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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读书”似乎也有种种不同情形，有被动的，有的则出于自愿。无论是私塾或学校，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我是由大伯父(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开蒙的，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字课图说》，这是“看图识字”一类的识字课本，每半叶三个字，左图右文，编辑得很不错，图画得也好，恐怕比识字卡片的历史还要早得多。识得若干字以后就开始读《四书》。如此说来我最早读的应该是朱熹编辑的孔孟的教条。
父亲是学采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德国回来时，带回了两大箱德文书，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此外家里的中国书好象就只有《红楼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和一部《聊斋志异》，都是清末上海点石斋的本子，前面附有精致的插图的。不过除了《聊斋》以外，一律被父亲宣布为“禁书”，不许小孩接触。但禁令收效甚微，我总是有办法一一取出翻看。这总是在父亲上班的时候，坐在面向花园的楼下回廊里，可以放心地阅读。中午父亲回来吃饭，远远就能望见，这时只要随手把书向卷起的帘子里一塞，就平安无事，不露马脚，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这样说来，我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不过除了插图以外，正文却毫无兴趣。第一次记得读到“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就废然而止了。但《封神》就不同，那可有意思得多。土行孙真是值得羡慕的人物，他能一顿脚就从地面钻到地下，而且通行无阻，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但即使是土行孙也会碰上指地成钢法，真是值得遗憾的事。我的对《封神》发生兴趣，还因为当时正热心地收集着一种《封神》人物香烟画片。家里用的是“大联珠”香烟，每包附有一张彩色画片，一起大约有一百张。但收来收去只缺一张女娲。画片总是收不齐，小说也就反复地读下去了。
《聊斋志异》虽然不是“禁书”，但开始读它却在许久以后了。我觉得这是第一部使我获得阅读古文本领的最好的课本。我没有读过《古书疑义举例》、《助字辨略》……，更不必说高邮王氏的著作。古文的语法、句法，差不多都是从《聊斋》里猜出来的，而且以后读更古些的书困难也不多。当然，再古上去就不行了，还是得请教训访学家。
在南开中学，英文老师李林先生给我们读一种“直接法”的课本，而不采用流行的“纳氏文法”之类。在教学思想上恐怕就持着同样的意见。学生不必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只要直接接触作品从而“猜”出语法的规律来。我始终认为这方法是好的，和小儿学语一样，是从观察、实践中摸索出经验来。比先学教条，后付实践的方法好得多。但这也有缺点，如果请你走上讲台去作语法分析，就会束手无策，甚至连各种“词”的名称也说不出来，陷入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这就是我对语文学家一直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但只要不做语文教师，有这缺点也没有多大害处。
这种习惯的养成，对此后读书生活的影响是大的。没有系统的、扎实的基础训练，只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随宜吸取营养(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毒素)，这是走向“杂家”而不是培养专家的道路。
抗战开始，我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中考进了交通大学。为什么要考交大，动机自然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工业救国的思想。交大是重点大学，按我的数理成绩本是考不取的，但意外地沾了熟读《聊斋》的光，国文试卷中有一段无头无尾、无标点象“天书”一样的古文，给我读通、点断了。而当时唐文治先生正是交大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主张语文一科不及格的不得录取；相反，其他各科差一点却可以原谅。入学以后在大课堂中听过唐老先生讲授过半年古文，看他由人持着走上讲坛的情景使我肃然，因为那时他不但已是高龄，而且失明已久了。但他讲的古文却一句也听不进，记不住，至今想起还感到负疚。当时交大借了震旦大学上课，学校有一座漂亮的图书馆。我常常从这里借书来看，“四部丛刊”差不多大半都借来看过，当然并未每部仔细阅读，有的只是摩沙一下就归还了。但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大量版本书的样本，懂得了什么是黄跋、何校。记得还曾借阅过《王国维先生遗书》，当然读不懂，但有些是可以懂并喜欢的，就大段地抄了下来。现在手边还保留着当年抄下的一篇《清真先生遗事》。当然，对周美成发生兴趣，还是先读了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的关系。
