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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当地时间8月2日17时,在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国际译联将2014年度“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了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这个每三年评选一次的业界最高奖项,曾颁发给英国人、美国人、挪威人、拉美人、澳大利亚人,现在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93岁的老先生没有去颁奖现场,而是选择以一封优雅的英文信书面答谢。在欧洲聚光灯闪耀的时刻,他仍坐在北大畅春园的斗室里,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我现在两个多月能翻译一本,计划五年完成莎翁全集”。
“这个译本我觉得能超过朱生豪的译本,为什么呢?因为朱生豪是30多岁翻译的,我的年龄是他的三倍啦,人生阅历已经大不相同。”许渊冲笑言。仍然是大嗓门、有冲劲、真性情,耄耋之年仍不改狂士之风。
“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
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上校率美国志愿空军来华支援。由于缺乏翻译,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男生被集体征调到了“飞虎队”。
在欢迎陈纳德的招待会上,一句“三民主义”让语言不通的宾主双方冷了场——没人知道该如何翻译。联大外文系的男生当时都坐在下面。人群中只见一个剑眉入鬓的青年举起了手,然后是中气十足的“大嗓门”: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用林肯的话解释孙中山的话,宾主恍然大悟。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总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嗓门大、很活跃、闲不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是他的同学、著名思想史专家何兆武的印象,而“有冲劲”是他的另一位同学杨振宁的评语。
他有个外号叫“许大炮”,总是心胸坦荡,口无遮拦。再有棱角的人到中年之后,都会被冷暖人情打磨得世故圆滑,可是直到现在,他的老同学提起他还是同样的评价,杨振宁甚至说,“我发现他像从前一样冲劲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话。”
他评论中西文化:“希腊罗马都是小国,美国历史不长,才两百多年。中国五千年文化要走出去。”
他评说国内翻译界的现状:“‘精通’至少是要出版两种文字的中外互译作品,这也就等于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他评点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
他评价自己法国留学的意义:“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20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
言下之意,深为中国翻译界捏一把汗。
《山西文学》主编、作家韩石山曾在某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他,题为《许渊冲的自负》。许渊冲也对答了一篇《是自负还是自信》,有理有节。投到同一报纸,对方却未予发表。老先生坦坦然地找到了韩石山,说“要不发在你们《山西文学》上吧?”对方也不是俗人,说,“好啊好啊。”于是成了朋友。许渊冲客厅里挂着“春江万里水云旷,秋草一溪文字香”的条幅,就是这位忘年交的墨宝。
“文革”时,“臭老九”们都站在烈日下挨批斗,别人心灰意冷,许渊冲边挨批边琢磨怎么把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自得其乐。他对翻译的要求很高,每句都得是妙语。原诗是有对仗、有双关,那么翻译也必定有对仗、有双关。
“山上山下,风卷红旗如画。”他译做Below/Below/The wind unrolls/Red flags like scrolls.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他译做The sky is high /The clouds are light/The wild geese flying south out of sight.
音美、意美、充满节奏感。
《为女兵题照》中有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他把“红装”译为“powder the face”(涂脂抹粉),把“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面对硝烟),恰好表现了“红”与“武”的对应和“装”的重复,滴水不漏,堪称妙绝。
结果这些好诗为许渊冲招来了“一百鞭子”,原因是“歪曲毛泽东思想,逃避阶级斗争”。一百鞭子是造反派用树枝打的,一下都不少,打得许渊冲坐都坐不下来。他的夫人照君女士只好找了个救生圈,吹足了气,给他当椅子。
“那还译不译?”
“译啊,当时只有毛泽东著作可以翻译,不但毛主席诗词,我连那些传抄的都翻译了。”
“挨打了还继续译呀?”
“唉呀,闲着更难受。”
“你几乎每天一个灵感”
1998年暮春,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来京演出,演奏了著名作曲家马勒的《大地之歌》。乐曲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名为《寒秋孤影》和《青春》,特意注明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而成的。
据报载,当时现场听众中不乏专家,都没有辨别出这两章到底来自哪首诗。其后各种文化类报纸都先后刊发了这两章德文还原成的中文,同时刊发的,还有李岚清副总理的指示:“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两首唐诗搞清楚。”
《大地之歌》中的唐诗,是先由法国女作家戈谢译成法文,编入《玉书》,再由德国作家哈依曼从法文转译成德文。现在又由德文译回中文,情境几多转换,文字扑朔迷离。《寒秋孤影》中“蓝色的秋雾弥漫在湖面上,青草叶上覆盖着严霜”,“我已困倦、灯已熄灭、诱我入眠”等句子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多方推测考据,被媒体喻为20世纪的“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遇到了许渊冲。
据《文汇读书周报》当时的报道,《寒秋孤影》作者的德文歌词署名是TschangTsi,“许君一看就说:‘这是张继。’”他随即找出戈谢的《玉书》进行中法文比照,再按照这位印象派女诗人惯用的“拆字法”逐一分析诗中句子,终于找到了这两个章节的原型——《寒秋孤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青春》是李白的《客中行》。 批评许渊冲自负的韩石山在同篇文章中提及此事,说,“这是要真功夫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许渊冲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既要工整押韵,又要境界全出,古典诗词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译后的英法韵文中也要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唯恐糟蹋中国文化的好东西。他的老同学杨振宁说,“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杜甫《登高》里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曾被著名诗人余光中看做无法翻译的诗句。“无边落木,‘木’后是‘萧萧’,是草字头,草也算木;不尽长江,‘江’后是‘滚滚’,也是三点水。这种字形,视觉上的冲击,无论你是怎样的翻译高手都没有办法的。”这句诗的翻译问题很典型,基本可以管窥在不同文化之间传达意境的难度。
余先生大概不知道,其时这句诗已经有“高手”翻译过了,而且还不止一个人。“萧萧下”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的,三个字被译成“shower by shower(一阵又一阵、纷纷洒落)”;而其余部分是他的学生许渊冲完成的,以“hour after hour(时时刻刻)”结尾,和卞译合辙押韵、珠联璧合。
无边落木萧萧下: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不尽长江滚滚来: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草字头”用重复sh(sheds,shower)的译法,“三点水”则用重复r(river,rolls)的译法。音义双绝,闻者称美。
翻译《西厢记》是个大工程。这部被金圣叹称为“天地妙文”的奇书包罗了中国式戏剧的各种特点:铺垫、曲笔、借代、隐喻,仅杂糅在其中的各种元代俚语就够让翻译家挠头了。简单一例,张生初见莺莺,便大喊了一声“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什么是“业冤”,怎么解“风流”,如何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读者读懂这些?
