞭炮”为例进行追问。访谈发现，留学生并不能正确给出两个习俗的符号意义，更多的是个人的主观解读，有留学生回答，“我觉得放鞭炮很好玩，中国人觉得声音大很热闹”“贴对联是为了美观”，可以看出，留学生的自我评价超出了实际的理解程度。
总体上，留学生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度不够。在传统节日名称了解上，近1/3的留学生（30.8%）“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仅约1/5的人（23.4%）表示“了解/非常了解”；在具体节日习俗了解上，近三成受访者（29.2%）表示“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不足1/3的人（30.9%）认为自己（非常）了解，了解程度一般的留学生仍占主流（40%）。
按照换算公式：节日总体认知=节日类别认知程度×0.4+具体习俗认知程度×0.6，最终得出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综合了解程度。数据显示，1/4的留学生（25.0%）“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近半数（47.5%）学生处于一般了解状态，而认为自己“非常了解”的学生比重尚不足5%。较之两个单项的原始值，综合值的两侧极端比重（“非常了解或非常不了解”）有所下降，但中间人群（“一般”）比重则进一步上升。
2.行为：留学生广泛参与节日活动，对节日信息主动获取。 留学生参与中国传统节日活动情况如何？100%的受访学生表示曾参与过节日庆祝活动，但若对参与形式作界定，划分为有实际行动的“行为参与”（如包饺子、赏月）和无实际行动的“氛围参与”（仅感受过外界节日氛围），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留学生的节日参与多属于后者，比如曾“收到祝福短信”等；80.0%的留学生会主动查询中国节日的相关资讯，一名英籍学生说，“我觉得参加这些传统节日活动，能够让我真正了解到一些文化”，从侧面反映出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有浓厚的参与兴趣和期待。
3. 情感：留学生期待过春节，节日意义属性高于趣味属性。
六成半留学生表示期待，不足一成态度消极。超半数的受访者（65%）希望能在中国境内过春节。其中，表示“非常期待”的占1/3，仅有不足一成的学生（8.3%）“不期待”，26.7%的人表示“一般期待”。导致学生“不期待”的原因很多，比如旅行计划“我和朋友寒假打算去马来西亚”、恋爱因素“我和女友在一起”，或生活因素“听说春节时北京变成空城，所以不是很期待”等。
留学生眼中的中国节日，意义属性高于趣味属性。留学生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具有趣味性。其中，超半数学生（56.7%）认为中国节日具有趣味性（“有趣/非常有趣”），这也多反映在参与具体活动如包饺子中，比如，“冬至时学院让我们一起包饺子，第一次，好玩儿也很好吃！”40%的学生则选择“一般”，仅3.3%的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留学生也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具有意义。其中，超过1/3的学生（35%）强烈认同（“非常有意义”），一名日裔学生说，“和中国一样，我们过新年也会全家团聚，这有意义。”多数受访者（75%）持肯定态度，认为“无意义”的学生仅占4.2%。
此外，从图形结构上亦不难看出，留学生眼中的中国节日其意义属性要高于趣味属性。换句话说，即留学生更注重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意义表达。
留學生对中国节日文化的“普遍好感”是否总能外化为行为呢？问题“您会不会向家人朋友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的设置可对此进行检验。数据显示，46.7%的受访者会向自己的亲友介绍中国传统节日，人群比重尚不足一半。
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如何？将受访者的参与期待、意义/趣味赋分以及传播意愿三类数据进行加权（原始题项分值相加的总和乘以0.25）发现，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倾向于肯定，64.2%的受访者表示“接受”，但仅9.2%的学生持“亲近”态度，留学生对中国节日文化的认同程度有待加深。
（四）人口统计学、媒介使用与节日认同
1.性別、洲际、宗教对节日认同的影响。
留学生对中国节日趣味/意义和总体认同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数据发现，在“趣味”题项上，欧洲学生居首（88.0%），依次是非洲（81.8%）、美洲（60.0%）、大洋洲（57.2%），亚洲分值最低（56.1%）；在“意义”题项上，大洋洲最高（85.7%），依次是亚洲（80.7%）、欧洲（80.0%）、非洲（72.7%）和美洲（50.0%）。总体上，“接受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非洲（90.9%）、大洋洲（85.7%）、欧洲（84.0%）、亚洲（66.7%）和美洲（65.0%）。