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的插着新书，后来还引起了舍监的注意，被暗中检查并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买来的书不一定本本看过，即使看也不是从头到尾地通读。这毛病至今也依旧改不掉。我曾看到过吴翌凤的一方藏书印“枚庵流览所及”，觉得很满意，后来请王福厂照样刻了一方。我想我的买书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不过是买了来，翻一过，读读序跋，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讲了些什么事情，就放回书架上了，真是名符其实的“流览”。至于自己喜欢的，不只通读，有些篇多少次地反复诵读过的，也不是没有。鲁迅的《朝华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
“七·七“以后不久，陆续收集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小说月报》也搜齐了从沈雁冰接手改版直至终刊的全份。在三十年代后期，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只有阿英是例外。他的影响是大的，他的《夜航集》和《小说闲谈》……都不只是我的爱读书还是收书的指南。
投稿活动也从这时开始。对象是“孤岛”上《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掌篇小说”，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微型小说”那样的东西。创作的最初动机是模仿，我想这和小孩子的喜欢学大人说话行事很相近。当时十分佩服、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流派与新的风格，和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于是就努力模仿，不过终于学不象。还学过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结果当然是画虎不成。学识、眼光如此浅薄而幼稚，是学不成那样的风格与写法的。在外国作家中，则最佩服夏目漱石，特别是他的杰作《哥儿》。反复读了以后真是爱不释手，忍不住要来模仿一下。素材取自来上海后的一年中学生活。不知怎的，“红衬衫”那样的人物好象就在身边活动，闭起眼睛就在面前出现了。少少加以剪裁编织写成一篇中篇小说。离沪之前托朋友卖给了一家书店，后来不知道被怎样处理了。
来到重庆以后生活环境一直变迁无定，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净尽，接触古书的机会也更少了。但书还是读的，至今还留下了颇深刻印象的是下面两种书。
在扬子江畔的九龙坡上，学校图书馆里竟藏有一部“四库珍本”，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这书从不出借，但因遭到水湿，曾摊开在操场上晾晒。随手拾起一本，正是方回的《桐江续集》。方虚谷的《奎瀛律髓》在上海时曾得到过半部康熙刻的残本，读过一遍，很不喜欢，也并不清楚他的身世和言行。偶然遇到他的诗集，很有兴趣。觉得他的诗写得实在不坏。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着长江岸边烟雨凄迷中隐现的黄桷树，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接着就是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得书极为困难，但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昆明市上买到了几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的零本，其中收的大半是晚明野史，中间就有纪南明永历在云南、缅甸流亡与结末的故事。三百年后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重新走过这些地方，真使人感慨无端。这时写下的几篇“杂记”，如在昆明、贵阳所写，就有点近于历史笔记。尽力收罗可以到手的资料(当然收获是很可怜的)，并有意识地模仿着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中用过的方法，这样就逐渐疏远了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逐步接近了现实。虽然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
离开学校走入社会，给读书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过去只是读几本小书，现在是开始翻看一本更丰富多彩、无边无岸的大书了；过去的读书是漫无目标的，现在懂得为了工作、学习、写作而确定搜求与阅读的方向了。
这时候我开始成为一名记者。