许渊冲的翻译是:Who is there if not the beauty who has sown love seed in my heart for five hundred long years!(那不是她么——五百年前在我心中播下爱情种子的美人。)
《借厢》一折中,张生描述莺莺相貌:“下面是翠裙鸳绣金莲小,上边是红袖鸾销玉笋长。”一句中两个借代——“金莲”和“玉笋”,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直译过去就会韵味尽失。许渊冲在英文中找到了同样有文化特色的词汇“lily-like(百合花般的)”来对应“金莲”,用“taper(逐渐尖细的)来描摹“玉笋”,真就以韵文译韵文,以特色对特色。
他对译文近乎苛刻的要求,同样体现在对目前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在《麦克白》第二幕的第三场,一位看门人半夜听到有人敲门,便以讽刺的意味说,原来是“English tailor(英国裁缝)”来“roast goose(烤鹅)”。字对字翻译出来,让汉语读者不知所云,于是此前卞之琳和朱生豪先生的译本都采取了“烤鹅”的引申义——“烧红烙铁(熨衣服)”,以便和裁缝的意向统一起来。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许渊冲说,“是偷情、打得火热,这个解释更幽默,更有讽刺意味。”在他的译本中,最终选择了用“偷鸡摸狗”来翻译“烤鹅”,“原来也考虑用‘偷香窃玉’,但太文了,不符合这一场的情景。更何况,鸡和狗的词汇在形式上也更接近‘鹅’。”点滴不漏地还原作品所呈现的社会文化情境,是许渊冲对翻译的一贯要求。
作为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迄今为止,许渊冲的著作已超过150本,涵盖了汉英、英汉、汉法、法汉四种类型。老同学杨振宁对他笑言,“你几乎每天一个灵感,我多年才有一个。”
“翻译改变世界”
事实上,30年来许渊冲面临的非议和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
和翻译家赵瑞蕻同译《红与黑》。赵翻译成“我喜欢树荫”,他翻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赞成“市长夫人去世了”的直白,他喜欢“魂归离恨天”的婉曲。
和另一位翻译家王佐良讨论瓦雷里的诗《风灵》。对这首形容灵感来无影去无踪的小诗,王佐良推崇的翻译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渊冲的翻译是“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他的看法是:“若用‘胸部’,既可指男也可指女,一点也不美。”
赵瑞蕻批评他:“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王佐良则认为“酥胸”的译法是鸳鸯蝴蝶派,是应该特别避免的。许渊冲则大声反驳:一切景语皆情语,要的是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
这些争论都围绕着翻译的“真”与“美”、“神似”与“形似”的问题展开,实际上已经触及中国翻译界的核心问题。在翻译理论上,许渊冲坚信自己的标准,认为文学翻译要传情达意,“达意”是求真,是低标准;“传情”是求美,是高标准。围绕着这个理论,他还分别与社科院的江枫教授、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进行过论战。 这几次论战都很“火爆”,有的甚至称得上“剑拔弩张”。据说,王佐良先生当时真的动了气,表示不再在刊载论战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是没过几年,两个翻译家在某讨论会上见面了,许渊冲没事人一般拿着自己的新书送他,请他斧正。王先生无奈地笑说,“你以后少批评我两句就行了。”
还有一种非议是针对他的性格的。他在回忆录中大大方方罗列出了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在《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人英译的《楚辞》,有的美国学者说是当算英美文学里的高峰;中国人英译的《西厢记》,有的英国出版社说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而这个中国人就是本书的英译者。”这些话完全不按中国式谦虚的套路出牌,难免让没接触过他本人的读者感觉“自大”。
当然也有很多读者喜欢这种“直性”:“自我彰扬比之窃窃自喜,更显光明啊。”
这只说中了一个方面。在交往中,我的感觉是,他真诚地认为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旗,每个人脚下都是通向世界的路途。他在“文革”中曾饱受苦难,但后来仍然庆幸自己没留在国外,因为“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
他的话题老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里面充满着对民族文化的骄傲:
“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世界独一。”
“我们中国人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现在文化上正处在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时期,不要妄自菲薄。”
也充满着对民族文化不能成为世界主流的焦虑:
“美国说我们没有民主,我说民主有两种。他们的民主重视‘民治’,我们的民主重视‘民享’,为什么说我们不民主?”
“在文化上外国人不理解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也理解错了外国人,我们现在要把真东西拿出来,纠正这两重错误。”
老同学何兆武谈起他这种“民族情怀”时说,“我们那一代人,曾面临过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个人理想总是和国家理想一致。”这大概是后来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完全理解的。
在“杰出文学翻译奖”的颁奖辞中,国际译联评奖委员会这样写道:“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他没有在柏林亲耳听到这句话,却与这句话心有戚戚,“中西方的思维习惯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但翻译改变世界”。