有趣的是，地理、文化上的接近并未直接转变为较高的趣味认同，某种程度上，相近文化甚至会起反向作用。对于部分亚洲留学生而言，由于文化上同根同源，使得对节日的新奇感降低，一名韩裔学生表示：“我们的风俗很多一样，所以不是很感兴趣。”但相比之下，亚裔学生更能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意涵。就接受度而言，非洲国家对文化的接受度更高，一名埃及学生说，“我的国家和中国有很多交流，政府资助我过来学习，我希望把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有趣的东西和家人分享。”这或许与两国之间频仍不断的文化、经贸交流等有关。
留学生对中国节日趣味/意义和总体认同上，是否存在宗教差异？
结论是肯定的。数据显示，不同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会对趣味/意义评估以及接受程度产生影响。其中，认为“有趣/非常有趣”的前三名为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印度教最低（33.3%）；在“有意义/非常有意义”选项上，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第一，其次为佛教（83.3%）。同样的，印度教的意义认同也最低（33.3%）；总体情感倾向上，受访的天主教徒均持正面态度，其次是基督教（84%）和佛教徒（83.3%）。
2.节日文化认知程度与手机接触频率正相关，与书籍无关。
本文试图探析不同媒介接触频率与节日文化了解程度之间的相关程度。发现，手机接触频率与文化了解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sig=0.047<0.05，相关系数为0.182 ），表明留学生们通过手机接触节日文化信息的频率越高，其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程度越高；但是，书籍接触频率与文化了解之间并无相关性（sig=0.174），表明通过书籍接触节日文化信息并不能增强其了解程度。
3. 媒介接触频率与节日文化情感认同无关。
考察留学生媒介接触频率与其对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手机（sig=0.959>0.05），书籍（sig=0.169>0.05），可见媒介接触频率与其情感倾向并不相关。换句话说，媒介接触越多，并不代表其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越强，然而在访谈中发现，人际接触和现实交往能增强留学生的情感倾向，一名英籍学生说，“中秋节晚上，我跟一些中国朋友用天文望远镜赏月了，还一起吃了月饼，很开心，我爱上了中秋节”。
综上所述，手机使用能增强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但在增强其情感认同上，人际接触和现实交往是有效途径。
四、观察与对策
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程度不高，但具有相近文化背景的亚裔学生认知率和情感倾向明显高于欧、美、非生源。从认知广度来看，尽管留学生对四大传统节日和重大节日习俗知晓率高，但不同节日、习俗的认知率呈显著的差异分布，“冷门”节日、习俗的认知率极低；从认知深度看，留学生倾向于过高估计自身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含义理解程度，认知准确度和深度不够。 在情感层面，近2/3的留学生期待参与中国节日活动，绝大多数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持“接受”态度。其中，认为中国节日有意义和有趣的学生分别占75.0%和56.7%，但是留学生的行为转化率不高，尽管女性、亚裔更倾向于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但总体人数仍未过半。
在媒介使用方面，学生最常接触的三种媒介依次为：手机、电脑和书籍，留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书籍阅读来获取中国节日文化资讯。节日文化认知上，手机媒介接触发挥了正向作用，但媒介接触并不能显著提升学生对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人际接触和现实交往在其中发挥着更重要作用。因此，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的结合是进行说服传播最为有效的途径，这与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有共通之處。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的具体分工并不相同，大众传播能有效地传递信息、扩大“知识面”，但人际传播在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更有成效。
關注来华留学生，探究其媒介使用与中国节日文化认同的关系，对于促进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寻求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为此，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对策一：建议提升小型节日的认知率，重视挖掘习俗的深层意涵