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这恐怕要算作一条规律。记者中间可以有专业的分工，但不论分工如何细致，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其次还要求有广泛的知识。记者要接触社会上九流三教各色人物，没有够用的知识是不行的。过去我曾和一位老同行说笑话，判断一个记者是否合格，要看他与被访问者的谈话在一小时内是否露出了“马脚”。举例说，无论遇到国学大师、书画名宿、佛教居士、历史学者，……都能谈得入港，使对方觉得你是个水平线上的“通人”。这样才能引起对手的兴趣，打开他的心扉。不要一落坐就掏出笔记本来，最好是始终不用任何记录工具。谈话以闲谈的方式为好，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最好不是异峰突起似的提出，却融汇在漫谈之中，让对手在自由的谈话中生动、深刻地阐发自己的意见。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容易的事。工作会迫使你抓紧补充所缺乏的常识，就要读书；工作会不断扩展你的视野，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的，你的兴趣、爱好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在这基础上的学习、读书，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效果也必然完全两样。
记者需要同时担负采访与写作两种职能。除了新闻报导、通讯特写之外，还要写时评、短论，并学会出题作文，组织最合宜的作者心情舒畅地写出出色的文字来。
《红楼梦》写薛宝钗挖苦宝玉说，“宝兄弟整日价杂学旁收的”，就是在阐明“杂家”的涵义。这和“四库”分类里的“杂家”并不是一回事。
杂家和专家之间并不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杂家不仅可能化为专家，有时还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开辟出一种新的流派，在文字上创立一种新的风格。这是更为困难、更不易达到的境界。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杰出的人物总是会出现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而他的影响也不只数十年而已。他不只读的书多，知识广阔，尤重要的他有一双晶明澄澈的眼睛，能透过社会上、书本中纷纭复杂的事物，看出那底细来。他不是“书簏”，更不是“世故老人”。他的本领是从勤奋的学习和勇敢不懈的探索中逐步获得的。
只强调博与杂而忽略了深入的思索，那就只能走向反面，变成浅尝辄止的“半瓶醋”，和思想上的庸人。象《一捧雪》中的汤裱褙，贾府上的单聘仁、山子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来得一手，到头来只能是作“清客”的好材料，也即鲁迅所说的“帮闲”，对人民大众没有丝毫好处。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也日益感到这危险的严重。近来常常想，自己到底懂得些什么呢？真能有把握地自信头脑一直是保持着清醒的么？恐怕两种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可疑的。
喜欢买书，但并不本本细看。就象一个人有不少老朋友，但多半素昧平生，事实上就将和没有朋友一样。因而又时时有“悔之晚矣”之感。这当然是大可不必的。朋友总是越多越好，重要的是要努力去熟悉、了解，弄清其长处与缺点，并采取相应的态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的这两句话，看来在读书上也是适用的。
一九八四、二、二
父亲是学采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德国回来时，带回了两大箱德文书，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此外家里的中国书好象就只有《红楼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和一部《聊斋志异》，都是清末上海点石斋的本子，前面附有精致的插图的。不过除了《聊斋》以外，一律被父亲宣布为“禁书”，不许小孩接触。但禁令收效甚微，我总是有办法一一取出翻看。这总是在父亲上班的时候，坐在面向花园的楼下回廊里，可以放心地阅读。中午父亲回来吃饭，远远就能望见，这时只要随手把书向卷起的帘子里一塞，就平安无事，不露马脚，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这样说来，我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不过除了插图以外，正文却毫无兴趣。第一次记得读到“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就废然而止了。但《封神》就不同，那可有意思得多。土行孙真是值得羡慕的人物，他能一顿脚就从地面钻到地下，而且通行无阻，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但即使是土行孙也会碰上指地成钢法，真是值得遗憾的事。我的对《封神》发生兴趣，还因为当时正热心地收集着一种《封神》人物香烟画片。家里用的是“大联珠”香烟，每包附有一张彩色画片，一起大约有一百张。但收来收去只缺一张女娲。画片总是收不齐，小说也就反复地读下去了。
《聊斋志异》虽然不是“禁书”，但开始读它却在许久以后了。我觉得这是第一部使我获得阅读古文本领的最好的课本。我没有读过《古书疑义举例》、《助字辨略》……，更不必说高邮王氏的著作。古文的语法、句法，差不多都是从《聊斋》里猜出来的，而且以后读更古些的书困难也不多。当然，再古上去就不行了，还是得请教训访学家。
