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帙《无为教经》差点害死九个信佛的人

　　汪辉祖到平湖知县刘国煊幕府工作的第三个月，乍浦巡司称拿获邪教徒徐某等九人，说他们虽然在家拜佛，但在缴获的一箱经卷里面，有一帙《无为教经》。当时政府对邪教势力的打击十分严厉，徐某等人如果真是邪教徒，此案即属大案，可处以极刑。地方巡检捕获邪教徒，则可以得赏，不获则受参处。
　　汪辉祖打开箱子，仔细检查全部经卷，发现确有一帙《无为教经》，其余全是《金刚经》、《楞严经》、《观音阿弥陀心经》等佛经。
　　可是当他检查完全部经卷之后，却有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无为教”虽系邪教之名，但此帙《无为教经》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刻本，经文后面不仅隐约存有“万历十七年……历城……并妻王氏”等字样，而且已经虫蛀蠹蚀，残破不堪，前后文字既不连贯也不完整，显然不是徐某等人有意用来传播的，他因此怀疑这些人不是邪教徒。
　　汪辉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国煊，刘国煊亲自带人到九个人家中进行搜查，果然没有查到任何违禁物品。
　　为了慎重起见，汪辉祖又建议说：信奉邪教的人长期吃斋，不吃猪羊肉，这九人如果真是邪教徒，自然会遵守教规，不妨拿肉给他们试试。
　　试验结果是：这些人见菜里有肉，无不争着抢着吃，这就可以确认他们不是邪教徒。
　　既然如此，这帙《无为教经》又是怎么来的呢？经审讯才知道，箱子里的经卷都是从要饭的游僧手里买的，他们也不清楚其中还有违禁出版物。
　　真相大白后，汪辉祖便参照道教的私家拜斗例（拜斗是道教独有之科仪，为世人对星宿的崇拜而生的敬仰，与人的生死祸福有关——笔者注）拟写判稿：对九人分别责处;烧掉《无为教经》;《金刚经》等佛经则送给当地德藏寺收藏。

不可轻信别人整理好的口供材料

　　乾隆二十七年（1762）底，孝丰（今浙江省安吉）县民蒋某在运河中行船运货，被几个歹徒抢劫一空。
　　春节过后没几天，还沉浸在节日欢乐气氛中的汪辉祖突然接到县里通知，要他立刻赶回平湖上班。说是平湖有个叫盛大的人，年前突然从充军的地方逃了回来，他胆大包天，贼心不改，一到家就纠集数名同伙拦路抢劫，八名案犯全部抓获归案后，不仅对本案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且承认年前孝丰县的运河抢劫案也是盛大领头干的，希望汪辉祖尽快回来协助处理。
　　不费吹灰之力就破获了一起大案要案，对平湖知县刘国煊来说，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政绩，汪辉祖完全能够体会他此刻的心情，于是二话不说就告别家人，赶回平湖。
　　刘知县把汪辉祖迎进县衙后，水都来不及让他喝一口，就将前几次提审盛大一伙的口供记录交给他看。汪辉祖看过供词后，心情却很沉重，半丝高兴劲儿都没有。
　　供词如此完整、齐全，不能不让汪辉祖感到疑惑。他于是建议刘国煊不要急于定案，还要继续审讯。当天晚上，刘国煊重新提审盛大等人，汪辉祖坐在屏风后面凝神细听。刘国煊提问什么，八个犯罪嫌疑人就回答什么，没有犹豫，毫不躲闪，不仅口供熟练得如同背书，而且八人的供词没有半句不同。汪辉祖却更加怀疑其中有诈。
　　根据汪辉祖的要求，第二天晚上刘国煊不仅再次提审犯罪嫌疑人，而且对审讯方式做了调整和改变：这回不是集体提审，而是一个一个单独审问;问口供时，也不是按照前后次序甲乙丙丁顺着问，而是根据情节轻重，对不同人提出不同问题，要他们如实回答。汪辉祖仍旧躲在屏风后细听。不出所料，这回不仅有人认罪，有人否认，而且八个人中言语分歧很大，甚至有大呼冤枉者。汪辉祖见状，赶紧叫门子传话过去，要刘国煊暂停审讯。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原来他们都是盛大的铁哥们，对盛大历来惟命是从，马首是瞻，不管做什么都听他的。盛大从充军地潜逃回来后，纠集他们抢劫，弄点钱物过年，不料刚一作案就被一网打尽。盛大想，自己是逃军，再犯抢劫案必死无疑，多认一个死罪一样是死，就打肿脸充胖子，把孝丰那件大案一起揽了过来，并嘱咐死党统一口径，一起承认，不准翻供。
　　根据最终得到的审讯记录，汪辉祖草拟了判决意见上报，盛大等人分别被判处发遣边疆、充军和数额不等的有期徒刑。
　　两年之后，江苏元和县破获了一个案子，起赃时发现了孝丰抢劫案许多赃物，此案真正主犯终于落入法网。
　　为此，汪辉祖后来在《续佐治药言》里，特意写了“草供未可全信”一条。在这一条里，汪辉祖不仅强调刑名师爷要认真参与堂后“听审”，而且反复告诫主人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轻易用刑;审案时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有畏难情绪，更不能怕麻烦。只有这样，才能厘清案情真相，防止冤假错案产生，在工作中真正贯彻“慎刑恤罚”思想和原则。