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认知率呈显著的差异分布，“只知一二”现象严重，诸如“腊八”“二月二”等“冷门”节日的了解程度极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应当兼顾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应出现个别节日、习俗的失衡传播，在文化推广过程中，文化传播者应充分挖掘节日的故事传说、风俗起源等文化内涵，激活 “冷门”节日习俗、庆典，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中国节日文化的深度传播。
对策二：建议考虑人口差异性，满足留学生节日情感的不同需求
不同性别、宗教信仰、国籍的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角度和参与动机不同。部分外国学生参与中国节日，重视中华文化体验和积累，也注重其社交功能，文化传播者应注意“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对不同背景的留学生的文化参与和文化理解都应给予充分尊重。
对策三：建议以节日体验为途径，促进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研究发现，调动人际因素或能增强中国传统节日的跨文化传播力。多数留学生乐于参加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因此要适当增加留学生的节日体验，通过授课、实践、参与等方式进行引导，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
对策四：建议使用新媒体扩大认知广度，通过人际传播深化认知深度
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影响着留学生对节日文化的认知广度。因此，文化传播者应充分利用学生常用的三大媒介载体（手机、电脑、书籍），改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输出内容的质与量，提高认知率；此外，也应注意到人际传播可以影响认知深度，因此，文化传播者应组织社交活动，鼓励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建立友谊交往，在人际互动中增强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认同。
【关键词】在华留学生； 传统节日文化； 媒介使用； 文化认同； 跨文化传播
一、研究背景
加快傳播中国文化是加强我国国际文化传播能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①，是中国文化符号的本源。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中华文化国际化的关键。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文化视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②。文化的全球传播，依靠的是“人的旅行”，是主要以人的流动为载体的一种文化交流③，因此文化的传播必然伴随着人的流动。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旅游、留学、居住，这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
在来华群体中，留学生群体独具特色。首先，该群体规模庞大。最新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地区）的397635名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811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环比新增20581人（增幅5.46%）；④其次，来华留学生文化沉浸度高，一方面频繁往返于中外，另一方面长期沉浸于中国文化教育环境中，是来华人群中最易接近的部分。
因此，本文着眼于在华留学生，通过调查分析与深度访谈，探究其媒介使用和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状况，并试图挖掘变量间的关系，寻找提升留学生对中国本土节日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是人们了解他国文化的主要渠道。Coker & Williams等人将媒体视为“载体”，用以进行跨文化的接触。国内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验证，发现作为载体的媒介，会因为其不同的渠道特性影响到受众的文化认同。⑤
如何研究媒介使用情况？传播学领域中关于受众媒介使用的研究不乏经典。1985年，Rimmer & Weaver从三个维度测量受众媒介使用情况，即媒介选择问题（which channel）、频率测量问题（frequency）和“昨日问题”（yesterday question）。⑥考虑到设计的实用性，本研究中在具体题项设定时对此予以借鉴。在前人基础上，吴世文尝试发现不同的媒介类型和内容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其使用Likert五分量表，对接触的原因、渠道、类别与频率四个维度分别测量⑦，这种方法在本研究中也将予以采纳；大众媒体是媒介的一种，但两者不可画上等号，董青跳出了媒体视角的局限，进一步将媒介接触细分为“与物接触”和“与人接触”⑧，但遗憾的是，他忽视了对受众自身特征差异性的考虑。