在南开中学，英文老师李林先生给我们读一种“直接法”的课本，而不采用流行的“纳氏文法”之类。在教学思想上恐怕就持着同样的意见。学生不必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只要直接接触作品从而“猜”出语法的规律来。我始终认为这方法是好的，和小儿学语一样，是从观察、实践中摸索出经验来。比先学教条，后付实践的方法好得多。但这也有缺点，如果请你走上讲台去作语法分析，就会束手无策，甚至连各种“词”的名称也说不出来，陷入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这就是我对语文学家一直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但只要不做语文教师，有这缺点也没有多大害处。
这种习惯的养成，对此后读书生活的影响是大的。没有系统的、扎实的基础训练，只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随宜吸取营养(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毒素)，这是走向“杂家”而不是培养专家的道路。
抗战开始，我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中考进了交通大学。为什么要考交大，动机自然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工业救国的思想。交大是重点大学，按我的数理成绩本是考不取的，但意外地沾了熟读《聊斋》的光，国文试卷中有一段无头无尾、无标点象“天书”一样的古文，给我读通、点断了。而当时唐文治先生正是交大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主张语文一科不及格的不得录取；相反，其他各科差一点却可以原谅。入学以后在大课堂中听过唐老先生讲授过半年古文，看他由人持着走上讲坛的情景使我肃然，因为那时他不但已是高龄，而且失明已久了。但他讲的古文却一句也听不进，记不住，至今想起还感到负疚。当时交大借了震旦大学上课，学校有一座漂亮的图书馆。我常常从这里借书来看，“四部丛刊”差不多大半都借来看过，当然并未每部仔细阅读，有的只是摩沙一下就归还了。但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大量版本书的样本，懂得了什么是黄跋、何校。记得还曾借阅过《王国维先生遗书》，当然读不懂，但有些是可以懂并喜欢的，就大段地抄了下来。现在手边还保留着当年抄下的一篇《清真先生遗事》。当然，对周美成发生兴趣，还是先读了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的关系。
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的插着新书，后来还引起了舍监的注意，被暗中检查并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买来的书不一定本本看过，即使看也不是从头到尾地通读。这毛病至今也依旧改不掉。我曾看到过吴翌凤的一方藏书印“枚庵流览所及”，觉得很满意，后来请王福厂照样刻了一方。我想我的买书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不过是买了来，翻一过，读读序跋，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讲了些什么事情，就放回书架上了，真是名符其实的“流览”。至于自己喜欢的，不只通读，有些篇多少次地反复诵读过的，也不是没有。鲁迅的《朝华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
“七·七“以后不久，陆续收集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小说月报》也搜齐了从沈雁冰接手改版直至终刊的全份。在三十年代后期，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只有阿英是例外。他的影响是大的，他的《夜航集》和《小说闲谈》……都不只是我的爱读书还是收书的指南。
投稿活动也从这时开始。对象是“孤岛”上《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掌篇小说”，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微型小说”那样的东西。创作的最初动机是模仿，我想这和小孩子的喜欢学大人说话行事很相近。当时十分佩服、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流派与新的风格，和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于是就努力模仿，不过终于学不象。还学过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结果当然是画虎不成。学识、眼光如此浅薄而幼稚，是学不成那样的风格与写法的。在外国作家中，则最佩服夏目漱石，特别是他的杰作《哥儿》。反复读了以后真是爱不释手，忍不住要来模仿一下。素材取自来上海后的一年中学生活。不知怎的，“红衬衫”那样的人物好象就在身边活动，闭起眼睛就在面前出现了。少少加以剪裁编织写成一篇中篇小说。离沪之前托朋友卖给了一家书店，后来不知道被怎样处理了。
来到重庆以后生活环境一直变迁无定，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净尽，接触古书的机会也更少了。但书还是读的，至今还留下了颇深刻印象的是下面两种书。