官员政绩岂能大于人命

　　这几年汪辉祖在平湖佐幕，办案总为犯人着想，不仅得到幕主刘国煊高度信任，也让刘国煊的顶头上司、嘉兴知府邹应元十分欣赏。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邹应元见到刘国煊，就说：“君幕汪某所办案，必为犯人留余地。议论纯正，当有后禄。”
　　当年五月，邹应元来乍浦巡视工作时，又特意到平湖官署看望了汪辉祖。
　　六月，乍浦同知陈虞盛会同乍浦营参将汤云龙，声称抓获外洋渔匪。之后辗转株连，又捕获盗犯三十余人。以寄赃、买赃等罪名受到牵连的，又不下四十人。他们对嫌犯严刑拷打，记录口供，都以拿获洋匪（海盗）上报。上面将此案交给平湖县初审。
　　经反复审讯，汪辉祖发现，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叫林好的福建人曾经抢夺过财物，另有十六人或偷过鱼网或偷过鱼，其他都是屈打成招的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偷抢过东西，更不是什么外洋渔匪和汪洋大盗。汪辉祖于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办案，不附会同知和参将，建议只将林好和另外十六人继续关押，其余一律释放出狱。
　　汪辉祖将此案法律文书全部制作完毕后，回杭州参加当年的乡试。等他考完回到平湖上班，竟然发现事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参将汤云龙很想将此案办成大案，他和陈同知就好拿着擒获洋匪的功绩向朝廷邀功请赏，为此特意去谒见闽浙总督杨廷璋，故意夸大和吹嘘破获此案的重要性，偏听偏信的杨廷璋不作任何调查和核实，就发文诘问平湖知县刘国煊。 　　刘国煊确实是一个好官，他顶住压力，坚决支持汪辉祖的意见不变。
　　陈同知和汤参将又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对刘国煊施加影响和压力。刘国煊同样毫不退缩，结果大大得罪了这两个小人。在对刘国煊施加影响和压力的同时，陈同知和汤参将还暗中指使一些人诬陷汪辉祖，说他故意开脱嫌犯。看到刘知县的压力实在太大，不忍心看到他陷入更大的困境，汪辉祖于是向刘国煊辞职。但刘国煊坚决不同意。
　　不久，汤云龙身长毒疮死去，陈虞盛死了亲爹丁忧去职，刘国煊和汪辉祖的压力才有所减轻。
　　刘国煊敢于坚定支持汪辉祖的意见，当然主要是出于对汪辉祖的高度信任，但也与当时的浙江巡抚熊学鹏和按察使李治运的暗中支持分不开。当初，熊学鹏打算以拿获洋匪上奏，李治运及时提醒他：陈虞盛等人的说法绝对相信不得，应当按平湖县的审理意见结案，熊学鹏这才没有那样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汤云龙才越过府司和巡抚衙门，直接找闽浙总督进行干预。
　　作为闽浙总督，杨廷璋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心里当然很不高兴。就在他即将调任两广总督之时，又将此案上奏朝廷。朝廷下旨：命浙江、江苏两省巡抚会审此案。
　　一件小小的偷窃案，居然闹成惊天大案，说明当时的官场是多么复杂和可怕！
　　浙江按察使司将全部犯人押到杭州后，责令嘉兴知府邹应元审理此案。
　　邹应元起初也将此案定性为洋匪抢夺。刘国煊反复申辩，邹应元都不采纳;汪辉祖据理力争，邹应元仍然固执己见。他对汪辉祖说：“别的不说，仅以十五（十六）人在黄盘外洋合伙抢劫船主沈厶的三条渔船这一点，不是海盗行为又是什么？”（《元史本证》附录《汪龙庄行状》）
　　见邹应元仍然不可理喻，汪辉祖只好用事实说话。他举例说：“在一条只有五六丈宽的内河里，几条栓在东岸的船只，被强风吹断缆绳漂到西岸后，肯定会停得横七竖八、零乱不堪，绝对不会像原来停靠在东岸那样排列有序。何况黄盘为外洋，海水无涯无际，风浪又高又大，事主却报案说：他们三条船原本在一起捕鱼，被强风漂入黄盘洋面后，还是一条紧挨一条、整齐有序地停靠在一起，然后遭到几条海盗船的同时抢劫，这种说法能让人相信吗？”
　　邹应元这才恍然大悟。
　　他再诘问失窃船主沈厶，得到的答复是：三兄弟开始在一起捕鱼，后遇强风飘散，各不相顾，林好等十几个人是分散作案，各窃各船，他们既不是同谋，也不是合伙作案。
　　案情真相虽然大白，但两省巡抚坚持认为：洋匪必须严惩，当依强盗律定罪。
　　两省巡抚幕友见案情重大，关系到十多条人命，纷纷找借口离去。
　　出于对汪辉祖的高度欣赏和信任，邹应元不用自己的师爷，特请汪辉祖协助办理此案。汪辉祖连续奋战四天四夜，重新写出全部法律文书后，又反复修改十多次，才最终定稿：判处林好绞刑;其他犯人则分别判处流、徒、杖、笞等，受牵连者一概无罪。乾隆命下刑部核查，刑部报可。
　　在汪辉祖苦苦坚持下，十多条人命终于保住了。
　　（文中材料未注明出处者，均来源于汪辉祖的两部回忆录《病榻梦痕录》和《梦痕录余》，恕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