要研究媒介使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文化认同，首先要解决“文化认同是什么”的问题。文化认同研究涵盖多门学科，国外有学者按照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将其区分为当地社会认同和原籍国认同（Sayegh & Lasry⑨，1993；Berry & Phinney，etc⑩，2006）；也有按照阶段性将文化认同分为：认知（awareness）、情感（emotional）、知觉（sensorial）、行为（behavioral），实际上我们很难严格区分“情感”与“知觉”的差别。因此，本研究将参照国内学者吴世文的划分规则，从三个不同层次，即“认知”“情感”和“行为”来看媒介如何影响受众的文化认同。
在具体题项设置上，本研究将结合既有思路，沿袭Likert五分量表，既从媒介的渠道选择和使用频率上考察留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又从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维度出发，兼顾考察留学生的文化认知与认同，并尝试探究两者之间的变量关系。
（二）研究角度
近年来，关于媒介与文化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流。在数据采集上，问卷调查法是最常用的手段（Dong Li，2015；吴世文，2014）。在测量指标上，学者们相继推出量表予以测量，如Phinney的MEIM量表和Umana &Taylor等人的EIS量表（Ethnic Identity Scale）。
考虑到研究的适应性，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并辅以深度访谈。
调查问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统计留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涉及性别、年龄、国籍、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汉语水平等；第二部分测量留学生的媒介使用，包括媒介的选择喜好、使用频率和通过媒介接触中国本土节日文化信息的频率。问卷中还设置了“昨日问题”（yesterday question）题项，用以检验受访者回应的可能偏离程度；第三部分则选取十个中国传统节日，并以春节为例，选取十种具体习俗，用以考察留学生对中国本土节日文化的实际认同（知）程度，其中包含两方面问题：（1）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与参与的程度，涵盖节日名称认知、民俗活动认知、习俗含义认知三个维度，从广度到深度依次递进予以考察；（2）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包含对在华过节的期待程度，中国节日有趣/有意义程度以及推荐意向程度。
（三）样本选择
本调查面向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留学生随机发放问卷。获取5所留学生公寓的住宿分配方案，并严格按照门牌号码随机抽样，考虑部分房间实际居住人数不同可能影响抽样的随机性，因此在实际抽样环节对偏差值统一做抛弃替代处理。
本次调查共发放131份问卷，收回123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 （四）数据处理
在数据处理时，对所有涉及“频率/程度”测量的题项均采用Likert 5分量表赋分，在测量受访学生的总体认知和情感倾向时，按需进行加权处理。
本调查全部问卷数据在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并利用SPSS分析软件（V20.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涵盖单变量描述统计、交叉分析、相关分析及推断统计。为增加数据的解释力，本研究在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留学生的深度访谈，通过随机抽样和判断抽样确定了30名受访者。
三、研究分析
（一）留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全部有效120份问卷中，男性53人，占44.2%；女性67人，占55.8%；年龄范围从17～34岁不等（均龄23岁）；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本科72人，占60%；硕士43人，占35.8%；博士5人，占4.2%。
来华时长：0-6个月有29人，占24.2%；7-12个月有31人，占25.8%；1-2年有38人，占31.7%；2-3年有8人，占6.7%；3年及以上有14人，占11.7%。
宗教信仰：49人有宗教信仰，占40.8%。其中，基督教信徒（20.8%）占比最高，其次为伊斯兰教8.3%，佛教、天主教和印度教均未超过5.0%，有0.8%的受访者因各种原因未说明所信仰宗教类型；被调查者国籍分布较广，根据大洲划分：亚洲57人（47.5%）、欧洲25人（20.8%）、美洲20人（16.7%）、大洋洲7人（5.8%）、非洲11人（9.2%）。