在扬子江畔的九龙坡上，学校图书馆里竟藏有一部“四库珍本”，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这书从不出借，但因遭到水湿，曾摊开在操场上晾晒。随手拾起一本，正是方回的《桐江续集》。方虚谷的《奎瀛律髓》在上海时曾得到过半部康熙刻的残本，读过一遍，很不喜欢，也并不清楚他的身世和言行。偶然遇到他的诗集，很有兴趣。觉得他的诗写得实在不坏。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着长江岸边烟雨凄迷中隐现的黄桷树，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接着就是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得书极为困难，但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昆明市上买到了几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的零本，其中收的大半是晚明野史，中间就有纪南明永历在云南、缅甸流亡与结末的故事。三百年后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重新走过这些地方，真使人感慨无端。这时写下的几篇“杂记”，如在昆明、贵阳所写，就有点近于历史笔记。尽力收罗可以到手的资料(当然收获是很可怜的)，并有意识地模仿着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中用过的方法，这样就逐渐疏远了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逐步接近了现实。虽然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
离开学校走入社会，给读书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过去只是读几本小书，现在是开始翻看一本更丰富多彩、无边无岸的大书了；过去的读书是漫无目标的，现在懂得为了工作、学习、写作而确定搜求与阅读的方向了。
这时候我开始成为一名记者。
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这恐怕要算作一条规律。记者中间可以有专业的分工，但不论分工如何细致，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其次还要求有广泛的知识。记者要接触社会上九流三教各色人物，没有够用的知识是不行的。过去我曾和一位老同行说笑话，判断一个记者是否合格，要看他与被访问者的谈话在一小时内是否露出了“马脚”。举例说，无论遇到国学大师、书画名宿、佛教居士、历史学者，……都能谈得入港，使对方觉得你是个水平线上的“通人”。这样才能引起对手的兴趣，打开他的心扉。不要一落坐就掏出笔记本来，最好是始终不用任何记录工具。谈话以闲谈的方式为好，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最好不是异峰突起似的提出，却融汇在漫谈之中，让对手在自由的谈话中生动、深刻地阐发自己的意见。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容易的事。工作会迫使你抓紧补充所缺乏的常识，就要读书；工作会不断扩展你的视野，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的，你的兴趣、爱好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在这基础上的学习、读书，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效果也必然完全两样。
记者需要同时担负采访与写作两种职能。除了新闻报导、通讯特写之外，还要写时评、短论，并学会出题作文，组织最合宜的作者心情舒畅地写出出色的文字来。
《红楼梦》写薛宝钗挖苦宝玉说，“宝兄弟整日价杂学旁收的”，就是在阐明“杂家”的涵义。这和“四库”分类里的“杂家”并不是一回事。
杂家和专家之间并不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杂家不仅可能化为专家，有时还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开辟出一种新的流派，在文字上创立一种新的风格。这是更为困难、更不易达到的境界。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杰出的人物总是会出现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而他的影响也不只数十年而已。他不只读的书多，知识广阔，尤重要的他有一双晶明澄澈的眼睛，能透过社会上、书本中纷纭复杂的事物，看出那底细来。他不是“书簏”，更不是“世故老人”。他的本领是从勤奋的学习和勇敢不懈的探索中逐步获得的。
只强调博与杂而忽略了深入的思索，那就只能走向反面，变成浅尝辄止的“半瓶醋”，和思想上的庸人。象《一捧雪》中的汤裱褙，贾府上的单聘仁、山子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来得一手，到头来只能是作“清客”的好材料，也即鲁迅所说的“帮闲”，对人民大众没有丝毫好处。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也日益感到这危险的严重。近来常常想，自己到底懂得些什么呢？真能有把握地自信头脑一直是保持着清醒的么？恐怕两种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可疑的。
喜欢买书，但并不本本细看。就象一个人有不少老朋友，但多半素昧平生，事实上就将和没有朋友一样。因而又时时有“悔之晚矣”之感。这当然是大可不必的。朋友总是越多越好，重要的是要努力去熟悉、了解，弄清其长处与缺点，并采取相应的态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的这两句话，看来在读书上也是适用的。
一九八四、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