（二）媒介使用情况
1. 媒介选择：手机、电脑和书籍是留学生最常使用的三种媒介
为了解留学生的媒介偏好，问卷设置问题“请您依次选择出最常使用的三种媒介”。数据显示，第一名：对于65.0%的留学生而言，手机是最常使用的媒介，而电脑只占23.3%；第二名：电脑与手机的占比发生反转，分别为50.0%和25.0%，书籍仅占14.2%；第三名：47.5%的留学生选择了书籍，其次分别为电影（76.7%）和报纸/杂志（10.0%），电脑和手机在该题项的占比均未超过10.0%。
不难看出，留学生最常使用的三种媒介排序应当是手机、电脑和书籍。
2. 接触频率：留学生通过书籍接触中国节日信息频率高于手机
在受访者中，“phonolic”（手机依赖者）中有多少呢？数据显示，70.0%的留学生认为自己“经常/频繁使用手机”，這一数据亦能佐证上一题项的结论。
对于问题“你通过手机/书籍接触中国节日文化信息的频率是什么”，仅16.7%的留学生选择通过手机“经常或频繁地”接触节日信息，而书籍的这一分值为48.3%，可见书籍是留学生的优先选择，这或许与在校留学生多参与汉语教育学习有关；值得關注的是，仍有27.8%和20.8%的留学生通过手机/书籍“从未或偶尔接触”相关信息，未来可进一步扩大两个渠道的信息输送。
（三）节日文化认同情况
1.认知：认知广度差异分布，认知深度自我高估，总体认知不够。
广度上，四大传统节日认知度高，不同习俗认知差异明显。从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频率来看，率先进入留学生视野的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作为中国最为盛大的节日，在留学生群体中的知晓率也相应最高（95.0%），其次是中秋节（88.3%）、端午节（83.3%）和元宵节（70.8%）。“四大”之外的中国传统节日知晓率骤降，腊八和中元两个节日认知率均未超过二成，二月二的知晓率最低，仅占10.8%。
以认知度最高的春节为例，选取了十种春节习俗，从横向上考察留学生对于节日民俗的了解广度。数据显示，认知率前三名的民俗是：发红包（85.5%）、拜年（82.5%）和吃饺子（80.8%）。“发红包”作为中国节日文化独具特色的习俗，获得更多关注，近年来伴随网络红包的兴起，也有留学生参与其中，一名日裔留学生分享道：“不只是过年了（会收到红包），现在有微信，在日本我也教家人用微信发红包。”但所有习俗中，留学生对“祭祖先”的认知度最低，仅占15.8%，这一现象或与东西方在宗族结构和氏族认同上的巨大差异有关。
深度上，留学生对节日的理解程度浅，但对自我评价偏高。在问卷中设置问题“您是否了解‘春节贴对联’的习俗含义？”以考察留学生对节日习俗理解深度的自我评估。数据显示，高达79.2%的留学生认为自己“一般了解/非常了解”，仅占16.7%和4.2%的人认为自己“不了解或者非常不了解”。整体上，留学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对习俗有深入的理解。
为检验留学生实际认知程度，小组以“贴对联”和“放鞭炮”为例进行追问。访谈发现，留学生并不能正确给出两个习俗的符号意义，更多的是个人的主观解读，有留学生回答，“我觉得放鞭炮很好玩，中国人觉得声音大很热闹”“贴对联是为了美观”，可以看出，留学生的自我评价超出了实际的理解程度。
总体上，留学生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度不够。在传统节日名称了解上，近1/3的留学生（30.8%）“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仅约1/5的人（23.4%）表示“了解/非常了解”；在具体节日习俗了解上，近三成受访者（29.2%）表示“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不足1/3的人（30.9%）认为自己（非常）了解，了解程度一般的留学生仍占主流（40%）。
按照换算公式：节日总体认知=节日类别认知程度×0.4+具体习俗认知程度×0.6，最终得出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综合了解程度。数据显示，1/4的留学生（25.0%）“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近半数（47.5%）学生处于一般了解状态，而认为自己“非常了解”的学生比重尚不足5%。较之两个单项的原始值，综合值的两侧极端比重（“非常了解或非常不了解”）有所下降，但中间人群（“一般”）比重则进一步上升。
2.行为：留学生广泛参与节日活动，对节日信息主动获取。 留学生参与中国传统节日活动情况如何？100%的受访学生表示曾参与过节日庆祝活动，但若对参与形式作界定，划分为有实际行动的“行为参与”（如包饺子、赏月）和无实际行动的“氛围参与”（仅感受过外界节日氛围），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留学生的节日参与多属于后者，比如曾“收到祝福短信”等；80.0%的留学生会主动查询中国节日的相关资讯，一名英籍学生说，“我觉得参加这些传统节日活动，能够让我真正了解到一些文化”，从侧面反映出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有浓厚的参与兴趣和期待。
3. 情感：留学生期待过春节，节日意义属性高于趣味属性。
六成半留学生表示期待，不足一成态度消极。超半数的受访者（65%）希望能在中国境内过春节。其中，表示“非常期待”的占1/3，仅有不足一成的学生（8.3%）“不期待”，26.7%的人表示“一般期待”。导致学生“不期待”的原因很多，比如旅行计划“我和朋友寒假打算去马来西亚”、恋爱因素“我和女友在一起”，或生活因素“听说春节时北京变成空城，所以不是很期待”等。
留学生眼中的中国节日，意义属性高于趣味属性。留学生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具有趣味性。其中，超半数学生（56.7%）认为中国节日具有趣味性（“有趣/非常有趣”），这也多反映在参与具体活动如包饺子中，比如，“冬至时学院让我们一起包饺子，第一次，好玩儿也很好吃！”40%的学生则选择“一般”，仅3.3%的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留学生也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具有意义。其中，超过1/3的学生（35%）强烈认同（“非常有意义”），一名日裔学生说，“和中国一样，我们过新年也会全家团聚，这有意义。”多数受访者（75%）持肯定态度，认为“无意义”的学生仅占4.2%。
此外，从图形结构上亦不难看出，留学生眼中的中国节日其意义属性要高于趣味属性。换句话说，即留学生更注重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意义表达。
留學生对中国节日文化的“普遍好感”是否总能外化为行为呢？问题“您会不会向家人朋友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的设置可对此进行检验。数据显示，46.7%的受访者会向自己的亲友介绍中国传统节日，人群比重尚不足一半。
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如何？将受访者的参与期待、意义/趣味赋分以及传播意愿三类数据进行加权（原始题项分值相加的总和乘以0.25）发现，受访者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倾向于肯定，64.2%的受访者表示“接受”，但仅9.2%的学生持“亲近”态度，留学生对中国节日文化的认同程度有待加深。
（四）人口统计学、媒介使用与节日认同
1.性別、洲际、宗教对节日认同的影响。
留学生对中国节日趣味/意义和总体认同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数据发现，在“趣味”题项上，欧洲学生居首（88.0%），依次是非洲（81.8%）、美洲（60.0%）、大洋洲（57.2%），亚洲分值最低（56.1%）；在“意义”题项上，大洋洲最高（85.7%），依次是亚洲（80.7%）、欧洲（80.0%）、非洲（72.7%）和美洲（50.0%）。总体上，“接受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非洲（90.9%）、大洋洲（85.7%）、欧洲（84.0%）、亚洲（66.7%）和美洲（65.0%）。
有趣的是，地理、文化上的接近并未直接转变为较高的趣味认同，某种程度上，相近文化甚至会起反向作用。对于部分亚洲留学生而言，由于文化上同根同源，使得对节日的新奇感降低，一名韩裔学生表示：“我们的风俗很多一样，所以不是很感兴趣。”但相比之下，亚裔学生更能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意涵。就接受度而言，非洲国家对文化的接受度更高，一名埃及学生说，“我的国家和中国有很多交流，政府资助我过来学习，我希望把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有趣的东西和家人分享。”这或许与两国之间频仍不断的文化、经贸交流等有关。
留学生对中国节日趣味/意义和总体认同上，是否存在宗教差异？
结论是肯定的。数据显示，不同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会对趣味/意义评估以及接受程度产生影响。其中，认为“有趣/非常有趣”的前三名为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印度教最低（33.3%）；在“有意义/非常有意义”选项上，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第一，其次为佛教（83.3%）。同样的，印度教的意义认同也最低（33.3%）；总体情感倾向上，受访的天主教徒均持正面态度，其次是基督教（84%）和佛教徒（83.3%）。
2.节日文化认知程度与手机接触频率正相关，与书籍无关。
本文试图探析不同媒介接触频率与节日文化了解程度之间的相关程度。发现，手机接触频率与文化了解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sig=0.047<0.05，相关系数为0.182 ），表明留学生们通过手机接触节日文化信息的频率越高，其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程度越高；但是，书籍接触频率与文化了解之间并无相关性（sig=0.174），表明通过书籍接触节日文化信息并不能增强其了解程度。
3. 媒介接触频率与节日文化情感认同无关。
考察留学生媒介接触频率与其对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手机（sig=0.959>0.05），书籍（sig=0.169>0.05），可见媒介接触频率与其情感倾向并不相关。换句话说，媒介接触越多，并不代表其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越强，然而在访谈中发现，人际接触和现实交往能增强留学生的情感倾向，一名英籍学生说，“中秋节晚上，我跟一些中国朋友用天文望远镜赏月了，还一起吃了月饼，很开心，我爱上了中秋节”。
综上所述，手机使用能增强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但在增强其情感认同上，人际接触和现实交往是有效途径。
四、观察与对策
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程度不高，但具有相近文化背景的亚裔学生认知率和情感倾向明显高于欧、美、非生源。从认知广度来看，尽管留学生对四大传统节日和重大节日习俗知晓率高，但不同节日、习俗的认知率呈显著的差异分布，“冷门”节日、习俗的认知率极低；从认知深度看，留学生倾向于过高估计自身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含义理解程度，认知准确度和深度不够。 在情感层面，近2/3的留学生期待参与中国节日活动，绝大多数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持“接受”态度。其中，认为中国节日有意义和有趣的学生分别占75.0%和56.7%，但是留学生的行为转化率不高，尽管女性、亚裔更倾向于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但总体人数仍未过半。
在媒介使用方面，学生最常接触的三种媒介依次为：手机、电脑和书籍，留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书籍阅读来获取中国节日文化资讯。节日文化认知上，手机媒介接触发挥了正向作用，但媒介接触并不能显著提升学生对节日文化的情感倾向，人际接触和现实交往在其中发挥着更重要作用。因此，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的结合是进行说服传播最为有效的途径，这与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有共通之處。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的具体分工并不相同，大众传播能有效地传递信息、扩大“知识面”，但人际传播在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更有成效。
關注来华留学生，探究其媒介使用与中国节日文化认同的关系，对于促进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寻求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为此，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对策一：建议提升小型节日的认知率，重视挖掘习俗的深层意涵
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认知率呈显著的差异分布，“只知一二”现象严重，诸如“腊八”“二月二”等“冷门”节日的了解程度极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应当兼顾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应出现个别节日、习俗的失衡传播，在文化推广过程中，文化传播者应充分挖掘节日的故事传说、风俗起源等文化内涵，激活 “冷门”节日习俗、庆典，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中国节日文化的深度传播。
对策二：建议考虑人口差异性，满足留学生节日情感的不同需求
不同性别、宗教信仰、国籍的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角度和参与动机不同。部分外国学生参与中国节日，重视中华文化体验和积累，也注重其社交功能，文化传播者应注意“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对不同背景的留学生的文化参与和文化理解都应给予充分尊重。
对策三：建议以节日体验为途径，促进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研究发现，调动人际因素或能增强中国传统节日的跨文化传播力。多数留学生乐于参加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因此要适当增加留学生的节日体验，通过授课、实践、参与等方式进行引导，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
对策四：建议使用新媒体扩大认知广度，通过人际传播深化认知深度
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影响着留学生对节日文化的认知广度。因此，文化传播者应充分利用学生常用的三大媒介载体（手机、电脑、书籍），改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输出内容的质与量，提高认知率；此外，也应注意到人际传播可以影响认知深度，因此，文化传播者应组织社交活动，鼓励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建立友谊交往，在人际互动中增强留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